陈曙光：现代文明的西方逻辑与中国重撰——现代化的视角（上）

一、现代文明的西方逻辑在特定阶段具有强大统治力

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依靠理性对神学的批判和资本的强大驱动力，成功开创了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创立了现代性文明的西方形态，铸就了现代性的西方传统，为世界现代化事业树立了所谓西方标准。从那时开始，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4页），所谓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形成、演化及向世界扩展的过程。“现代化=西方化”“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便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强大统治力，这一惯性逻辑基本锁定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认知，同时也框定了人类通往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事业成为一个西方化、同质化的工程。

现代化是相似的，现代性的理论图景却是复杂的。自“康德拉开了现代的序幕”(哈贝马斯，第307页），西方现代性文明历经多重变奏，启蒙现代性的元叙事和规范价值，经典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膨胀与物化逻辑，利奥塔的“现代性终结论”，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未完成论”，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鼎盛现代性”，贝克的“自反性现代性”，拉图尔主张“我们从未现代过”等，现代性的内涵处在不断演化之中，变异的背后总是有一些不变的特质。

西方现代文明作为对前现代文明的反叛而出场。前现代性的首要价值是“神性”，现代性的出场动因是人对神的反动。在黑格尔看来，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性。前现代时期，人在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人类命运服从神定秩序的主宰。启蒙运动高举理性主义旗帜，强调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完成了“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批判。但同时，人又在非神圣形象中自我异化，人类命运掌握在作为“异己力量”的资本逻辑之中，人在回归尘世的途中再度失去了自己。现代性态度的基本纲领是“理性”和“自由”。康德和黑格尔初步建构了“现代性的逻辑”，这就是：理性构成知识和道德的基础，构成价值观念的来源，构成社会进步的动力；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合理性构成判定事物价值的标准。康德认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参见康德，第24页）黑格尔强调，“理性统治世界，世界历史因此就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黑格尔，第23页）理性至上的现代性逻辑，以理性的法庭代替宗教的法庭，“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3页）“理性”在世俗生活中不断膨胀，合理性在经济上表现为可计算性，在政治和管理上表现为科层化，在文化和信仰上表现为世俗化，在法律事务上表现为程序化，等等。合理性构成现代性的本质，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理性化的进程。但在韦伯看来，这一现代性逻辑是有问题的，“合理性”本身蕴藏着深刻的冲突与悖论，突出表现为实质合理性臣服于形式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优先于价值合理性。概言之，现代性的目标是建设合乎理性的现代社会，它总是“想要把生活合理化，结果到头来，生活中充满了更多的不合理性”。（卡洪，第294页）现代性造就了“祸福相依”的现代社会，造就了“诸神不和”的文明命运，但现代性本身仍然是难以绕开的方向。

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惯性主要源自于资本逻辑在世界历史中的绝对权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资本驱动的结果，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资本空间的全球扩张，在精神层面表现为“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孙周兴选编，第1019-1020页）西方现代文明是由资本驱动的现代性文明，资本逻辑构成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因而将西方现代性的恶果归结为理性原则是片面的，将现代性批判的矛头对准理性形而上学也是不够的。马克思意识到“资本逻辑”在其特定阶段上的绝对权力，他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7页）在西方，资本“是最高的善”，“是有形的神明”，“是真正的创造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2-363页），是支配一切社会关系的“世俗之神”，是主宰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是真正万能的主宰者。资本理性的魔力完全超出经济领域，成为对全部现代社会生活具有主宰性和价值规范力量的“社会理性”，正如法国学者罗桑瓦隆所言，“在现代社会，经济不再是囊括在社会之中，而是社会囊括在经济之中”。（罗桑瓦隆，第72-73页）资本摧毁了一切万里长城，摧毁了一切坚固的民族藩篱，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世界历史中来，“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为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资本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也在世界经济、政治、文明等场域建立起支配-从属关系——“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第405页）现代化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普遍命运，这就是世界历史的大逻辑，也是时代发展的强大惯性。三百多年来，在西方强大资本力量的驱动下，“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复杂建构过程简化为西方历史膨胀为世界历史的单线进化过程，西方现代文明扩张为人类文明的单向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的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是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正如亨廷顿所说，“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亨廷顿，第199页）从那时以来，“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成为世界历史的强大惯性和主导逻辑，西方现代文明的一般性膨胀为普世性，现代性术语的西方词汇放大为“终极词汇”，现代性建构的西方经验冒充为唯一方案，而西方现代性的代价则缩小为偶然性事件。

西方现代文明带来成功和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代价和退步。资本与理性的结盟“像魔法师一样”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创造了现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开启了人类历史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同时也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它把现代工人阶级变成“零星出卖的货物”，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将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8、34页）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实质是文明危机，现代性社会的模样与启蒙思想家的期望南辕北辙，“甜蜜理性”(sweet reason）的普及并未能创造出一个我们预期和控制的世界。（参见吉登斯，第133页）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费孝通，2005年）。西方现代性本质上是资本现代性，资本作为现代性的本质范畴，现代性作为资本本性的意识形态化，“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5-96页）。比如，西方在解放人的感性欲望的同时，导致人的物欲泛滥、精神世界的贫困、道德信仰的失落；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导致主体意识的变异、自我观念的膨胀、个体主义的放纵；促进人的发展的同时，导致人退化为“单面人”；提升人类中心地位的同时，导致自然的异化、生态的破坏、主体的僭越；高扬理性精神的同时，导致理性的片面化、万能化、独断化，导致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失落。这样的现代性，确实消解了作为“神圣形象”的异己力量对人类命运的主宰，但同时又制造出了新的异己力量，将人类命运置于“非神圣形象”的宰制之下；它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财富的扩张，但同时又滑向了GDP崇拜的发展误区，落入“高增长低发展”“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它确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捆绑在“进步强制”的逻辑之中，导致进步压倒正义、效率牺牲公平；它确实满足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但同时又导致消费的异化、消费主义泛滥、享乐主义横行，“用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的有节制的满足”(吉登斯，第122页）；它确实彰显了理性精神，高扬基础主义、中心主义、本质主义，但同时又编织了毫无个性的牢笼；它确实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同时又导致科技理性与科技伦理的背反，科学技术反噬文明、伤害人类；它确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但同时又导致了文明的同质化。当“经济理性”“市场理性”成为整个社会生活围绕旋转的轴心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必然面临被其“殖民化”而失去自主成长的空间。“市场理性”“资本理性”的魔力无边界地投射到全部社会生活并成为主宰性力量，其结果必将导致人与人的尖锐对立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意义世界和伦理世界的虚无化，最终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可见，西方现代性在肯定一种价值或目标的同时，忽视、否定另一种价值或目标，导致了与当初社会理想背道而驰的现代性后果，包括环境危机、价值危机、信仰危机、霸权主义等，恰如西方学者所言，“（西方）现代性整个就是一个怪物”（吉登斯，第122页）。沿着现代性的西方道路狂飙，必将通往人类的自我毁灭之路。这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所谓普世性，不得不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规避西方现代性弊端，不得不通过“有原则高度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为自己的现代化事业开辟道路。重撰现代文明，同时也就上升为人类命运自我救赎的重大原则问题。

二、重撰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自我救赎的重大原则问题

西方现代性理论假定，历史将朝向一个共同进步方向，世界将汇合为一个单一文明，人类将留下唯一的“西方”和唯一的人类（“西方人”）。然而，人类除了全面卷入西方现代性之流的强大漩涡中，真的无所作为了？“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同上，第624页），西方现代性原则不能变成抽象普遍性的公理，西方现代化理论也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7页），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西方现代性是“过渡文明”而非文明的终极样态，是“创造性破坏”的文明形态，它必将耗尽自己走向未来、拥抱理想的全部潜能和力量，以致于不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不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终将无法突破资本的历史性限度而窒息于自身的重重危机之中。西方现代性之殇促使我们在反思现代化历史中创造现代化新历史，在反思现代性文明中创造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当今世界仍处于现代性之中。现代性在特定阶段具有绝对力量，任何国家如果想保留球籍、跟上时代，就不得不卷入其中，服从现代性逻辑的统治，承受现代性的正负效应。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决定了中国“必须绝对现代”(兰波语）！“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大格局，决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不可避免地“西方化”，受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支配。费孝通先生早就指出，“我们的‘现代化’与我们的国家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着密切的联系。”(费孝通，2000年）近代以来，洋务自强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运动相继展开，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本质都属于“现代化在中国”；同时这几次运动的相继失败，也就宣布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失败。西方现代性终结了民族历史，开辟出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也不可逆转地进入了由现代性支配的世界历史之中，由东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问题只是在于，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大统治力和全球西方化的强大惯性，中国为什么还要特立独行、另辟蹊径，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为什么不能沿袭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文明，为什么不能“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页），通过走西方道路来占有现代化成果，乃至迈进世界现代化的第一方阵？中国为什么能够摆脱西方现代性逻辑的支配，实现中华民族的自我救赎？归根结底，皆因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样本，有自己独特的国运、国情、文脉。

其一，统一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这是中国特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体现的文化关系”(费孝通，2000年），彰显我们拥有超越西方所谓“民族”本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构成中国人民共享的民族符号，中华儿女构成亿万同胞共同的身份标识，中华文明构成黎民百姓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西方所谓“民族国家”难以想象的。正如中华民族概念的首倡者梁启超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这种民族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梁启超，第31-32页）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华民族无疑是其中最独特而又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民族之一，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典型样本。数千年来，王朝总是在历史的激流勇进中兴衰沉浮、嬗变更替，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概念始终是以彰显超越性生命特征而连贯存在，王朝可能倾覆，但“中国”“中华民族”始终不会终结。

在中华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和大一统观念已经深深熔铸在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沉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鲜明底色，彰显出超越时空的高度稳定性。正是这种“多元一体”民族整体意识的推动护航与延续发展，中华民族才能在千年历史纵深中历经沧桑而锐气不减，千锤百炼而斗志更坚，这在世界民族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多元一体的结构、大一统观念、天下意识，决定了建基于单一民族国家之上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并不适合中国的民族实际。近代以来，面对国土分崩离析、政治一盘散沙的状况，为了捍卫五十六个民族多元一体结构和大一统格局，以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文明显然水土不服，建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政治力量成为现实需要。

其二，文明型国家。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进化，文渊文脉赓续不止，文化基因绵历不衰，文明内核和精神家园独树一帜，不同宗教和谐共生，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别具风采，这是中国特色。中华文明是以华人或华夏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是以儒家文明为主体、以精神文明为内核、涵盖物质文明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中华文明的特质、基因与众不同，一元多支一体的文化结构，“天下文明”的宏大范式，绵历不衰的文明历史，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敬天法祖、诚信仁爱、和合大同等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长存于世的根本之道，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决定了以资本为中心、以个体为本位、与宗教伦理和基督教精神相匹配的西方现代性完全不适合中国。相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契合性，建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文明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艾思奇指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艾思奇全书》第2卷，第682页）这颗“种子”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底层群众、农民起义所憧憬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追求的理想社会具有同构性。比如秦末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的政治纲领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其政治口号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其政治主张是“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起义，其政治纲领是“等贵贱，均田免粮”；晚清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打出的革命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等等。这些政治旗号与马克思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不平等，建立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新社会相契合。毛泽东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从这一点来看，历代农民革命斗争“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4-145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来到中国后，中国底层群众、知识分子并没有陌生感、距离感、抗拒感，而是似曾相识的亲切感，热烈欢迎他。“马克思”也没有辜负人民的期待，中国底层百姓千百年来“等贵贱”“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终于在20世纪“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的革命运动中成为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习近平，2020年）因此，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不可能走上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不会全盘接受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文明，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其三，超大型国家。中国的“超大型”特征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超大国土幅员、超长历史纵深、超大人口规模、超复杂社会结构、超多元风俗习惯、超厚重民族文化、超繁复语言文字，这一国情塑造了中华民族包容性的民族性格、中庸辩证的整体思维、集体优先的价值观念、和合天下的博大胸怀，这也决定了奉行中心主义立场、排他性观念、二元对立思维以及原子个体主义精神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并不适合中国的土壤。此外，跌宕起伏的国运也对现代文明的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历史上，封建中国曾长期位居世界之巅，引领人类文明成长和思想进步，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国家。近代以降国运衰败，中华民族从世界顶峰跌落至地球边缘地带，落后于时代，沦落为任凭西方列强肆意蹂躏践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受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沉沦，亿万国人对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有着深刻的记忆，对民族自立自强有着深切的渴望，对民族复兴有着强烈的期待，对西方文明的排他性、侵略性以及中西文明的差异性有着清醒的认知，这是中国特色。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救亡图存，重整河山，显然具有侵略性、进攻性的西方现代性文明是不适合的。

正是这些特色，注定我们必须重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无论是坚守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还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都不是中国通往现代化的方案。置身现代化洪流和历史巨变之中、创造了“两大奇迹”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揭示其中蕴藏的现代性密码，有能力生产出替代性的概念、理论和思想架构，有能力在吸纳中西方文明精华之后开启更为壮丽的现代化前景，有能力发现一个和欧洲现代性原理对应的中国现代化原理，有能力在规避西方现代性之殇的基础上开辟更为健康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撰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

“变异”是“存在”的真理，“过程”是“事物”的真理。作为现代历史的实践筹划，现代性没有终结，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展开、不断变异、不断重构、不断改写的过程。落后国家的现代化不存在可以沿袭的“现代性公理”，不得不诉诸“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如何创造具有中国特色、指引中国走向富强的现代化新道路，如何书写具有东方气质、大国气象、天下情怀、中国特点的现代文明形态，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现代化百年探索的基本结论，也是中国在反复试错基础上形成的伟大认识成果和实践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习近平，2021年，第13页）现代化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西方现代化道路并没有结束人类对现代化的探索，西方现代性文明并不构成历史的终结。自晚清以来，中国多次遭遇现代性，多次尝试在现代性的旗帜下摧毁我们过去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全部或某一部分。但现代性对于古老中国而言实在太过新潮，包含着太多的分裂与抗争、含混与痛楚、激情与失望，一路走来并非坦途。无论师夷长技、实业救国的现代化之路，中体西用、以器卫道的现代化之路，制度牵引、政体复制的现代化之路，还是文化改造、全盘西化的现代化之路，无非都是“现代化在中国”而非“中国式现代化”。如果说中国早期的现代性游走于西方的传统之中，是“没有中国”的现代性，那么1949年之后新中国一步步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赋予了“中国之骨”，在扬弃西方传统的途中再铸现代性传统，中国自身成为现代性的一个肯定陈述。中国走上自主现代化之路以来，已经由“现代化的迟到国”跃升为“世界现代化的增长级”，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充分证明，现代性这个“怪物是可以驯服的”(吉登斯，第122页），中国以其具有原则高度的历史性实践超越西方现代性，重撰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

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其理论构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中国为对象，致力于建设现代中国为旨归的新文明。具体包括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新形态、政治文明新形态、精神文明新形态、社会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新形态，这是主体内容。二是以世界为对象，致力于构建美好世界为旨归的新文明。具体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新型国际关系等。中国维度和世界维度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人类新文明的完整图景。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2022年b，第22页）一样，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既体现了现代化一般，没有绕开现代文明发展大道；又注入了中国个性，没有变成西方现代性的另一个他者。中国创造的现代文明，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不仅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也关乎全球的现代化议程，关乎世界精神成长和人类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