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一年的初春。不知道什么缘由，五位当时名声很响亮的作家联袂到了成都，四川省文联组织了一次他们和文学爱好者见面的座谈会，我有个同学的舅舅在文联工作，我们几个文学青年因而就有了参加座谈会并且亲承謦欬的机会。
五位作家是林斤澜、汪曾祺、刘心武、孔捷生和何士光。从人员组成看，这似乎是个师出无名的杂牌军队伍：无论从哪个标准说，这五位都没什么共同之处。林斤澜和汪曾祺属于老派文人，他们的文字和他们在座谈会上的谈吐一样，慢条斯理，不温不火，时有妙句隽语闪现，于优容平和中，传达了一种“四面湖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般的悲天悯人情怀。刘兴武到底是中学老师出身，说出话来四平八稳，疾徐有致，声调和语气都没什么可挑剔的，但也仅限于此了，他的发言实在很难发现有什么打动人心的闪光处。最不讨巧的是孔捷生。这位以《《大林莽》、《在小河那边》、《南方的岸》等短篇小说领一时风骚的“伤痕文学”领军人物，竟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在座谈会上，他的话不多，不过虚应故事而已，更多的时候，他只是不停的打量着参加座谈会的人们，藏在近视眼镜后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那目光几乎近于粗鲁和无礼，让人很不舒服。何士光则是最招人喜爱的。他虽然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怎么也该算是个文化人儿，但由于在贵州的山乡里摸爬滚打了一二十年，他身上满是山乡人的质朴与木讷。轮到他说话时，在大家的掌声中他站了起来，满脸的谦恭，以及以一文坛新手却和另几位并列而难以掩饰的惶恐；并且他的站起来后就不肯坐下去，就那么站着说了一二十分钟。现在的人大概很少有知道何士光的了。一九八零年，他敏锐地注意到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精神面貌的改变的社会变化，以一篇《乡场上》在文坛异军突起，成为一匹不折不扣的黑马。因为《乡场上》恰好适合了当时解放思想、希冀生产制度的改变最终会引发生产力关系的改变这一历史潮流，小说后来还被《红旗》杂志转载，成为这份理论刊物几十年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转载的文艺作品，一时备极尊荣。
一晃眼，这次座谈会差不多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五位作家中，林、汪二位已经作古，他们那种旧式文人似的文风趋于式微。刘心武似乎已经不写小说，转而搞什么《红楼梦》研究，但他的研究错讹百出，被业内人批为三脚猫。他的淡出文坛，我以为用“江郎才尽”去解释都不大合适，他当日的暴得大名，实在是因缘际会，和那个以短篇小说《伤痕》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大名、并且因而开创了以该小说命名的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流派的卢新华一样，刘心武不过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舞台上罢了。孔捷生“六四”后流落海外，成为民运一份子，未闻有什么新作品问世。九十年代初中期，他曾竭力为艾蓓的《叫父亲太沉重》宣传造势，我读到他的相关文章后，第一反应竟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里那句经典台词：“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了？” 何士光后来还写过《种包谷的老人》、《远行》等等，虽说也都得过全国短篇小说的大奖，但无论是艺术性和影响力，到底都远不如他那篇借以成名的《乡场上》了。刘心武、孔捷生和何士光的文学经历似乎在揭示和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当文学作品有意或无意地承载了太多社会的、政治的和道义的负担，它的生命力就终究是有限的。 
座谈会后，我们还请这五位作家分别在我们的学生证上签下大名，可惜时日迁延，那学生证早已不知了去向，随之失去的，还有那一段青葱的岁月。

贴主:沙喉咙于2021_09_05 14:27:5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