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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优的独特性

送交者: 若谷[♀☆若谷☆♀] 于 2021-02-21 12:34 已读 17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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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与亚当·里夫金见面时,我请求他给我介绍他的人际网络中最有趣的人。“我最喜欢的一个人,”他回答说,“是亚当·里夫金。”

他说的并不是他自己。亚当·里夫金与另一个名叫亚当·里夫金的人建立起了深厚的联系,这位里夫金是一位好莱坞编剧、导演、制片人和演员,在诸如《摇滚城市底特律》(Detroit Rock City)、《希曼》(He-Man)这样的电影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避免混淆,我将他称为好莱坞亚当,而将他令人喜爱的同伴称为熊猫亚当。

1992年,好莱坞亚当刚刚开始他的事业,而熊猫亚当也搬到了洛杉矶,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人们和好莱坞亚当联络时,可能会意外地拨打熊猫亚当的电话。熊猫亚当希望联系上好莱坞亚当来澄清这种混乱,于是将自己的电话号码放到了网上。在3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给他打电话。1996年,好莱坞亚当在纽约时,一位朋友向他展示了熊猫亚当的网站。“我对于互联网一无所知,他创造的东西让我印象深刻。我也有好几次被误认成他,所以我立刻给他打了电话。”

此时是东岸的早晨,西岸则处在黎明过后。电话铃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熊猫亚当。

熊猫亚当(迷迷糊糊地):“喂?”

好莱坞亚当:“亚当·里夫金,我是亚当·里夫金。”

熊猫亚当:“这个电话我等了一辈子。”

从表面上看,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在他俩所知的范围内,他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熊猫亚当在纽约长大,好莱坞亚当则在芝加哥长大。熊猫亚当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好莱坞亚当则在电影行业工作。但是,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立刻感到了一种联结。“好莱坞亚当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熊猫亚当说,“他在好莱坞的事业和我在硅谷的相似之处比我想象得还要多。任何时候,如果有人问我有没有认识好莱坞的人,我通常会首先找到他。好莱坞亚当为了帮助我认识的人,做了无数次引荐。许多在好莱坞的人都是自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好莱坞亚当却和蔼可亲。我们有着相同的人生哲学。”

“熊猫亚当是一个很棒的家伙,”好莱坞亚当说,“我们有着相似的幽默感。我们彼此帮助,从不计较。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想过要求回报,我们只是在帮忙。”熊猫亚当向好莱坞亚当介绍了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当好莱坞亚当为Showtime频道制作了一部名为《张望》(Look)的电视剧时,熊猫亚当邀请他来到加州北部,在YouTube和推特上试播。为什么这两位亚当对于彼此有如此强烈的认同感?

如果你认为这是姓名相同的结果,有数据表明你是正确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布雷特·佩勒姆(Brett Pelham)是布法罗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注意到,我们似乎更喜欢那些与自己有关的人物、地点和物品。因为我们如此强烈地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我们可能会被那些让我们想起自己名字的重大决定所吸引。为了说明这一点,佩勒姆和同事开展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充满争议的研究。

在5项不同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人们更可能生活在与他们的名字相同的地方。在一项研究中,佩勒姆的团队在美国最大的40个城市中进行了检索,查询了前100个头3个字母与城市名相同的常用名。接下来,他们调查了这些名字在不同年龄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结果显示,名叫杰克(Jack)的人与名叫菲利普(Philip)的人相比,尽管他们名字的普遍程度相同,但前者生活在杰克韦尔(Jackville)的可能性是后者的4倍(“菲利普”们则更倾向于搬到费城(Philadelphia),他们在那里的人数超过了“杰克”们)。而且,这些地名不是因为他们来命名的,只是人们更有可能搬到与自己的名字类似的地方,如“佐治亚”(Georgia)搬到佐治亚州的概率是随机水平的两倍)。

对于职业来说也是如此。1990年,丹尼斯(Dennis)在美国男性常用名中排名第40位,杰里(Jerry)排在第39位,沃尔特(Walter)则排名第41位。

在美国有270位名叫杰里的牙医。

在美国有257位名叫沃尔特的牙医。

猜一猜有多少位名叫丹尼斯的牙医?

从统计上讲,这个数字应该在257~270之间。

实际数字是482位。

如果你的名字是丹尼斯,与同样普遍的杰里和沃尔特相比,你成为牙医的概率会提高一倍。其他的研究表明,姓劳耶(Lawyer)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律师(lawyer)而非医生(doctor),比偶然概率提高了44%;对于姓道克特(Doctor)的人来说情况则正好相反,他们有38%的可能性成为医生。在与我们建立起联系的产品和人方面,这种吸引力也同样存在。佩勒姆和同事发现,人们更喜欢带有自己名字字母的巧克力、饼干和茶叶,并且更喜欢拥有相同首字母的潜在约会对象,即使他们坚持说这种相似性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喜好。此外,研究证据显示,相似性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帮助对象。研究者杰夫·加拉克(Jeff Galak)、德博拉·斯莫尔(Deborah Small)和安德鲁·史蒂芬(Andrew Stephen)研究了在线小额贷款机构Kiva.org上超过23000名借款人收到的超过289000笔贷款。这是一家小额贷款网站,人们可以给出最低25美元的贷款,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脱离贫困,创立企业。人们更愿意借钱给那些与自己的名字首字母或是职业相同的人。

看起来,自我相似性可以促进吸引,当人们遇到能让他们联想到自己的人时,热情、友善和心态开放的程度都会提高一些。这就是两位亚当·里夫金首次见面时的情况。他们因为一种表面的相似性而相遇,这让他们有机会基于真正的相似性建立起联系并开始相互帮助。

但是,两位亚当·里夫金之间的联结不只限于相同的名字。为了说明这一点,想象一下你与一位大学生一起参加了一项研究。研究的目的据说是考察指纹和性格之间的关系,于是研究者提取了你们的指纹。你们都填写了一份性格问卷。准备离开的时候,大学生从背包里抽出了一张纸,说:“我选修的英语课要求我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帮我批改论文。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读一下这份8页纸的论文,帮我写一页的评语,说明我的论述是否有说服力,以及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需要在明天这个时候之前获得反馈。”你愿意帮助她吗?

你属于心理学家杰里·伯格(Jerry Burger)开展的一项研究的对照组,在你这组里有48%的人愿意帮忙。在另一组里,研究人员引导受试者相信,他们与做出请求的大学生存在一些共同之处。在填写问卷之后,研究者看了一下指纹评测表,评论说,“很有意思,你们两个人都有E型指纹。”

现在,你是不是更愿意提供帮助?

这取决于相似性是如何表述的。在一半的情况下,研究者提到,E型指纹是非常普遍的,大约80%的人都有这类指纹。在另一半情况下,研究者提到,E型指纹非常稀有,只有2%的人拥有这类指纹。

当相似性非常常见时,55%的受试者提供了帮助——比对照组高不了多少。但是当相似性非常稀有时,82%的受试者提供了帮助。并不是任何相似性都会驱使人们成为付出者,只有非同寻常的相似性才有这样的效果。在佩勒姆的研究中,姓名相似性会影响到我们在哪里生活、选择什么职业,以及与谁结婚,但是这些效应在那些名字少见的人身上,要比在名字常见的人身上更强。我们被那些与自己有着非同寻常相似性的人、地点和产品所吸引。这正是两位亚当·里夫金首次见面时的感受。亚当·里夫金是一个稀有的名字,这种非同寻常的相似性可能促进了吸引的过程。确实,佩勒姆的研究显示,你的名字越独特,你就越会认同与你名字相同的地点。

为了解释为什么非同寻常的相似性有这种影响力,心理学家玛丽莲·布鲁尔(Marilynn Brewer)提出了一套有影响力的理论。一方面,我们想要融入人群,我们寻求关系、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包容感,以及与他人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又想要与众不同,我们寻求独特性、区别性和个体性。当我们在社会中探索时,这两种动机经常会发生冲突。我们对于一个团体的归属感越强,失去独特性的风险就越大。我们越是努力地将自己与别人区别开,失去归属感的风险就越大。

我们如何能调和这种矛盾?解决方案就是,既追求一致,同时保留差异。布鲁尔将这种原则称为最优的独特性(optimal distinctive):我们寻找融入的方法,同时保持与众不同。要想追求最优的独特性,普遍的方法就是加入一个独特的群体。加入一个拥有共同兴趣、身份认同、目标、价值、技能、性格或经验的团体给了我们一种联系感和归属感。与此同时,加入一个与其他群体明显不同的群体,也可以给我们一种独特感。研究显示,人们对于那些享有独特相似点的人和群体,有着更强烈的认同感。越罕见的群体、价值观、兴趣、技能或经历,其联结的形成就越容易。此外,研究还表明,人们在提供最优相似性的群体中更加快乐,这可以同时给他们一种包容感和独特感。正是这些群体,让我们感到最骄傲,感受到了最多的凝聚力和价值。

Freecycle最初通过它对于环境保护的强调,提供了一种最优独特性的感觉。它的核心目标与大部分回收运动不同:不是将旧材料重新加工成新材料,而是让成员找到接受者。他们需要的物品不能被重新回收利用,所以没法送到垃圾场。这个共同的目标在Freecycle社区中创造了一种共享的身份认同感,在多元的意识形态中建立了一种联系感。在图森,最初的一批Freecycle志愿者中包括一位对于环境可持续发展充满热情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以及一位想要赋予人民权利,而非依赖于政府支持的自由主义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员数量不断增长,并且变得更加多元化,每个Freecycle社区都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调整付出的形式。例如,在纽约,一个本地团体养成了一个习惯,关闭某个城市街区,举行Freecycle馈赠活动。

通过培养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并提供独特的自我表达机会,Freecycle得以组建起一种基于广义互惠的付出系统:你向社区里的其他人提供帮助,你知道社区中的某些人也会为你付出。但是,怀尔的团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这样的系统依赖于达到一个“收益交换的关键数量”,这“可以创造出对于群体的积极情绪,这种情绪促使人们继续做出贡献”。换句话说,人们只有在得到了足够的好处,感到全体在帮助他们后,才会对一个广义付出群体产生认同。对于Freecycle来说,这不是必然的结果,如果网站中的付出者被搭便车的获取者淹没,整个网站就不可能成功运行。那么,Freecycle是怎样积累起最初的关键数量的付出,并阻止搭便车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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