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佑福】“科玄论战”与人生观问题的百年寻思（2）

作者简介：姜佑福（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在这些参战“选手”的论辩中，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核心观点主要包括以下九种。（1）任永叔区分了“人生观的科学”与“科学的人生观”概念，认为用科学方法分析人生观问题并不直接等同于建立起了“科学的人生观”。他承认科学确有其“限界”，但同时认为人生观中也确有“一大部分或全部分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变更或解决”。（参见任永叔，第160—161页）（2）梁启超认为，人生是人类从“心物”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人生观则是“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科学是“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的学问，但“应用科学改变出来的物质或建设出来的机关”只能叫作“科学的结果”，而不等于“科学”本身（参见梁启超，第173—174页）；人生问题的绝大部分（“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可以”而且“必要”（或者说“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而还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亦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则是“绝对的超科学”。（参见同上，第179页）（3）林宰平认为丁文江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却把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撇在了一边，是偏离正题（参见林宰平，第202页），并认为倘若像丁文江那样坚持“科学方法”的运用就是“科学”本身的话，那必然导致“科学”一词的滥用（参见同上，第205—208页），而实际上“科学的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与“人生是否完全为科学所支配”是两回事。他的结论是“相信科学”有益于人生观，但反对“人生为科学所支配”。（参见同上，第233页）（4）唐钺针对梁启超关于情感是“绝对的超科学”的观点，认为“爱”和“美”等“情感”的事项，就其“本身”或“所与性”（Givenness）而言是“不可分析也是不必分析”的，需要分析而且可以分析的是“所与”（Datum）与“所与”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情感经验也并非是超科学的。（参见唐钺，1980年b，第387页）（5）瞿菊农对张君劢批评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的观点表达了支持和呼应，认为“现代的悲哀，人生的烦闷，文化的停滞都是由西方文艺复兴的两种精神所酿成”（瞿菊农，第337页），这两种精神便是“个人主义和机械主义”（同上，第338页）。这两种精神既造就了西方现代文明，同时也使人们“为物界所限”（同上，第349页）。（6）王星拱认为人生观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命之观念”，二是“生活之态度”；“依科学去解释生命问题”，可以叫作“人生之科学观”；而“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作“科学的人生观”。（参见王星拱，第395页）他的结论是，“科学是凭藉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同上，第408页）。（7）范寿康认为，人生观是“关于人生的现实及理想两方面的见解”（范寿康，第459页）。关于现实方面，所得到的是“必然的法则”；关于理想方面，所得到的是“当然的法则”，正好与广义的科学相对应。因为，所谓广义的科学包含“说明科学及规范科学两种”，“说明科学”就是研究“必然的法则”的科学，“规范科学”就是研究“当然的法则”的科学。（参见同上，第463页）由于人生观更注重理想的方面，所以“人生观大体就是伦理规范的全部”（同上，第468页），其“形式方面是超科学的”，即先天的形式由主观的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的；其“内容方面却是科学的”，即后天的内容应由科学的方法探讨而定。（参见同上，第471页）（8）针对范寿康的观点，唐钺另撰了一篇回应文章，认为人生观虽然包括“直觉的部分”（即范寿康所谓“义务意识”）（参见唐钺，1980年a，第482页），但由于“这部分是不发生问题的，是无所用其解决的”，因此“人生观只是内容的伦理规范的问题，而不是形式的规范的问题”，“人生观不是由直觉而得，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参见同上，第483页）（9）吴稚晖撰写了一篇六万余字的长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表达了对“科学万能”的信仰，并因其旗帜鲜明地反传统、反迷信，得到了胡适的高度赞誉。而实际上，吴稚晖的文化立场在更早刊载于《晨报副刊》的短论《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中已有集中体现，即对梁漱溟、梁启超和张君劢等人的文化保守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抱持对物质文明进步之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坚定信念。（参见吴稚晖，第450—451页）

除了汇编文集时撰写的“序言”之外，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是《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之论战》两本文集收入的最后也是最长的一篇文章。一般认为，“科玄论战”持续到1924年年中甚至年底，把两本文集出版之后的论争看作深化阶段。同这种流行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两本文集的正式出版恰恰意味着已经为“科玄论战”画上了句号。因为一方面，论战各方的主要观点实际上已经得到相对充分的表达；另一方面，1924年之后，虽然还陆陆续续有相关主题的论文发表，但作为一场全面牵动国内学术界神经的学术论争已经成为过去，论争的余波足以作为其历史效果的第一个阶段。

二、“科玄论战”百年回响与人生观问题的时代变迁

基于“科玄论战”在《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之论战》集结出版之际即告结束的总体判断，本文对“科玄论战”百年回响的观察和描述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由于相关材料众多，而本文的主旨和篇幅有限，因此，以下概述也只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重点关注那些能够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对“科玄论战”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人生观问题进行总体性评述，同时能够深度反映评论者自身立脚点及其思想倾向之时代变迁的文献。

第一，“科玄论战”百年回响的第一个阶段是1923年年底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笔者所要重点考察的对象是论战刚刚落下帷幕之时试图为它“盖棺定论”的那些学术努力，尤其是《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之论战》的三篇“序言”。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序言”中，概要表达了他对“科玄论战”尤其是“人生观论战”的整体观感：本来应该获胜的科学派不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是“卸甲丢盔”的“大败战”，“文章写得虽多，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更重要的是，科学派的人“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一种本来“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参见陈独秀，1980年b，第1—2页），亦即“唯物的历史观”（同上，第11页）。在陈独秀看来，一切人生观上的分歧和差异，都可以从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客观方面找到原因进而得到理解，即“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同上，第11页）。

除了“陈序”之外，《科学与人生观》的编者同时还邀请了胡适作序。胡适的长序表达了他关于“人生观论战”的三个核心观点：（1）梁启超关于“欧洲科学破产”的论调是这次“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之所以发生的“动机”（参见胡适，1980年b，第8页），而在“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同上，第7页）的中国，需要大声疾呼来“替科学辩护”（同上，第8页）。（2）这场论战在科学派这一边形成了一个“共同的错误”（胡适认为吴稚晖除外），即围绕“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打转（参见同上，第10页），而没能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同上，第13页）。因此，“六个月的时间，二十五万字的煌煌大文”，实际还只是“破题”（参见同上，第16页）；只有“等到那‘科学的人生观’的具体内容拿出来时”，才“可以说是真正开战”。（参见同上，第17页）（3）“人类的人生观总应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一致的可能”（同上，第22页），这便是“科学的人生观”；而这个“最低限度的一致”可以通过“宣传与教育”来实现，通过持续不断的宣传来克服“成见”和“不思想”。（参见同上，第23页）胡适在高度评价吴稚晖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新人生观的轮廓”（同上，第25页），亦即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同上，第27页）。

比较有意思的是，《科学与人生观》的编者不仅邀请陈独秀和胡适作序，还事先让他们交换阅读并写出了回复意见，因此在“胡序”之后还附有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和陈独秀的《答适之》。胡适在《答陈独秀先生》这篇短文中，针对“陈序”所表达的“唯物的历史观”，重点强调的仍然是他在“胡序”最后所突出的“宣传与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在经济之外，“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事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胡适，1980年a，第33页）。陈独秀的《答适之》不仅回应了“胡序”，也回应了《答陈独秀先生》，要点是两条：（1）针对胡适提出的要努力宣扬“科学的人生观”，陈独秀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树立“科学对于一切人生观之威权”，只有证明“科学万能”亦即“在客观上对于一切超科学的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才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参见陈独秀，1980年a，第35—36页）；（2）针对胡适面对“唯物的历史观”时的闪烁其词，陈独秀一方面试图向胡适阐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的历史观”及“一元论”思想，另一方面详细说明了“唯物的历史观”并不排斥“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和“思想知识言论教育”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但前提是要坚持“物质一元论”和“经济基础”的支配性或决定性地位。（参见同上，第40—41页）

除了陈独秀、胡适二位的“盖棺定论”之外，还有张君劢的总结陈词。在《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张君劢继续申言他的两个基本观点：（1）通过比较和陈述穆勒、孔德和马克思等人的观点，认为“欲进人事于科学”是“迷梦”，因为“人事之异于物理现象，而无公例可据以推算”；（2）认为这场论战的核心问题是“自由意志问题”，科学的因果律不适用于“精神”，自由意志问题的解剖只能在“形上学”中求得。（参见张君劢，1981年，第55—57页）

作为同时代人对“科玄论战”及其所蕴含的人生观问题的评述，值得提及的还有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的两篇评论文章《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前者直接针对“科玄论战”，提出论战的核心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意志自由与否”；后者试图划清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参见瞿秋白，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