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佑福】“科玄论战”与人生观问题的百年寻思（1）

作者简介：姜佑福（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摘要】“科玄论战”的百年回顾，绝不仅限于历史纪念意义，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为“科玄论战”的实质乃是“科学”“哲学”以至“玄学”之于近代以来中国人“人生观”的性质、意义和作用等问题。在“科玄论战”的基本史实及其百年回响中，蕴含着深刻影响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当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的重大实践问题和基础理论问题，即如何对待以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进步为核心成就的现代西方文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性质，如何看待中华民族自身文明和文化传统等。在当代语境中重审“科玄论战”或人生观问题上的“科玄之争”，最为根本的思想任务是，通过深入把握当今人类社会和中国发展的总体境况，回应和承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课题，深刻阐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突出特征和重要成就的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具言之，通过继承和拓展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性理解，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构建一个能够全面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一种属于当代中国人的科学的人生观；其核心指向是在“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锻造出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以驯服技术和资本的无序扩张，使人类社会与现代科学技术形成一种真正自由的关联。
今年是“科玄论战”一百周年。这场论战不仅在一百年前声势浩大，而且百年来余响不绝。本文力图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并以人生观问题为主要切入口，概要检视“科玄论战”的基本史实及其百年回响，从中探讨“科玄论战”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

一、作为“科玄论战”基本史实的人生观问题

今天我们回顾“科玄论战”，自然免不了戴上回顾者的“眼镜”，材料之取舍、论述之重点以及得失之评价，都同我们当下的立脚点和前理解密切相关。但从回顾者的主观意愿来说，毕竟还有是以还原史实为主（“我注六经”）抑或是以抒发己见为主（“六经注我”）的差别。本节主要取前一种态度，尽可能相对客观地描述“科玄论战”中参与各方围绕人生观问题的核心观点。

“科玄论战”的缘起，是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的关于“人生观”的演讲，以及丁文江针对这一演讲撰写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1]张君劢和丁文江是在人生观问题上的“玄学派”和“科学派”的突出代表。

张君劢演讲的对象是即将赴美留学的青年学生，其主旨在于提醒这些学生不要被科学的“教科书”所误导，“以为天下事皆有公例，皆为因果律所支配”。他认为，人生和“有一定之原理原则”的科学不一样，由于“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因此，人生乃“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即是说，人生观是“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参见张君劢，1980年a，第1页）

在张君劢看来，人生观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同“我”相对待的“非我”，或者是“我以外之物”，或者是“我以外之人”，复数之“我”面对种种“非我”与“我”的关系，会形成彼此难以“一例相绳”的不同的人生观。（参见同上，第4页）人生观的特点在于“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因为有这五个特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参见同上，第9页）

虽然“意见各异”且“最不统一”，没有客观标准，所以只能反求诸己；但人生观又是如此重要，因为人生观乃是“文化转移之枢纽”（同上，第12页），“思潮之变迁，即人生观之变迁”（同上，第10页）。张君劢同时认为，人生观并非没有主流，亦非没有主题：（1）“所谓古今大思想家，即对于此人生观问题，有所贡献者也”（同上，第9页），而“一部长夜漫漫之历史中其秉烛以导吾人之先路者，独此数人而已”（同上，第10页），“此数人”包括杨朱、墨子、孔孟、宋元明之理学家，以及柏拉图、亚当·斯密、叔本华、哈特曼、黑格尔和马克思等[2]（参见同上，第9—10页）；（2）“人生观虽非制成之品，然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可为诸君告者”，则有“精神与物质”“男女之爱”“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等事项。（参见同上，第10页）

据张君劢第二篇文章《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所记：丁文江（字在君）读罢《人生观》之后“勃然大怒”，他说，“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吾两人口舌往复，历二时许，继则以批评之文万余字发表于《努力周报》”。（参见张君劢，1980年b，第45—46页）

丁文江的首篇驳论文章《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措辞激烈，激动情绪溢于言表。他首先倡言，“学科学的人”要去打附在张君劢身上的“玄学鬼”（意思是不等于打张君劢）（参见丁文江，1980年a，第15页），但打“玄学鬼”的目的不是要去救张君劢，而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同上，第16页）。丁文江的论述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标举科学与玄学的对立，正式拉开“科玄之争”的大幕；另一方面亮出他“存疑的唯心论”的哲学底牌来阐释他对科学的基本理解，同时正面驳斥张君劢关于科学对人生观无能为力的观点。其一，针对张君劢说人生观是“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丁文江提出，“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远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同上，第17页），但倘若“玄学家先存了一个成见，说科学方法不适用于人生观；世界上的玄学家一天没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观不能统一”（同上，第18页）。其二，针对张君劢提出的科学与人生观的五点差异及其总的结论——“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丁文江提出，“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只要张君劢所谓“纯粹之心理现象”是“真的”，那就“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参见同上，第28页）其三，针对张君劢提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张君劢，1980年a，第9—10页），以及“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同上，第11页）等质疑现代西方文明的论断，丁文江首先提出，“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种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并着重指出，“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最应该为此负责任的决不是科学，而应该是那些引发“国际战争”的、缺乏“科学精神”的“政治家同教育家”（参见丁文江，1980年a，第36页）；“战争不能废止”，“人生观不能统一”，其根源恰恰都在玄学而非科学。（参见同上，第40页）丁文江的最终结论是，“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同上，第34页），并引用胡适《五十年世界之哲学》（或《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的话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同上，第43页）。

显然，丁文江大骂“玄学鬼”和“鬼上身”，尤其是将张君劢对科学界限的质疑比之于“义和团”，并用“张献忠之妖孽”来反诘张君劢所谓人生观是“良心之自动”的主张（参见同上，第16、32页），这给后者造成了极大的情绪刺激。张君劢于是奋笔疾书，在很短的时间内拟就了一篇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这是“科玄论战”中较长且最见学术功力的一篇文章，其中与人生观问题密切相关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援引德国学者冯特（Wundt，张君劢译作“翁特”）关于“确实科学”（Exakte Wissenschaf）和“精神科学”（Geistes Wissenschaf）的分类，展开对物质科学、精神科学和人生观之差异的论述（参见张君劢，1980年b，第51—52页），认为物质科学（如物理学）因其研究的对象是“死物质”因而是有严格公例可求的“严正科学”（参见同上，第66页）；而生物学和心理学等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变化而缺乏如物理学一样“牢固不拔”之公例，做不到“科学万能”四个字（参见同上，第64页）；至于人生观，则“决不为科学所支配”（同上，第75页）。

其次，援引康德以批评丁文江所依傍的皮尔生，认为“古往今来之哲学家，自成一系统，包举一切现象，而其说足魇人心者，无如康德”（同上，第96页），并以康德哲学为基础讨论了“科学以外之知识（一名科学之限界）”（同上，第97页）的问题，批评丁文江的“科学万能”说是“蟪蛄不知春秋”。（参见同上，第104页）同时针对丁文江说玄学在欧洲“没有地方混饭吃”（同上，第104页）的观点，张君劢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玄学非但没有在欧洲消失，反而有“勃兴”之势，甚至可以称之为“新玄学时代”（参见同上，第107—108页）；并且主张中国人应当主动承担起继承康德学说以“调和英德”的学术使命，希望由此“自开途径”并于世界学术“有一种新贡献”。（参见同上，第97页）

最后，重申“科学决不能支配人生，乃不能不舍科学而别求一种解释于哲学或玄学中（或曰形上学）”（同上，第112页）的核心观点。从人生观的实践效果讲，张君劢认为，如果中国“固守科学的教育”，虽然有益于“发明”和“工商致富”，却可能重蹈欧洲“阶级战争”和“社会革命”的“覆辙”。（参见同上，第120页）而世人之所以“相率以精神文明”命名中国，则恰恰在其人生观有独到之处，亦即“涵育于中庸之说，既无所谓机械观，目的观，亦无所谓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参见同上，第123页）面对“循欧洲之道而不变，必蹈欧洲败亡之覆辙”和“不循欧洲之道，而采所谓寡均贫安政策，恐不特大势所不许，抑亦目眩于欧美物质文明之成功者所不甘”的两难困境，张君劢坚持认为“苟明人生之意义，此种急功之念自可削除”（参见同上，第128页），其根本途径则在于提倡“新宋学之复活”（同上，第138页）。

此后，虽然双方还有几篇相互辩难的文字，但基本观点已经没有大的变化，以至丁文江在1923年6月发表的《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一文，已经单方面宣布论战的结束：“两造既然已经用了三四万字把有关系的事实论点发表了出来，惟有听读者做审判官慢慢审查判决。”（丁文江，1980年b，第361页）

除了张君劢、丁文江二位主将之外的其他参战“选手”，科学派主要包括胡适、任永叔、章演存、朱经农、唐钺、王星拱和吴稚晖等，其中的得力干将是胡适、唐钺、王星拱和吴稚晖；直接或间接的“挺张派”主要包括梁启超、林宰平、张东荪、瞿菊农、甘蜇仙、屠孝实等人，其中的得力干将是林宰平和张东荪。此外，还有属于“中间派”或“边缘派”的孙伏园、陆志韦、王平陵和范寿康等人，以及异军突起的“唯物史观派”的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