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琴】给予越多，解释越多——马里翁对解释学的现象学定位（下）

在《溢出》一书中，马里翁具体地论述过解释的发生。现象学的“第三次还原”将现象还原到了“给予性”这一最终领域或最终权威之上，但在此之后，马里翁的现象学依然面临着米歇尔·亨利所说的“现象化”的问题，即现象如何显现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等文本中为现象学所设定的基本任务。如果说给予是比“显现”更为根本的东西，那么给予的东西究竟是如何显现的呢？既然给予自身者不一定能够显现自身，并且给予的领域远远溢出显现的领域，那究竟是什么在这中间发挥作用呢？在马里翁看来，这就必然会涉及到“接收者”(l'adonné)的问题。“接收者”实际上是给予自身者和显现自身者之间的一个“桥梁”，正是它使得不可见的给予变成了可见的现象。“接收者的功能就在于，在自身中去丈量给予性和现象性之间的间隔，前者从未停止将自身加于后者，但后者（现象性）也只有在接收前者之时，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实现现象化，或者说，让给予者现象化。这种运作——对于给予的现象化——就其权利而言，归功于接收者，这是因为接收者具有一种艰难的优先性，它是唯一的一种‘给予’，在它之中，其它的给予具有了可见性。接收者使得给予显示为现象。”(Marion, 2002b, p.49)解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象化”的过程，在这里面“接收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给予的溢出和接收者的有限，解释虽然总是不足的、无法穷尽的，但在现象从给予转化为显现的“现象化”过程中，它无疑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给予为什么需要解释呢？为什么要经由解释给予才能实现现象化呢？这是因为，“的确，现象仅当它已经作为一个给予来临时才显现，但是这对于现象在其充分的现象性（phenomenality）中显现自身还不够”(Marion, 2013, p.53)。也就是说，给予性只是现象显现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一个现象如果没有自身给予出来，也不可能对我们显现出来；但给予出来的东西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显现，因为大部分现象都是“溢出现象”（saturated phenomena），我们只能看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给予只能在看见它的“接收者”的回应中才能显现。只有当接收者接受到给予之时，给予才有可能显现。接收者的独特功能就是回应。“但是，如果给予是作为一个呼唤给出自身的，如果只有在接收者回应它时才能显现，而且接收者被定义为有限者，那么所显现者相对于给予自身者而言，总是在后的，总是迟到的。”(Marion, 2013, p.53)这也就意味着，相对于给予的无限而言，显现总是有限的。给予自身者与显现自身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间隔。

但是，“给予自身者与显现自身者之间的间隔却不可救药地代表着给予的现象性，因为现象性乃是接收者之有限的一个直接后果”(ibid., p.55)。在马里翁看来，正是因为给予与显现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间隔、一条巨大的鸿沟，正是因为接收者总是有限的，这才会有现象性，才会有解释学的位置和作用。因为解释学的真正作用就在于，“解释学试图弥合给予自身者和显现自身者之间的间隔，通过在回应（概念、意义）中去解释给予的呼唤（或直观）”(ibid.)。如果没有接收者在意义或概念中去认识它，直观、给予和所接收的东西都还是不可见的，正是接收者使得现象合法地（legitimately）显现自身。马里翁由此认为，接收者实际上具有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权力：“因此，接收者的解释学权力衡量着给予自身者显现自身的最终可能性，概而言之，它标定了给予的现象化范围”。(ibid.)

马里翁由此强调，给予性现象学不仅没有使解释学失去了效用，反而使解释学具有了一种根本性的现象学地位，并成为了现象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担当了现象学中非常重要的“现象化”功能。在马里翁看来，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解释学首先并不是去处理文本问题，而是在其在世之在中去敞开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解释学在此所面临的并不只是前见、前有，而首先是一种还未完成的意义。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去避免解释学循环，而在于如何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去进入这一循环。而对于马里翁来说，诠释就发生于“给予-显现”及其“呼唤-回应”之交互关系中。

马里翁指出，这也再次说明了为什么解释学要从“给予性”开始。因为只有在对给予的接收之中，解释学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现象化功能。解释学将不再是一种不言自明、谜一般的方法论操作，而是对给予的接收和转化。因此这就意味着，“这一地位是（现象学）自己设置的”(ibid., p.51)，而不是解释者人为设定的。在对给予之优先性的承认中，解释学跟一切主观主义划清了界限，虽然接收者还是具有一种“艰难的优先性”。马里翁由此认为，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去定位解释学本身，去理解给予性与解释学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它们之间不仅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且正是在给予性的基础上解释学真正地赢得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赢得了自己实施功能运作的机会和空间。

四、解释学的四个介入

亦正是因为解释学在现象之现象化过程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马里翁明确地提出：“我们所试图朝向的给予性现象学并没有停止去运用解释学的帮助。”(ibid., p.57)相反，解释学至少在如下四个方面对给予性现象学进行了“介入”（interventions）：

首先，这是因为给予的呼唤处于一种感性的或语义学上的匿名状态。“这不仅是因为呼唤是沉默的，缺乏这种物理性的声音，因此并不是每个人都听到了声音，而主要是因为呼唤涉及一个信号的意向和任务。”(Marion, 2013, p.57)也就是说，给予作为一种呼唤，首先得被解释为是一个呼唤，而不是噪音。只有这样，呼唤才能进一步被解释为发送给某些接收者的东西，而这些接收者还得将这些呼唤视为是发送给自己的。只有这样，才允许接受者对其进行回应。马里翁由此强调，“解释再次证明，呼唤只有在回应中，才能被听见”。(ibid.)对呼唤的回应不仅决定了呼唤的内容，而且还决定了它的现实性，否则，呼唤根本就是虚幻的东西。马里翁认为，礼物的情形就是如此:实际上存在者或对象并不会自己将自己呈现为一个礼物，它只能是出于一种不受限制的状态，这里面必须由解释来决定。就算有时候有些东西注定要作为一个礼物由某个人去接收，依然需要解释。因为只有通过解释它是否显现自身，才能判定这里是否有一个给予。

其次，大部分现象，尤其是溢出现象，由于其对直观的溢出，正需要解释学赋予无数的概念或意义。马里翁承认，给予的丰富、无限、溢出与解释的有限之间必然存在一条无法弥合的间隔，即相对于给予在直观中的溢出而言，意义和概念总是不足的。比如列维纳斯所言的他人的“脸”，作为一个溢出现象，他必然要求一门“不可穷尽的解释学”或“无限的解释学”。但在马里翁看来，亦正是因为“溢出现象”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并不是某种意外状态，这才需要更多的解释学“介入”。正是因为这些溢出现象无法一次性地被我们对象化的把握，所以才需要解释学源源不断地对其进行努力。亦即说，解释学的事业或许根本无法达到一个完善的状态，但正是因为如此，才无限地需求着它。如果一个个事物都是一个贫乏的存在者或对象，那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解释的呢？

再次，究竟如何去区分直观的程度呢？如何去区分贫乏现象、普通规律现象和溢出现象呢？这三种情形之间是被设定并且是完全不相关和不可还原的吗？还是说，我们可以设想它们之间可以从一个转化为另一个？因此，溢出现象也就不会被限制为某种意外状态和边缘性的情形？马里翁认为，实际上我们必须得承认溢出的平常性（banality）。“因为同一个给予依赖于看待它的解释学会显现为或多或少是溢出的。”(ibid., p.61)马里翁在《溢出》一书中实际上就已经澄清过，就算是烟盒、教室这样一些看似贫乏的现象，它的给予和显现都是无限的，总是会溢出我们对它的当下把握。马里翁因此强调，“接收者(l'adonné)里面并不是被动的（passive），因为通过对（直观的）呼唤的（解释学）回应，它独自地允许给予自身者变成显现自身者，虽然只是部分地起作用，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在起作用”。(ibid.)一个贫乏现象和普通规律现象向一个溢出现象的转化和过渡，总是一件解释学的事情。而溢出现象更是要求解释学要向一种否定性的、逆意向性的经验开放，抵制和冲破对象性思维和经验。

最后，区别所有对象的基础，即究竟是“对象”（object）还是“事件”(event)，也在解释学的实施中有其根源。“通过对溢出之平常性的激化，将对象转化为事件或相反。”(ibid.)在马里翁看来，这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以锤子为例，对“在手状态”和“上手状态”所进行的重要划分。马里翁认为，一切对象性中实际上都蕴藏着一种事件性。如海德格尔所说，锤子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在手边的事物，或一个普通的事物，它实际上不是一个惰性的持存的对象，而是带有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作为”结构。它敞开了这个世界，你用的时候实际上就看到了它，这里面有一种“激进的解释学”。马里翁在《否定的限度》一书中甚至明确地指出，不同的现象性模式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正取决于解释学的变形。

五、结论：给予越多，解释越多

透过马里翁对解释学的整体论述，笔者认为马里翁实际上从一种激进的现象学立场出发澄清了解释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理解如何发生的问题，或者说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实际上都回答过这一问题，即认为这源于理解具有一种“循环结构”或“问答结构”。但由于前期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更多的还是从“前理解”出发来阐释“解释学循环”的，因此他们的解释学总给人一种未摆脱主观主义的印象,并使得罗姆巴赫等人将这种解释学和现象学斥为是一种单向度的“视域哲学”或者说“一门不自由的现象学”。（参见罗姆巴赫，第356-360页；王俊，第17-24页）而马里翁从现象的自身给予性出发，并进一步从给予与显现之间的内在关系出发来理解和定位解释学，既赋予了解释学一种明晰的现象学功能，又使其摆脱了生存论哲学的主观主义嫌疑，虽然他也试图将这种生存论的因素融入到现象学体系之中。马里翁的解释学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之间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且它所凸显的维度或许在这两人那里已有存在，但马里翁对其进行了更加合乎现象学化的解读和定位。

同时，马里翁立足于法国现象学运动的整体视野，在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解释学进行了推进。首先，从现象性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即对象和事件。这种区分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存在者、在手状态和上手状态等区分中，以及在伽达默尔对艺术作品之存在方式的事件性刻画中实际上都已经存在，但都未能像马里翁那样直接从现象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明确的划分。这两种不同的现象性实际上对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即对象性的思维方式和非对象性的思维方式。真正需要解释的并不是对象之物，实际上正是因为事物中有一种无法被对象化地把握的给予性、事件性或外在性，这才需要解释学的实施。如果解释学仅仅局限于对象性思维的层次，那么它根本说不出更多的东西。其次，通过“溢出现象”这一典型案例，马里翁进一步将列维纳斯等人所开启的“逆意向性”这一维度引入了解释学之中，这极大地丰富和冲击了传统的“解释学循环”。在马里翁的给予与显现、呼唤与回应结构中，虽然也存在一种交互的关系，但已经不再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里严丝合缝的循环关系。正如当代德国解释学家费加尔在《客体性》一书中说强调的，解释的需要往往产生于客体打乱了我们平常的预期之时。实际上正是那些我们当下并不理解、觉得能力不及的“客体性”（Gegenständlichkeit）或外在性才真正需要解释。（cf. Figal，p.107）

在马里翁那里，现象学与解释学乃是一体的。一方面，在其给予性现象学中，解释学必须从给予性这一最终权威开始；但另一方面，现象学也必须借助解释学才能实现从给予到显现的过渡。但由于现象之给予与显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间隔，即给予相对于直观的溢出，给予性现象学所需要的注定是一门“不可穷尽的解释学”，即“给予越多，解释越多”。因此马里翁对给予性的强调不仅没有取消解释学，反而从现象化的维度赋予了解释学一种根本的合法性。一个事物越是具有丰富的自身给予性，越是需要解释学的工作；一个事物的给予性愈是贫乏，解释学愈是显得没有必要。正是给予的无限性，对应着解释的无限性。

当然，马里翁的解释学依然面临着诸多的理论挑战，尤其是所谓的“循环论证”问题。一方面，给予性在马里翁那里被视为是解释学的基础，解释学之谜的发生就在于解释者对于给予性的回应和接收；但另一方面，解释者又始终保持着一种至关重要的“解释学权力”，即决定着对给予性的接收程度。这再次说明，解释学及其现象学始终要面对“解释学循环”的问题，给予性根本不像马里翁所设想的那样乃是一种纯粹的、彻底的、无条件的给予性，而总是以某种解释学的实施为前提，给予与解释之间始终是一种交互的关系。因此本文认为，马里翁的解释学不仅是其给予性现象学的内在延伸，同时也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为我们更为全面地透视马里翁的现象学提供了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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