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强：技术的器官学之思（下）

四、器官学面面观

下面从几个方面具体刻画器官学的特征。第一、“广义器官学力图建立一种技术生命（technical life）理论。这里，技术生命可以理解一个过程，它的进化不仅是相对的生物学进化，而且是心理-社会-技术学（psycho-socio-techno-logical）的合成进化”。（Stiegler, 2020, p. 73）人是技术生命，这意味着人不仅是自然物，而且是技术物。人的进化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进化，同时是技术学意义上的非遗传进化。人从不赤手空拳参与生存竞争，而总是辅以技术工具。斯蒂格勒把这种非遗传进化称作“后种系发生”（epiphylogenesis），并在此基础上大胆使用“人工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以区别于“自然选择”。（see Stiegler, 1998, p. 176）器官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技术生命的此在，它的生命离不开人工器官或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存在方式不仅是有机的/器官的（organic），更是器官学的（organological）。

第二、器官学是对进化生物学的补充。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是自然选择过程。器官学并不否认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但认为它不足以解释人类进化的特殊性。与其他灵长类不同，人并不纯粹依靠本能生存繁衍，而是以技术为中介与环境打交道。人体的边界不是皮肤，而延展到身体之外的工具、语言、制度等人工器官和社会器官。人在生存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通过技术主动构造的，并且可以世代传递。技术构成了人在生存竞争中所处的“小生境”（niché），即“技术小生境”或“技术生态位”（technical niché）。斯蒂格勒写道，“这些[后遗传（epigenetic）事件的]保存规定了与环境的关系，规定了整个变异选择过程，特别是发生在皮层层次上的变异。”（ibid, p. 177）总之，技术作为人工器官参与着自然选择，影响着对遗传变异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器官学是对进化生物学的补充。

第三、器官学的核心任务是说明器官学之物（the organological）与有机物/器官物（the organic）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一般不难作出区分。有机物/器官物是活的、有生命的，而器官学之物是死的、无生命的。可是，器官学之物的独特性在于尽管它们不是有机的（organic），却是有机化的（organized）、有条理的、有组织的，具有特定的秩序和结构，并犹如身体器官一样发挥特定的功能，如手机、电脑等等。进一步说，器官学之物（技术）影响、改变或塑造着有机物/器官物（此在）。“广义器官学设定，器官学之物——在技术和技术学替补（technological supplement）的意义上理解——修改着有机物/器官物，即修改着它的延异（différance）过程：它的分化与延迟，它的空间化和时间化，以至于从中出现了新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即新的生命形式。”（Stiegler, 2020, p. 80）这也是技术生命概念的独特性之所在。生命离不开技术，技术作为人造器官不断修改着生命。不同的器官/工具及其连接方式将塑造出不同的生命形态，产生出不同的个体。

第四、更具体地说，不同器官之间是“转导关系”（transductive relationship）。转导（transduction）来自法国技术哲学家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那么，说有机物/器官物（人）与器官学之物（技术）之间是转导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在技术生命中，有机物/器官物的有机性（organicity）是由器官学之物源初构成的，反之亦然——器官学之物本质上是由技术生命的有机形式构成的。换言之，在技术生命中，思考有机物/器官物离不开器官学之物，反之亦然。”（ibid, p. 80）在《技术与时间》第二卷导论，斯蒂格勒对人与技术的转导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技术或许看起来是‘精神’、‘文明’、‘人类’的对立面，但它却是人的命运：人与技术不可分割，双方通过西蒙栋所谓的转导关系相互缠绕（这种关系构成它的关系项，一个关系项离不开另一个关系项，诸关系项是共同-构成的（co-constituants）”。（Stiegler, 2009, p. 2）可见，转导关系意味着人与技术是相互构成的。技术作为人工器官不是此在可有可无的工具。它构成着此在，改变着有机体的性质和形态。

第五、器官学的落脚点是人与技术。斯蒂格勒宣称，器官学是对有机器官、人造器官和社会组织之关系的研究。广义的器官概念似乎无所不包，这让器官学显得大而无当，一个试图解释一切的概念框架是令人生疑的。其实，器官学的优先关注点是人与技术，它涉及的中心问题是：技术在什么意义上算作人的器官？人为何需要技术作为器官？技术如何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和认知方式？这种改变是否会威胁人的存在？因此，我们应当把器官学首先看作关于人和技术的存在论，并且以“替补”为导向。

五、器官学作为替补存在论

器官学主张技术是人的器官。那么，人为何需要为自己配备额外的器官？难道人的天生有机器官不充分吗？的确如此，因为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他是不完整的、未完成的并有待完成的。他的本质就是缺乏本质。斯蒂格勒借助爱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表达了这一点。这个神话的要义是，人起源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是缺乏本质或才能（quality）的存在者，必须通过技术创造去赢得自己的本质，去充盈自身。人源自双重过失：爱比米修斯的遗忘与普罗米修斯的盗窃。遗忘导致人类无法像别的动物那样先天地拥有生存本领，不得不赤身裸体、孤立无援地来到世界。盗窃则赋予人类以制作、发明、想象和创造的能力，以弥补先天才能的缺失，这就是技术的意义。总之，人没有起源（origin），或者说人的起源就是起源之缺失（original default）。“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缺失。也就是说，他们的存在是他们的生成”。（斯蒂格勒，2018年，第69页）海德格尔也表达过类似看法。此在之生存是向着可能性筹划，可能性意味着尚未成为现实，因此此在总是有待完成和实现的存在者。

正因为人是未完成并有待完成的，所以需要为自己配备额外的辅助器官，为自己添置“代具”（prosthesis）。在源初意义上，“代具意味着‘置于……前面’。代具性是世界的已经在此（déjà-là），因此也是过去的已经在此。代具字面上可以翻译为前置（proposition）。一个代具就是被前置的东西，被放在前面（in front），被预先（in advance）放置；技术就是被放置在我们面前的东西。”（Stiegler, 1998, p. 235）作为缺乏本质和才能的存在者，此在必然并且总是已经依赖于技术。我们借助电脑写作，借助网络阅读，借助手机交流，借助可穿戴设备获悉自己的身体状况等等。可见，此在总是已经存在于代具之中，并通过代具而存在。对此，可称为“代具性存在”（being prosthetically）。这样，我们便回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代具神”概念。人通过代具而极大地充盈自身，提升自己的地位。代具性存在表明，技术必然是人的器官，此在之生存离不开人造器官。

然而，“代具”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似乎它的功能只是替代残缺的身体器官。譬如，某人不幸在车祸中失去双腿，不得不装配义肢/代具。为了更好地阐明器官学的宗旨，在此引入德里达的“替补”（supplément）概念。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反复强调，替补具有双重意义：补充与替代。“替补概念……自身涵盖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的结合既怪异，又属必然。替补补充，它是剩余，是充实另一个充足性（plénitude）的充足性，在场的填充（comble de la présence）”。（Derrida, 1967, p. 208）补充之义不难理解。落实到人与技术的关系，这意味着人是自足的，技术是辅助工具，它的功能是更好地服务于人——锦上添花。即便没有技术，人依然无所缺失。这是工具主义技术观的基本主张。另一方面，德里达进一步指出，“替补代替（supplée）。它补充只为取代。它介入或混入代替（à-la-place-de）；如果它填充，那也如同填充虚空。如果它代表（représente）或临摹[在场]，那也是通过在场的先天缺失进行的。作为替补者和代理者，替补是想取而代之的副手、下属机构。”（ibid, p. 208）这层含义略显费解，但也更深刻。就人与技术而言，替代意味着赋予技术以构成性意义。技术作为人工器官似乎对人只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意义，但它事实上构成着人的本质。鉴于人的本质就是缺乏本质即“在场的先天缺失”，技术便能够发挥构成和替代的功能。举例来说，我们常常将一些事情记在日记本上以备忘，似乎日记只是大脑记忆的辅助。但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而且记忆会犯错，所以一段日子过后，日记反而成为判定记忆是否准确的依据。日记看起来只是记忆的补充，反过来却成为记忆的替代。

本文主张，器官学就是替补存在论。一方面，它的中心关怀是关于此在与技术的存在论。存在论关涉人与技术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等基本问题，与伦理学、政治学有着原则性区别。另一方面，它坚持技术作为器官是此在的替补。技术看似是辅助工具，实则是对此在具有构成价值的必要器官。这样，技术的器官学之思既不同于流行的工具主义，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座架”理论，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等等。技术器官学主张，人不是自足的，技术对人具有构成性，人只有借助外部器官才能成为（become）自身。在这一点上，器官学与德勒兹的根状茎（rhizome）存在论颇有亲和性，二者都强调联结与生成（becoming）。“根状茎没有开端，没有结束；它总是位于途中（middle），在事物中间，是居间存在、间奏曲。树是血统，但是根状茎是联姻、独一无二的联姻。树强加动词‘是’（to be），而根状茎的成分是连词“和……和……和。这种连词具有足够的力量去动摇动词‘是’并将其连根拔起。”（Deleuze, Guattari, p. 25）此外，器官学之思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以及克拉克的“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也颇有共鸣。它们的共同点是：放弃实体主义，走向关系主义；放弃静态思维，走向动态思维。

【参考文献】

斯蒂格勒，2018年：《意外地哲学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斯蒂格勒，2019年a：《人类纪的“熵”、“负熵”和“熵增”》，载《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

斯蒂格勒，2019年b：《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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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uze, G., Guattari, F.,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rrida, J., 1967,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Minuit. 译文参照了中文版《论文字学》（汪家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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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egler, B., 2010,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Stiegler, B., 2020, “Elements for a General Organology”, in Derrida Today 13(1).

【注释】

[1] “后像”是一种视觉现象，在视觉刺激停止后，图像并不立即消失，而会减弱并持续一段时间。这种残留的图像就是后像。

[2] 在古汉语中，“器”指工具，如器皿、器具、陶器等等。因此，孔子说“君子不器”。但是，在现代汉语中，“器官”特指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结构，不含工具之义。

[3] 在医学领域，prosthesis一般翻译为“假肢”或“义肢”，即代替残缺身体器官的人造器官，特别是四肢。本文统一译为“代具”。

[4] Organic（法语organique）与organized（法语organisé）的词根都是organ，可直译为“器官的”与“器官化的”。但是，这样翻译略显怪异。本文遵循通行做法，分别译为“有机的”与“有组织的”或“有机化的”，尽管这无法体现它们与organ之间的同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