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能为】 “希望”何以被视为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
                        —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希望”之思探论（上）

作者简介：

张能为，安徽歙县人，安徽大学哲学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常务理事，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康德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常务理事。主要学术领域：伽达默尔哲学、康德哲学、当代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等。

摘要：“希望”问题在伽达默尔思想中具有整体性的、内在性的重要意义，是他后期声称的最重要“学说”，也是他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伽达默尔承续海德格尔思想，既肯定时间性、历史性之于解释学的重大意义，也强调未来性之于实践哲学理智理想的内在关联。不同于将希望归为宗教上的上帝信仰、视作心理性的激情之物，抑或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的理解，伽达默尔把希望问题看作哲学性论题，将其置于“人的此在”的存在结构要素、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和生活世界规划创造三个维度上分析，阐明希望既是人的此在的自身理解与规定，且由其显现而构成存在本身，也是实践理性具体化的普遍性理智理想，还是生活世界应有改变的可能性规划与期望构想。解释学存在论、实践理智具体化，整体方向性、未来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以及理性自由共同构成了“希望”之思的重要特性。伽达默尔主张希望不由外而来，而来自人的此在之理解，“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相结合，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世界定向筹划。哲学的工作和任务在于，让超越性的“希望”得到理性化、具体化与现实化之规定、实行，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关于希望的满足和实现。

近些年来，随着布洛赫（E.Bloch）“希望哲学”的迅速传播，欧陆哲学思想中的“希望”论题逐渐进入研究视域。哲学发端于存在之思，存在问题内含着一个重要的时间性维度即主体之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存在不同于物，人是可能性的存在，可能性是通过人对未来的希望、规划而得以展开的。“希望”不仅是人的一种意识特征，而且也是存在本身得以显现的一种存在论问题。但长期以来，“逻各斯”（Logos）精神与“努斯”（Nous）精神分离，“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相互脱节，“逃入逻各斯”（Flucht in die Logos）（伽达默尔，1999年，第583页）成为哲学研究不应有的状况。鉴于此，晚年伽达默尔声称“希望”是其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的说法引起了学界重视。

一、“希望”作为哲学论题，晚年伽达默尔为何声称希望是其最重要“学说”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有一个对“希望”之来源的神话性描述。宙斯因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而愤怒，向人间送去礼物潘多拉，同时给潘多拉一个密封盒子，里面装有众神所送礼物。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没有听从劝告，娶了美丽的潘多拉。后来潘多拉受好奇心驱使，打开了魔盒，盒里装满的祸害、灾难和瘟疫等释放了出来。幸运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为挽救人类命运而悄悄放在盒子底层的“希望”还没来得及飞出盒子，惊恐不已的潘多拉就把盒子关上了。这则神话寓意是，应趁希望还未被放出之前赶紧盖上盒盖，把它永远封藏于盒内。人世间虽有不幸、灾难和恶行，但只要希望还藏于盒中，藏在人们心中最为隐秘之处，那希望就还没有失去，仍能激励人类前行，美好未来依旧可以期待。

“希望”是未被希腊古代哲学所重视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古希腊人持有一种“轮回时间观”。世界万物流转轮变，起点与终点是重叠的，时间观中不包含不确定的未来，希望问题也就无法进入要求绝对性认识和把握的哲学思考之中。希伯来文化传入欧洲，才使线性时间观或一种包含未来性维度的“爱与希望”文化进入哲学思想领域。伽达默尔认为，时间问题具有一种哲学特色，以特殊方式反映出人类文化和历史时代的多样性，“基督教及随之而来的思想才引出线性的历史时间并因此而脱离了古希腊人轮回时间的观念。……只有在世俗化的形式中才首次得出了古希腊人从根本上尚对之蒙昧无知的历史概念，这个概念同时间之流的一维性和一义性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关于历史和历史时间的概念为现代思想奠定了基础，但在古希腊文化的古典时代还不存在。”（伽达默尔，1997年，第100页）在伽达默尔看来，时间的永恒性是延续，时间就是世界本身的一种结构因素，“当我们要规定在我们的时间经验中作为存在者而遇到的东西时，时间并不是我们顺着它进行测量的尺度，而是把存在作为存在本身而进行构成的东西：在场、到场、现时性”。（同上，第447页）可以说，时间是存在显现自身的视域，使存在在其中被思想，至黑格尔那里，才在时间视野里把存在认作可由之思考一切的在场性，“希腊人探求的存在的逻各斯和黑格尔追求的历史理性，构成了精神宇宙的两个半球”。（同上，第448页）在黑格尔及之后，历史性、信念性的精神与希腊思想的“逻各斯”精神（科学性、知识性精神）真正联结起来，“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共同构成了对存在问题本身的思考。

近代哲学中开始明确将希望（Hoffnung）问题作为哲学重要论题的是康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人类理性提出三个问题，即“人能认识什么”“人应做什么”和“人能希望什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人的希望问题。康德哲学将人的知、情、意统一起来，让作为理性信念的“物自体”为人类存在确立了一种范导性和理想性的目标与希望。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将“时间”作为直观形式引入知识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理念论不再以表象为基础，也不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变成了关于未来存在的理性信仰或信念问题，由此康德引出“人能够希望什么”的问题，就与希腊精神离开甚远了。利科也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幻象”关涉的是“希望”问题，其宗教哲学是“一门关于限制的哲学同时又是对整体性有实践要求的哲学，是哲学对希望宣教的回应，是对以希望为根据的自由的最紧密的哲学接近”（Ricoeur，p.110）。

现当代哲学发展中兴起了一场现象学的运动，将存在问题与存在之显现完全统一起来，这为引入时间性维度上的希望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胡塞尔认识到意识的时间性并反对传统的“回忆性的”时间理论，把主体性的存在方式证明为具有绝对的历史性和时间性，从而率先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参见伽达默尔，1997年，第414页）海德格尔对人的此在（Dasein）的实存性分析，使存在问题的时间性更鲜明地展现出来，存在成为一种时间性的过去、现在尤其是未来的存在，“原初和本真的时间性的原始现象乃是未来”，人的此在是向着将来筹划的此在，“其贯通、支配着作为一种期望或希望的当前，让人在希望中对未来之要求作出猜度，真正的存在是作为未来走向我们的，这就是希望、要求等等”。（海德格尔，2011年，第123页）“希望”也就真正与存在问题统一起来，成为了一种存在论意义的问题。不过，从人的存在的整体上，海德格尔还是认为，有限性的人的存在并不能为自身提供绝对性希望，希望来自人的存在之外，“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救渡我们”（海德格尔，1996年，第1306页）。

宗教学家特雷西（D.Tracy）在后现代语境中，探讨了解释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克服和抵抗人类思想史上一切绝对必然的意义理论，其方向和路径就是在宗教中寻找抵抗的希望，宗教信仰是解释学的真正希望所在。不过，上帝既是人类所有理解、解释建构的希望和统一者，又是一切非多元性、非含混性意义思想的抵抗，这使解释的冲突无法找到出口，因此特雷西最终放弃了将希望奠基于上帝信仰上，而是认为宗教经典意义的解释必须交给“西方理性这一伟大希望”或相信存在着绝对终极真理“这一希望”。“解神话化”的哲学家布尔特曼（R.Bultmann）也认为，信心不是一个历史性认识问题，而源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个末世论的存在，蕴含着世界存在和人的生命意义的希望。信仰的希望具有生存论意义，让人建立新的自我认知与自我理解，未来成为此时此地的发生，并具体地实现在我们的生存品格中，人与神相遇，敞开自己，投身于神的绝对完满中。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一书中，强调了人的存在的动态性、过程性，并明确提出了一种“希望哲学”（Philosophie der Hoffnung）。在他看来，人的存在的心理意识有一种朝向“尚未”的未来指向性，作为“尚未”意识的希望具有存在本体论意义。“尚未意识”是一种向未来可能性开放的意识，“希望意识凝结于尚未意识中”（Roberts，p.83），是“人的本质的结构”，是某种期待与可能。世界在本体论上是不完整的，人类存在离不开希望，哲学的真正使命就在于唤醒人心中的“希望”能力。

“希望”作为一个哲学论题，在伽达默尔这里是如何被提出并被视作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的呢？德国学界有这样的评论：“伽达默尔不仅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个好的人。”（丁东红，第34页）后期伽达默尔之所以提出“希望”论题，与伽达默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联系在一起。他“以哲学表达人类命运”，始终在以思想的方式为人类存在殚精竭虑，因而希望问题进入其思考之中是毫不奇怪的。当然，此种思考更深地有其解释学思想本身的问题意识。伽达默尔出版《真理与方法》后受到了诸多误解、批评和指责，认为其解释学建构于历史意识基础上，在肯定历史、传统和前见时，因缺乏未来性思考而无法避免历史主义解释学的保守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因其解释学只强调不同的解释而不主张有更好的解释就造成了价值向度的丧失。应该说，这些看法促进了伽达默尔的后续思考。后期伽达默尔明确提出和强调“希望”之思，是他思想的进一步自我阐明，也是对其思想所受到的误解和批评的间接性回应，更是通过其“希望”之思对当代希望论题讨论作出的积极响应。但要指出的是，伽达默尔的“希望”思考并非是对其前期思想的一种修正、补充，更不构成与其前期思想的冲突、对立，其前后期思想是一体性和一贯性的，后期只是将其解释学思想中本身就有的时间性维度和未来可能性明确地展现出来，以更为全面地呈现其思想的全貌。

历经一个世纪有余，伽达默尔亲身感受了整个20世纪所发生的人间灾难和深重危机，面对近代以来实践哲学的沦丧以及人类文明深陷科学技术化与实证化之困境，他发出警醒之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备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如果世界按现状继续发展，这个世界就会完蛋。”（伽达默尔，1988年a，第96页）对当代人类文明现状与全面性危机的担忧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思想界存在着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两种情绪与认识，而二者区别的关键就在于对人类的未来还有没有希望的判断与思考，并提供出哲学上的分析和论证。

伽达默尔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而是一位谨慎性乐观的人，他“以乐观的态度穿越了如此危险重重的一个世纪”（格朗丹，第461页）。在伽达默尔看来，悲观主义是不诚实的，“人们可能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让我们苦恼，但陷入悲观主义则有点不够诚实”（同上，第462页），这是因为倘若认为一切都很糟或无望，这恰恰是由于人们希望这是错的或者说是可以改变的。反对悲观论，其原因就在于伽达默尔对人类存在的未来持有希望，他认为，“生活充满希望”（同上）。退一步说，即使事情本身不存在希望与否的问题，那么也如格朗丹（J.Grondin）所评论的，“在为事情的幸福逆转而感到惊喜的秘密希望中，伽达默尔降低了自己的期待。人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同上）

2000年，伽达默尔与杜特的对谈录《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出版，在该谈话结尾部分，伽达默尔谈到“没有谁能够无希望地活着”。（伽达默尔、杜特，第75页）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伽达默尔在9月25日接受了《世界报》的访谈，在表达了不解和对人类命运担忧的同时，他仍坚定地认为“人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格朗丹，第485页）2002年，在伽达默尔102岁生日之际，他又接受了一次访谈，其中重复最多的就是“希望”，“他重复了他最后几年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学说’”，即人的存在要有“希望”，“人类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这是我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同上，第458页）同年，伽达默尔还出版了题为《人活着不能没有希望》（Die Menschen Können nicht ohne Hoffnung Leben）的访谈录。（同上，第458页注2）

由此可见，“希望”问题之所以成为晚年伽达默尔特别强调的论题，是出于他对解释学理论本身的思考，也发思于伽达默尔跨过一个世纪的“灾难都会过去”之经历和他对当前人类存在困境之忧思与希望。伽达默尔将“希望”问题作为一种“学说”，使希望作为一种未来可能性之有“筹划”，被置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存在论解释学上得到论述，意在表明其哲学是一种开放的、有“希望”的思想，是一种要给人以希望的哲学，其希望是哲学化、理性化和现实化的理论学说，是人的一种存在性理论和实践的理智理想。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思考希望怎样以理性的、具体的方式被规定，以使人们的希望获得满足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