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民：论现代化的新趋向（下）

在现代社会之前的传统社会，就人们具体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而言，总体上看既不存在市场竞争逻辑，也不存在社会保护逻辑。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经济。而在农耕经济条件下，尽管存在一定的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只是占据压倒优势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并不具有“独立”运行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波兰尼认为，当时的经济是“镶嵌”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他指出：“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他不会因要取得物质财富以保障个人利益而行动；他的行动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及社会资产。只有当这些物质财富能为他的目的服务时，他才会重视它。”(11)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不可能普遍形成一种市场竞争逻辑。同时，当时各个社会基本单元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相互间是隔绝的，社会分化程度很低，这进而又导致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以及社会流动程度较低。如是的时代背景条件，既限制了人们生产活动的空间，也限制了人们认知的视野范围，因而使得民众不可能形成一种广泛的有关社会保护逻辑的利益诉求。况且，当时等级制条件下的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公共服务意识，同时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能力又极为薄弱。凡此种种，使得国家权力不可能为民众提供广泛的、有力度的以及可持续的社会保护。由此，整个社会不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保护逻辑。

比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情形则迥然不同。在现代社会，就人们具体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而言，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均是人们生存和发展之必需，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一方面，出于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人们须臾离不开必需的经济活动，否则便无法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在现代社会当中，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的制度基础无疑是市场经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如若离开市场经济，就无法持续运行下去。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劳动者和经营者都必须具有独立的意识，都必须是一个能够对自己行为及利益诉求负责的“独立人”或“法人”。每一个独立的劳动者和经营者只有在市场经济当中，方能够有效地进行竞争性的经济活动，方能够将自身的具体贡献同自己切身的具体利益状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极大地激发自身劳动及经营的活力和创造力。再者，也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整个社会方能够形成现代生产力赖以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12)既然市场经济如此之重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之必需，因而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无法离开市场竞争逻辑。

另一方面，人还是一个相互间需要合作并具有归属感的“社会动物”。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构成分子，每一个社会成员须臾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诚如马克思所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3)人类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动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所特有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行为。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化、社会分工的愈益专业化、细致化和复杂化，由于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的“原子化”，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因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更加无法离开社会而单独、“孤立”地生存和发展，都需要社会为之提供必要的“社会保护”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归属感。而且，通过有效的社会保护逻辑，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提升社会整合和社会合作程度，进而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全运行。

显然，从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的角度看，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两者共同直接推动现代化的进步。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两者各有各的积极功能，缺一不可。市场竞争逻辑的主要功能侧重于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激发，以此能够避免现代社会走入“福利过度陷阱”而呈现出发展乏力的情形。而社会保护逻辑的主要功能则是侧重于民众基本生存底线以及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保障，用以避免现代社会步入“资本至上陷阱”而后续乏力，并引发出社会离散、动荡不安的情形。长远看，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推进，有赖于这两个行为逻辑的平衡发展。问题在于，这两个行为逻辑平衡发展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

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早期阶段，就总体而言，在当时的发达国家当中，市场竞争逻辑一家独大，居于压倒优势的位置，并导致资本至上现象凸显。应当承认，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市场竞争逻辑占据压倒优势这样一种情形对于消除传统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对于推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客观上曾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同时，还应看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4)这种情形使得作为现代化基本宗旨——以人为本的发展倒成为次要的，甚至成为消失不见的事情。于是，现代化的目的和手段便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社会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异化现象，即：原本属于现代化基本目的范畴的人却成为原本属于现代化工具范畴的资本的附属物。

就这样，在当时市场竞争逻辑占据压倒优势、资本至上的时代背景下，资本的拥有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但相应的代价却是在不小的程度上牺牲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工人的合理利益。在市场竞争逻辑占据压倒优势、资本至上的条件下，工人这一主要的社会群体虽然在名义上拥有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权利。但这种自由权利所换来的，却是自身不可避免地被资本所奴役和剥削，其基本的人性化生活由此而丧失殆尽。这样一来，激烈的冲突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显然，这样的社会是难以为继的。不仅如此，市场竞争逻辑一家独大以及相应的资本至上现象，还必然会造成大量包括垄断现象在内的“市场失灵”现象，使得经济效率降低，甚至就连经济现代化本身也会变形走样。

在这一时期，比之现代化早期阶段，人们的利益诉求行为逻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现代化实际进程推进的角度看，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量的增大，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普及、各种社会进步运动的兴起以及民意社会影响力的增大，随着公共权力影响力的日益增大，市场经济逻辑一家独大以及相应的资本至上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效抑制。比如，对于拥有大量资产的富人来说，需要交纳累进税和遗产税。于是，个人的巨额财产已经不可能实现代与代之间的完整传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竞争逻辑一家独大的局面以及相应的资本至上现象被有效限制，相应地，社会保护逻辑开始形成并逐渐得以系统化，其影响力也相应增大。

总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现代化实际进程的推进和人们对现代化认知能力的提升这样两方面力量的推动下，社会保护逻辑得以逐渐形成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以至于成为与市场竞争逻辑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者。市场经济逻辑与社会保护逻辑两者的平衡推进，成为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新趋向。

社会保护逻辑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其一，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高，并且用于民生上的公共投入的占比越来越大。“在1950年代初，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险支出仍然不到GDP的10％。到1970年代初，许多国家(例如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瑞典)超过了20％，而且其他大部分国家超过了15％。”(15)其二，由就业保障、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内容在内的社会政策体系所提供的社会保护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现象。在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已经完成初级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那里，其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已经成为所在国家当中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保护逻辑的直接推动下，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已经完成初级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其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质量状况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和进步。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77岁上升到2015年的76.34岁；农村贫困发生率(2010年标准)由1978年的97.5％到2020年实现了全部脱贫；(16)高等教育粗入学率由2005年的19.1％上升至2019年的53.8％。(17)

正因为社会保护逻辑如此之重要，因而其具体状况的如何，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保护逻辑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对于人们的基本生存和基本尊严需求的底线有效地予以制度层面上的保护，从而使得这种保护具有了稳定和常态的效应。不仅如此，社会保护逻辑的制度化，还会使贫富差距现象对于一个社会的负面影响相对减小，进而会提升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以及相应的社会安全系数。

同时应当看到，正如市场竞争逻辑有着自己的合理边界一样，社会保护逻辑也有着自身的合理边界。社会保护逻辑的合理边界一旦被突破，那么，社会保护逻辑便会走向反面，成为一种有害的“福利过度陷阱”现象，从而程度不同地阻碍现代化进程健康和可持续的推进。

四、共生性趋势愈益凸显

从其自身各种构成要素及子系统关联性的维度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现代化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愈益凸显。

所谓现代化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主要是指现代化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具体看，这种共生性生存和发展既表现在同一国家共同体之内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层面之间的共同生存、共同发展，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同生存、共同发展，也表现在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

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比之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子系统尽管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且相互间的整合程度也在大幅度提高。但是，当时的整合多局限于同一领域、同一层面的内部，如经济领域。从跨领域、跨层面的角度看，当时这些要素及子系统相互间的整合度相对来说还不是很高，如社会和经济相互间、人与自然关系相互间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相对来说较为偏弱。这种情形不仅表现为当时经济方面的要素脱离其他领域如社会、文化领域的单方面突进，也表现为发达国家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基于优越的西方中心的国家意识，而试图强力改变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强力改变其他国家基本状况的行为。凡此种种，必然会催生种种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妨碍社会的进步。

在现代化的中级阶段，现代化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子系统更加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并且，以此为基础的现代化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愈益凸显，特别是跨领域、跨层面之间的整合度越来越高，现代化跨领域、跨层面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愈益凸显。

第一，在同一国家内，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现代化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情状愈益凸显。

在同一国家当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或各个层面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愈益凸显。这比较集中地表现在经济与社会这两大基础性领域当中现代化建设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在经济保持着总体上高质量发展态势的同时，社会进步也在持续推进，如社会公正问题相对来说持续得以改善，人们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基尼系数等重要指标持续向好，社会的安全运行局面能够持续得以维系，颠覆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

第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已然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成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逐渐开启了自主性的现代化建设，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成功，少数发展中国家甚至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与以往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与之相适应，从世界范围看，就总体而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现阶段，虽然国家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强国欺凌弱国的霸权现象，国家与国家之间离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共生性生存与发展尚有较大的距离，而且，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不排斥共生性生存与发展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个时期存在短暂倒退的可能性。但是，应当承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趋势已然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8)

第三，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共生性生存与发展已然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一时期，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共生性生存与发展逐渐成为现代化当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早期阶段，人们“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在理论传统中，生态关系完全没有被融入社会学之中”。(19)在资本至上的逻辑、过度追求GDP的做法以及大工业无所不能如“人定胜天”等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于自身须臾离不开的生态环境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出现对生态环境进行掠夺性开采、过度透支的情形，从而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自1750年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将1000亿吨的碳排放到大气中。”(20)这些，意味着人本身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为基础性的生态环境条件出现了严重恶化的情形，不但影响到现代化进程能否得以可持续进行，也影响到人类本身能否持续得以正常生存和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对于人与生态环境的关联性问题开始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影响整个人类千秋万代的大事情，而且，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是一个必须由各个国家共同参与方能有效进行的问题，是一个各个国家必须具有相向而行的行为方能进行的问题，否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要对人类痼疾作出可信的诊断，并且对症下药，那就必须在我们头脑中树立起全局观念。”(21)基于这些深刻反思，很多国家对于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进行共同的治理行动，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

现代化共生性生存和发展趋势愈益凸显这一情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化共生性生存和发展这一情形，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人类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单方面发展甚至是突进的情状，取得了重要进步，进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更高“时代”层面。比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人类如今不但极大地拓展了现代化在跨领域、跨层面上新的延展性生长空间，而且有效地促成了各个领域或各个层面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其相互间的强有力支撑和积极促进的局面，有效地激发出一个国家共同体当中现代化建设当中的各个领域或各个层面的简单相加之和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现代化内生动力和创造力。这些，使得现代化的内容趋于全面和丰富，使得现代化的推进方式趋于合理科学，使得现代化的整合程度得以提升，使得现代化的整体性进步和可持续推进能够得以保证，进而使得现代化的基础水准和整体质量能够得以不断地升级换代。

注释：

①吴忠民、江立华主编：《发展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③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2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版，第305页。

④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65页。

⑦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21》，第23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⑨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11)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9-34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

(15)莫瑞吉欧·费雷拉：《欧洲福利国家：黄金般的成就与白银般的前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第111-117页。

(1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版，第32、15页。

(17)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21》，第332页。

(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5版。

(1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0)伊恩·莫里斯：《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马睿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

(21)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王肖萍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