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与“第二个结合”（下）

作者：朱汉民

其四，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了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同上，第133页）。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确立了“实践”的本体意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仅仅从主体意识性的绝对观念去理解客体，也不同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主要从直观上去理解客体，而是从主体的实践活动上理解客体，最终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旧唯物论立足于抽象的物质，唯心论立足于抽象的精神，而马克思确立了更具有现实性、本原性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体之人与客体之物相互作用的感性活动，确立了具有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论意义的世界观，也确立了通过实践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有相契合的基础。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将实践理解为知识的来源、目的和最终标准，与重视实践的中国文化传统十分接近。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宇宙世界是一个由人类“参天地、赞化育”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其知识的出发点和目标均是人参赞天地的实践过程和操作程序，故而中国知识传统的着重点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人应该怎样。（参见朱汉民，第5页）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十分相类。“实事求是”既是考据学家治学的命题，也是一个强调实践本位的哲学命题。该命题强调应该以实践意义的“实事”为原点，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视生活实践的哲学特色。“实事”与“实践”是相通的，“做事”其实就是“践行”，它们都是客观的感性活动，都具有“实”的特点。中国哲学关注主客合一的实践活动即“事”。“事”与“物”不同，“事”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主客合一的实践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物”不是与主体分离的客观对象，而是被纳入主体活动的对象性存在。中国哲学将“事”称为“实事”，充分肯定“事”具有客观实在性。中国哲学以“实事”作为认识的本体依据和客观对象，体现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实践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种重视实践的文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遵循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两个结合”的杰出典范。

四、文化主体性通过“结合”得以巩固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习近平，2023年，第9页）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直是古代世界文明的佼佼者，居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但是近代以后，中华文明开始受到现代化欧美文明的挑战。人们发现，中华民族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现代化文明，才能够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重建，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一方面，中华民族必须一步步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宜现代化的内容，大量学习与引进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文化；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必须弘扬自己的文化精神，以一种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完成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但是，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许多人将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出现过许多激烈反传统文化的言论和行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文化的思潮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具有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意义。其一，文化基因的角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二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种相互契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基因被一步步激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使中国文化获得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故而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全面被激活，使传统文化的潜在资源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促进力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使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被激活，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得以巩固的基础条件。

在中华民族百年历史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传入中国，激活了中国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重视实践的民族，“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基因。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摆脱苏联模式、走出一条中国革命实践的道路，并且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历了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到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实事求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指导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过程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国人，其文化基因一步步被激活，对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中国共产党推动的“第二个结合”，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基因表现出蓬勃生命力的文化建设过程。

其二，文化自觉的角度。中华民族是一个很早就形成文化自觉的民族。但是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中，经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不断失败而受到严重挫折，近代中国逐渐失去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十月革命爆发后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推动近代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时，最初并未取得预想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起来后，意识到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

历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继续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两个结合”的思想。（参见习近平,2021年，第13页）这是站在文化自觉高度提出的新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虽然也有许多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没有达到文化自觉的思想高度，甚至历史上出现过片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极端思潮。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使原来自在结合的历史实践，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建构。这一文化自觉既包括文化根脉意识，也包括文化反思意识。“‘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习近平，2023年，第8页）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主体性，增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总之，“第二个结合”对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第二个结合”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从而不再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从实践上说，“第二个结合”能够全面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的潜在资源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