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乐松：重返经验的可能性—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底色及其反思（下）

三、以述为作：重返经验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尝试将重返经验的可能性视为指向中国哲学方法的提议，就需要从如下四个层次递进式地说明这一提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从一般的意义上而言，经验世界是哲学反思的起点，当下经验就是哲学刻画的原材料。朝向经验世界就是哲学思考的基本姿态；其次，当代的中国经验如果被当作哲学思考的起点和原材料，乃至理论活力的源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经验的特性？基于文化传统的、跨世代的纵向延续性和内在一贯性，与当下经验的横向当代性和共通性，这两者以何种方式融汇为当代中国经验世界？再次，对当代中国经验的哲学性描述和结构性刻画，何以产生面向当下和未来精神生活的“思想创生”的活力？质言之，当下经验的描述与经典世界的绍述在何种意义上是具备理论创造力的？最后，重返经验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是符合中国哲学的一贯的思想方法和理论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尝试凸显某种普遍且有效的哲学方法在中国思想语境中的展开方式，而不是中国语境必然导致一种特殊的方法。由此，从哲学方法出发，中国性并不是一种例外主义的特殊性，而是体现哲学活动一般特征和价值的独特形态。文化特性就被展现为具体文化差异导致的议题和关切之间的区别，不会损害哲学方法的共通性。从当代中国经验出发展开的哲学思考，可以被视为一种植根于中国的世界性，以特殊经验内容分析为范例的普遍哲学方法。

从哲学反思与具体经验的关系出发，如果我们将经验世界当作哲学反思的起点，就要充分考虑到哲学思考的结构性与清晰性同具体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之间的张力。在面对具体的事件和经验场景时，哲学反思需要在丰富且杂芜的经验中找到其结构，从而用结构式的框架去理解和分析各种形态的经验。此外，对于哲学实践者而言，对经验世界的处理显然不是全面的描述和表达，因为具体经验是无限丰富的，且不可能得到无遗漏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既是哲学思考的源头，也是哲学表达的负担。对经验的哲学刻画是一种有技巧的抽象，清晰地说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某些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中的具体事件的运行机制是什么。惟其如此，经过哲学反思的经验世界才是可理解、有序且稳定的。对经验的刻画——而非描述——需要运用抽象的方法，去掉具体经验场景中非结构性的内容，使看似不同的具体经验呈现出类型学意义上的趋同、结构意义上的相似以及具体元素的均质，从而实现从具体向抽象的突破。当然，这一抽象的技术是可以被反复运用的，直至将具体经验抽象为某些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然而，不得不强调的是，即使纯粹概念性的演绎构成了哲学的“理想型”，也不存在完全与经验无涉的纯而粹之的哲学。具体的经验为哲学反思奠基，成为哲学思考的原材料和起点；与之相对，哲学则让经验超越具体的场景和当下的杂芜，收束成清晰的结构和稳定的机制。如果说在生活世界中，具体经验是可能性和丰富性的持续展开，那么哲学对经验的结构性刻画就是朝向理解和行动的稳定和收敛。因此，哲学反思的结果并不是描述性的，而是从分析出发的结构性。

沿着上述思路，哲学在中国的特殊性并不会体现在方法上，而是凸显在经验的差异上。我们需要从不同的维度理解当代中国的经验世界。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经验世界在被筛选之后以人、事、物的方式固化在书写文献之中。被固化在书写之中的具体经验一方面是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则是被书写构造出来的经验场景。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固化下来的古典中国场景和事件被认为是以不同的方式指向共同的秩序、价值与恒久之道。不妨说，通过经典被记录和不断重访的时代和经验是中国成其为“中国”的根基。这些历史事件被不断地“述说”和“阐释”，让每一个历史事件和想象场景都被拉入阐释者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之中，意义的拓展让历史成为敞开的理解空间。面向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验形成的理解又成为行为的规则，从而让各种可能性收束为新的现实经验。正如赵汀阳用“述作之间”的隐喻强调的那样，“‘作’创作的是未来，把将来时的多种可能性约束成唯一的现实性；‘述’书写的是历史，把过去时的唯一事实敞开为多种历史。” 传统中国的经验世界在当下仍然鲜活且始终影响着当代的精神生活。经典总是以不断被重访的方式来塑造理解和激发行动，进而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生活世界又是与传统经验截然不同的。从技术、器物和日常生活的组织形态上看，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是高度现代化的。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区域都在共享着一个被技术和信息紧密联结的经验世界之中，塑造了从表面上看高度同质化的“生活经验”，进而强化了基于这些表面“生活经验”形成的共同处境。从具体的知识到对世界结构的理解方式，乃至对个体价值和社会生活的体验都与传统经典世界有显而易见的差异和断裂。现代性的力量塑造了高度划一的生活方式，而经典世界中的“价值和秩序”则以独特的方式“对抗”这种同质化的经验，始终保持“中国性”的活力。不妨说，同质化的生活经验也并不会直接导致划一的“现代性症状”，而是会呈现出症状和病理上的“地方性”。经验的世界总是在历史与当下的交织中涌现，当代中国的经验作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也因此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它们不仅可以激生出具有“中国性”的当代哲学，还可以印证一种面向具体经验的“通用”的哲学方法——以指向当下经验的方式联结历史与未来，说明塑造历史的“中国性”可以成为开启未来的“世界性”。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尝试开展一次关于哲学方法的创新，用前所未见的方法来展现并激活源自传统的“中国性”。恰恰相反，我们提出的重返经验的方法倡议是植根于传统中国思想方法的，重访经典以反思具体经验，同时以具体经验激生经典的活力，这一方法在传统中国被思想家们反复且熟练地使用着。对历史经验和当下生活的刻画和描述都是指向未来的行动，“述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朱熹在论及《论语》“述而不作”章时指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 以述为作，对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制作！面向过往经验的“述”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意义赋权，从未来视角看，“述”也是指向行动的“作”，为行动提供合理性和规范性的奠基。

易言之，这一方法的特征是从经验出发，在当下与历史的押韵和共振中展开理解，并为行动奠基。哲学反思总是在关注变化过程，而非僵化的事物结构。其原因是哲学反思的目标并不是拷问并固化对外在对象的认识，而是在鲜活的经验中不断试探最合宜的可能性。正如葛瑞汉所说，“中国哲学思考是以‘道’而不是‘真’为中心……在墨家关于鬼神的讨论中，问题不在于鬼神的存在是否真实，而是在于区别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上，这样或那样处置鬼神在社会上是否适当。” 从比较的角度看，传统中国的哲学思考并不首先考虑事实与知识的相符，以及“是不是如此”的问题，而是始终关注“合适”和“恰当”的问题。这看起来是一种不追求精确性和具体知识的进路，却成为独特的哲学视角，塑造了独特的方法。进而言之，这种独特的“适当性”就使得哲学反思从一开始就溢出了外部对象的知识，指向对整体生活秩序的理解性塑造。安乐哲就强调相对于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中国哲学有独特的溢出性，“哲学（在中国）是一种推动和造就当前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思想话语。这一哲学传统所表现的存在主义的、务实的，以及坚定的历史主义的特性拓展了哲学外延，使它远远超出了中国之外‘哲学’所界定的范围。” 当然，我们并不是以此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尝试说明“重返经验世界”作为一种哲学视角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是极为重要的。这种重要性绝不能被理解为与其他文化和哲学传统之间不可通约的特殊性，我们在理解“中国性”时不能混淆视角与方法。

如果我们在述作之间的框架中理解“重返经验”的方法倡议，不妨说在方法意义上就是强调以述为作。从过往与当下的经验出发，通过对经验的结构性描述指向理解和行动。过往的经验就是以文本的形式固化经典思想文献之中的事件与人物。从重返经验的角度看，对于经典文本的处理从手法上看就不是哲学史的，而是哲学的：并非要从字词和文句的意涵分析理解文本的内容，而是将字词和文句当作叙事性的内容，关注被描述的场景及其中活跃的人和事，以此来重返充满意义的“经验现场”。陈少明将这一方法定义为面向经典文献的“想象”，“强调想象同中国哲学，而非中国哲学史的关系，原因在于哲学史通常论述那些自觉的哲学观念（包括范畴、命题或学说），而判断的依据通常来自西方哲学……要充分吸取古典智慧，便需要在现有的哲学史之外，从挖掘经典文本的各种叙事内容入手，进行中国哲学创作。这样，它要求的，首先不是面对古典思想概念，而是面对经典世界的生活方式。经验而非概念，才是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想象在其中的作用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想象古典生活世界的经验，对以想象的方式所呈现的观念的理解，以及对各种抽象概念（包括哲学或不太哲学的）所指涉的可能经验内容的想象。”

将经典的内容视作被文句的叙事功能固化下来的、充满意义的鲜活经验，就从方法的意义上架起了古典与当下的桥梁。重述经典中的生活世界可以重塑我们对于当下经验的理解，这种重塑不是基于知识判断和真理追求的行动立法，而是在具体的感受和体验场景中展开理解。因此，行动并不是刚性法则的必然要求，而是在理解中不断进行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生活经验和经典世界才是连续且贯通的。需要强调的是，面对具体的经验以及人在其中的置身性，展开理解而非判断，进行试探而非验证的态度，并不是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彰显了这一视角的普遍性。以知识性的方式对具体经验作出判断，需要一种决定性和先在的“旁观者”视角，与之相对，以场景化的投身来激活对经验的理解，则是来自更贴近实际状况的“局中人”设定。视角的差异带来的显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错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的互补模式。

结语

我们从哲学在中国的哲学史底色这一学科史的事实出发，尝试说明哲学史在确立学科规范的同时可能疏离了经典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独特思想方法与哲学的规范性对立起来了。我们有以下两个基本的预设：其一，哲学思考是朝向具体经验的，哲学是对经验的抽象性刻画；其二，哲学对于不同类型的思想方法是开放的，哲学的规范性不应该是一种排他性。与上述两个预设相对，中国哲学史书写背后的、舶来自西方的哲学性标准使得大量中国思想文本中作为独特论理方法的场景和经验被忽视了，转译自西方哲学的概念与范畴框架被虚悬在具体而鲜活的历史经验之上，让对经典世界的探究变成了对文本的解读。这一方法论框架可能偏离了中国传统经典的经验模式和历史世界，中国思想语境中的历史性意味的缺失让思想文本中的人和事成为哲学概念运动过程的背景音和冗余物。与此同时，思想文本的解读方法并不能指向中国当下已经与世界融合的现代世界。在当下的直接经验中，文本中的概念与范畴似乎是一些生活历史的遗迹和传统思想的余烬，基于传统思想文本意涵的讨论也无法激生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反思。我们尝试提示，双向地远离经验世界，可能让中国哲学既失去在时代中激活经典的能力，又缺乏用经典中的历史世界为理解当下提供视角的可能性。我们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尝试提出重返经验——经典世界与当下生活的双重经验——的可能性及其方法论价值。

因此，提出重返经验这一哲学方法的初衷并不是比较哲学视角，而是要在中国哲学的学科语境下，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进行某种“矫枉过正”式的转向。我们需要对中国哲学的双重哲学史底色带来的理论后果保持清醒的认识。哲学史的底色意味着我们对传统中国思想的“哲学改造”可能是在自觉不自觉中使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思想在哲学史书写中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从而让哲学思考被某种哲学标准限制了。与此同时，无论是来自西方还是源自中国传统的哲学史书写似乎都没有突出作为精神史的历史的“历史性”，与此相对，文本与思想家都被当作客观史处理的时候，作为哲学史研究起点的文本也成了哲学思考的边界和限制。

与此相对，“回向经验”或“在经验中激生理解”是中国传统哲学活动中被熟练使用的成熟方法之一。构造经验的场景，记录具体的事件，都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以思想创造的方式重返并重访“经验现场”，在保持精神生活的连贯性的同时体现理解的时代性，进而为行动进行意义的奠基。“片面”强调哲学史的底色是要提示哲学史叙述在何种意义上可能造成我们梳理“重返经验”的方法。以文本解读为基本方法的、范畴化和问题化了的哲学史叙述可能脱离了文本原初的经验场景，也脱离了经典文本的表达策略和活力源泉。由此，哲学反思就可能随之陷入双向疏离的状态：一方面疏离了经典世界中的鲜活经验，另一方面则保持着与当代具体生活世界的距离。

实际上，我们是用一种“过度焦虑”的预期来表述上述潜在问题，即中国哲学可能出现同时疏离历史与当下经验的、概念空转的风险。我们不否认哲学史底色对于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规范性建构起到的奠基性作用，但也不能否认过分强调哲学史叙述的规范性和技术性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此同时，强调重返经验的可能性，是要提示中国哲学可以接续经典时代和传统思想中以经验为本的方法和立场，以期补正或拓展哲学史确立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进而获得能够直接面对经验——经典世界或当下生活——的哲学视角。我们期待的是，强调“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可以在方法上探索中国语境中的哲学与哲学史并行模式，为中国哲学在哲学史底色之外提供新的理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