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乐松：重返经验的可能性——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底色及其反思（上）

摘  要：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构以哲学史叙述为基本形态。哲学史的叙述为中国哲学引入了哲学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也使得哲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规范与方法。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和问题框架将在历史世界中发生的、朝向恒久之道的经典世界转变为思想文本，将在场景化具体经验中展开事物之理的表述策略转变为概念与范畴的抽取，二者的理论后果是以哲学史为底色的中国哲学可能既疏离了经典中隽永的经验世界，也脱离了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当下经验。从中国思想传统的经典性与历史性分析出发，通过“即事言理”思想方法的剖析，中国哲学获得一种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哲学思考与经验结合的方式能激生经典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独特方法和表述策略如果被视为一种通用的哲学方法，也可以推动面向当下经验的世界哲学建构。

毋庸讳言，从学科创立和学术研究的历史看，哲学在中国呈现出双重的哲学史特性：一方面中国哲学学科是以哲学史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以哲学史框架的建构登场；另一方面经历复杂变化且内容丰富的西方哲学也以极快的速度被转译为中文。这一双线并行的哲学史建构过程不仅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术语体系、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也成为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规范性要求的真正载体。两个在时间上跨度极大的思想传统中蕴含的丰富内容都获得了独特的当代性。特别是西方哲学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和经典著作都以“共在”和“当代”的形态涌入汉语表达，形成了“跨时代哲学”在当代的汇聚和共时化，西方哲学的问题跨度与论说视角的丰富性也被这一情况进一步强化了。两个并行的哲学史叙述框架一方面体现了哲学进入中国带来的思想碰撞和规范融合，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中国思想始终保持的与源自西方的哲学规范的差异性。

就当下的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无论是从哲学史的视角出发回返中国古典思想文本的义旨分梳，还是以更细密的译介与阐释来叙述西方哲学中的“疑难故事”或是“当代关切”，都主要是 “述而不作”——描述、阐释已经发生并形成了的哲学思想和观念体系，而不是主要关注分析和刻画当下中国的经验世界。我们试图指出，上述“述而不作”的哲学实践可能体现了一种双向疏离的境况：在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生活世界及其经验结构遭遇了与传统世界的断裂，古典中国思想的“哲学性”内容的提取和规范性重述不断凸显的“中国性”，对于中国经典中的历史世界和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经验世界而言，都有明确的“异质感”。由此，在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和问题域中展开的、对古典思想文本日益细密的分梳和阐释，在深化中国思想的哲学性意味的同时并不能有效地成为刻画当下经验的理论资源。与之相对，来自西方的哲学——特别是以认知科学与技术进展为基本内容的技术性的哲学刻画——似乎与当下中国已经“现代化”境况的契合度更高。然而，即使从当下的生活世界出发，具体技术与器物的融合也并不能完全消解“中国性”作为底色的文化特殊性。由此，我们也不能否认西方当代哲学与当下中国经验在文化特质上的疏离。当然，从另一个视角看，面向传统中国思想的阐释和叙述应该激活的是具有中国底色的哲学视角，从而在连接传统与当下的同时开创中国哲学的“世界性”；与此相类，即使中国在技术和器物上与西方高度趋同，却仍然在精神生活的意义上自觉地保持着面向全球共同挑战的“中国视角”，并且拥有独特的、来自传统经典世界和历史意识的思想资源。

如果我们同意哲学从其本来的性质就是要对经验进行规范性的反思和结构性的描述，那么就可以认为疏离的境况也是哲学在中国语境中进一步实现理论突破的机遇。如果说双向的疏离提示了中国哲学研究需要认识到重返当下经验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么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就是克服疏离并重返当下经验、激活哲学思考在中国的理论活力的路径。我们可以分以下三个步骤完成一个关于回返当下经验的可能性及其路径的讨论：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作为中国哲学底色的中国哲学史何以导致了生活经验与思想文本的疏离，进而限制了思想经典被当下经验激活的可能。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以哲学史的方式被建构起来，哲学史家将来自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本和经典文献视为材料，以这些哲学史家眼中的哲学性规范为标准，把原材料中的部分内容选取出来，并按照概念、范畴和主题的框架结合起来，进而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叙述。这是以从西方舶来的某种或者某几种哲学规范替代了中国思想的历史性，不仅将中国思想中的道与事规制在经典文献之中，而且文本解读以文本的“原意”为最终目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验与道理之间活的联结。文本取代了历史情境与历史性的意义结构，可能的后果就是让被过分强调的、单一的规范性限制了思想。这与传统中国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经典世界中强调的“述而不作”作为一个思想实践的范式，有一个重要的预设，即依照天道展开的“作”已经被先王齐备地完成了，因此“述而出之”、学、习并践行就可以了。在这个意义上，述即是作。质言之，这种独特的历史意识是传统中国经典性与历史性合一的根基。在古代中国的语境中，每一个时代都以当下经验的方式激活对经典的理解，绍述先王而成时代之序、当下之事。

其次，以独特历史意识为根基的经典性是在思想意义上贯通不同时代的线索，也是以文本的形式保证精神生活连续性的载体。经典之所以可以始终朝向鲜活的经验，源自其基本的描述性特征以及独特的表达策略。“即事言理”的表达策略体现了中国思想始终植根于具体情境的特征，也凸显了对事与势的“变”（transformation）的过程性描述的关切，而非对象化的固定结构分析。这一思想方法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面相，由此可以说明中国思想何以始终与经验保持紧密的互相激生的关系。如果说围绕文本解读展开的解经学是要向经典出发，以经典的义旨解读作为生活的立法基准，那么中国思想的另一条路径就是从经典向生活出发，最终的理是在经验过程被呈现出来的，而不是用对理的固化认识来为经验或行动立法。显然，后一种理路是被忽视和低估了的。通过中国思想中“述”的特性就可以理解对经验的刻画何以具有时代的创造力和精神上的理解力。由此，作为思想历史积淀的经典就可以始终呈现出某种独特的当代性，成为联络精神传统与当下经验的纽带，并且保持“经验激生思想”的可能性。

最后，哲学思考从方法和进路的意义上是始终开放的。作为中国哲学方法和表达策略的“即事言理”如果将经验与经典联结起来，那么重返当下经验世界来推动具有中国性的哲学理论就是有可能的。以规范性的方式刻画经验的结构，以述为作，用经典世界中的精神经验呼应和理解当下的经验世界，从而展现独特哲学方法的“中国性”特征。进而言之，这里的中国性就不是与哲学的原初属性相异的例外主义与特殊主义的特性，而是从经典积累的精神关切和思想方法中朝向共通的生活经验和日常世界的哲学实践。换言之，中国的哲学思考也不能自外于当代世界的哲学前沿问题，中国哲学的内容不能仅限于传统中国思想的哲学性与当代阐释，而是需要通过哲学反思指向共同的经验世界及其存在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才能通过回向经验获得理论上的活力，同时激生出传统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朝向全球化时代的共通问题展开具有中国特性的哲学图景。

一、作为哲学底色的哲学史：历史性与规范性之间

关于中国哲学的、最有影响力的老生常谈就是自西方舶来的哲学学科是以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方式切入中国近现代知识和学科结构。中国哲学史的奠基者们都清晰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的主题、方法及论说与西方哲学是大不相同的。冯友兰、张岱年等先生都试图建立中国哲学的规范性体系，无论是子学进路的择而述出，还是问题式的纲举目张，都是在文化传统的历史性与学科建构的规范性之间作出了选择。中国哲学史是基于写作者对哲学规范及学科标准的理解，抽取中国思想历史中的某些片段和关键性语词、思想主题，按照哲学规范进行再解释和联结，进而形成一套历史性的叙述。不妨说，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框架实际上是为何谓中国哲学划定了边界，并且确立了中国哲学的规范性准则。从关键性术语概念到主题性的问题疑难，直至依照这些基本元素串联起来的跨时代的思想者共同构成的哲学学统和学派。中国哲学史框架往往都以某种方式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主题结构和概念形态，其基本目标是让中国思想呈现出符合规范的哲学性，然而其实际的作用却可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明确并凸显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相对于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的异质性。这种独特的登场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得“中国哲学”在中国思想体系中塑造了“他者性”。这种他者性的基础就是将具有哲学意味的思想内容从思想图景和文本整体中抽取出来，构成了相对的独立性。筛选即疏离，强调规范性的代价是表达的丰富性和思想经验的整全性。进而言之，来自西方哲学的形式化标准和概念性框架成为中国思想的“哲学性”自我审查的尺度，审查基础上的重述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思想的整体性转化为具体概念的运用和特定问题的解答，使得哲学的规范性优先于思想的经验基础和历史语境。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近代西方哲学框架也是启蒙时代的产物，是以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与传统的断裂为基本特征的。哲学在中国的建构是以哲学史的方式完成的——在中国语境中的“当代哲学”与传统思想的断裂中。

规范的变化必然带来整体思想图景的断裂，作为一种新的叙述范式的哲学史与传统中国的四部之学有明显的区隔，哲学史是将作为经学根基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意识转变为某种规范性的历史叙述。中国哲学史述出的中国思想片段重塑了“历史”的意味，其核心变化在于偏离了经史传统塑造的历史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世界是有意义的，它以过程性的方式展现出秩序和价值的统一，这也成为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和不同时代的当下经验被理解的前提。历史与历史性的意涵大相径庭。因此我们需要在历史（history）与历史性（historicity）之间作出严格区分。

客观史学的成立和滥觞将过往发生过的事件所形成的、在时间中的序列称为历史。基于客观历史的预设，历史是在线性的时间流逝中已经消失的（passed）客观事件的堆砌。由此，历史叙述就是在过往的时间中发生并已经消失了的客观事件的线性排布，对历史的解释则是以因果关联为基本结构的事件描述——历史中的事件并不构成独立的意义和精神价值，也不存在一个有整体意义和价值或内在机制的历史过程，正如物理世界中对象的变化和生灭一样。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历史的“物理学”化。与之相对，历史性则是基于历史意涵及特定文化精神的整体理解，是使历史的叙述成为精神生活源头，并且让历史成为精神史的那种特性。卡西尔强调，“历史之为历史，就其乃一精神性之事实而言，并不单纯地是时间上彼此交替取代的一些事件之顺序。历史乃是变化之中的一个永恒的当下；乃一‘同时之整体一切’。历史之‘意义’于任何一个别的瞬刻中都不是孤立的——而另一方面，历史之意义却是完整不断裂地存在于这些瞬刻的每一个之中。” 质言之，历史性是指所谓客观发生了的事情具有历史书写价值的原因，由此，历史书写就是以具体的事件为原料对文明时间进行组织的方式。利科在述及黑格尔关于精神历史的理论时强调，“对于黑格尔来说，有意义的历史就是精神史，而黑格尔留给他的阐释者的问题，则是真理与历史之间的张力问题。哲学家会问：精神是如何拥有一段历史的？由于问题的时代特征，哲学历史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家的历史，事实性失去了一切哲学上的趣味，而被打发到单纯的叙事中。” 从客观的历史事件到具有精神价值的意义，历史性是一个文明传统将自身的历史事件组织成为一个意义世界的前提。

具体到中国，在经史互通互质的传统中，传统中国的思想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具有超越性的，文明的整体性和其根本之道的内在一贯性既是被预设了的，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人对经典之道的体认和践行之中。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和历史观念的经史之学保障了传统中国的历史意识。不同时代对经史的研读是持续的思想实践，以及以经典研读为基础展开的、对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领会。质言之，不同时代的具体经验总是在激发那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回向作为历史的经典，展开面向当下经验又指向隽永精神主题的思考。正如利科强调，“对历史的领会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实践活动。通过这一实践，我们会依据（自身的领会）来不断预期未来的进程及其结果。领会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修正预期，直至它们与实际发生的状况相符合。” 历史一旦被当作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那么任何一个发生在时间中的具体事件都是有待阐释和理解的鲜活经验。换一个视角看，当具体事件以独特的意义加入整体历史时，就从单纯的事件变成了有价值的历史。

“六经皆史”是传统中国思想中对“历史性”展开的一个十分复杂且精致的建构模式。作为先王政事记录的经典，其内容显然首先是独立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有独特的场景和人物。然而，由于先王以政事实践展现的天地之道的超越性以及圣人删订择述的二次筛选，这些具体的事件突破了其孤立的情境和具体的人物，成为某种更深层次历史规则和意义机制的载体。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就像一个个被加密的谜题，总吸引着经典的读者展开基于自身经验的解读和探究。这种探究的目标又完全超越具体情境而指向历史意义和根本价值，其目标是为当下及未来的经验提供意义基础及行为准则。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将某些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件当作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意义根基，人们才会认为当下的经验总是以某种方式与恒久的意义押韵共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不断回向历史来理解当下，同时在当下激活经典。这一立场与客观历史的最重要的差别是：对“历史性”的建构是以人类历史的整体秩序、意义和价值为预设的，它是我们走向历史的出发点，也是在当下经验中需要不断通过经典的阅读和阐释来探索和贴近的根本之道。与此相对，客观历史则是拒绝上述预设的，历史与当下只是在因果机制和时间性的意义上相续，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录也不会在意义和价值上有质性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古典中国的经史何以成为一种稳定的学术规范和思想方法。恒久之道与具体之事是互文互现的，将经典性、当下性与历史性统一起来。经典中所见的事件中的人和具体场景，相对于被预设了的历史意义就是“隐匿”和“次要”的，甚至经典文本的字面含义都可能成为我们理解和探究历史性价值的“障碍”与“遮蔽”。因此，看似零碎的“断烂朝报”对于每一个时代而言都是具有当代性的。这一独特的历史性建构模式保证了经典成为贯穿每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线索，也使得对经典的解读是恒久之道的探寻，而不仅仅是“文意”的铆定。

以此为基础，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哲学史可能在以下三个层次上脱离了经史传统塑造的历史性：其一，哲学史将经典视为思想文本，进而解读文意并提取论证过程，其目标是精确的文意描述和精致的论说结构分析，其后果是文字意涵的收敛性定义或类型学分梳，从而终结了经典与当下经验结合的可能性和阐释的开放性；其二，经典中的文本内容从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场景和具体经验转变为某些核心概念、范畴演进的载体，思想实践和精神生活就转变为对概念、范畴及问题的接续性的理论分析和争辩，而不是朝向恒久价值与意义的探究。由此思想历史的内容就转变为思想家的智性实践的叠加；其三，如果文本解读成为一种通用的方法，文意的精确成为规范性标准，那么哲学史预设了每一个文本作者的“原意”就是探究的终极目标和最终标准。由此，理解经典的文意——而非经典背后的历史性——就是唯一的目标，进而解读他们的精神生活并由此接续对其所处的时代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思考就自觉地被限制在具体的时代与生活经验中，从而成为纯粹的思想史描述。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视角为经史传统辩护，也不是要以此否定哲学史方法，而是尝试说明哲学史的进路在何种意义上以哲学的规范性取代经史传统的“历史性”预设。在此基础上提示规范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变化可能带来的理论后果，即以哲学史的叙述取代哲学的探究可能带来的、与当下经验疏离的境况。正如赵汀阳强调的，“一旦解释学或经学被作为普遍方法而垄断了知识生产力，思想就失去外源性而转为内向性，把自身重复误认为自我确证，文化就失去生长能力而形成文化自闭症……经典是思想的榜样，却不是思想的界限。”如果哲学史建立起来的方法和规范就是在思想文本的解读中指向不同时代的具体思想家的精神生活及其表达形态，那么哲学实践实际上就被封闭在文本中了，缺乏向当下经验的开放性，进而也就失去了将不同时代的精神生活贯通起来的可能性。易言之，从哲学史的某种特殊规范出发，却偏离了哲学规范的开放性。

以哲学史的方式创立中国哲学学科的前贤们以历史的视角抽取并确证了中国思想的哲学性意味，同时明确了通过文本解读来探究不同时代中具有哲学意味的思想实践的必要性。这一独特的进路有着不得不然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一种作为他者的学术规范要引入自身思想传统的理解与阐释，就不得不对既有的方法及规范进行改造。然而规范性的重构显然不能以思想的活力为代价。中国思想的哲学性应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石，而非被反复论证的目标。哲学史作为中国哲学的底色也不应该成为单一的规范性和哲学实践不断技术化的起点。毋庸讳言，作为中国哲学学科底色的哲学史方法让哲学研究越来越指向不同思想文本的技术性解读，日渐精细的概念式文本分析与不断丰富的社会思想史叙述进一步强化了研究规范的技术性。甚至可以说，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哲学本身。

十分有趣的是，规范性取代历史性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技术化倾向使得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在学院式的研究中 “趋同”。被简化为“人生智慧”和“行动规则”且具有高度日常化特征的中国哲学虽然在主题内容和问题关切上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差异，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中西哲学似乎都被高度的规范性和技术性统摄在职业学术之下，中西哲学之间在主题上的对比所造成的张力正在以奇妙的方式被缓解。缓解这一张力的，正是中国哲学界沿着哲学史的规范不断强化的“文本分析”技术。

哲学史作为中国哲学的底色是无需争议的事实，它有两个特殊的背景：哲学与中国之间原生意义上的异质性，以及哲学学科建构的历史情境。中国哲学史的建构是哲学学科规范被确立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可能存在着两种风险：其一就是在舶来的哲学传统中强调的规范性与自身文化经验的历史性之间的切换；其二则是在哲学史写作过程中，选取和择述思想传统中具体内容的标准——即哲学史作者眼中的哲学性规范——可能是过于单一和僵硬的。实际上，无论是何种情况，如果不能保持规范性与历史性的平衡，就很有可能使得哲学史的规范性限制了哲学的理论空间和现实联结。质言之，哲学学科的规范性作为哲学实践的产物，不应该成为一种推动力，使得哲学思考脱离其基石和源头。正如胡塞尔在分析欧洲科学面对的危机时强调的那样，科学的危机在于先在经验与科学规范之间的倒置，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成就，它在历史上而且对于每一个学习者来说都是以从直观的周围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是作为对所有人都共同存在的东西被预先给定的）出发为前提的。当科学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时，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而且以后也必然是以这个预先给定的世界（科学的实践以及所有其他生活的实践都保持在其中）为基础，依据于这个世界而存在。在这个世界中，认识作为前科学的认识已经起一种经常性的作用，它有自己的目的，这些目的是它能够按照它所想到的意义，并且通过总是为了使实践生活总体上成为可能，而充分达到的。

与科学的前提相类，在规范性与历史性之间的直接经验和当下生活才是哲学反思的真正基础和源泉。中国的经史传统从被预设的历史意义和恒久之道出发建立解读经典的规范并始终朝向具体的当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