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20世纪儒学的学术研究有哪些突出特征？（下）

四、大学与讲学

与儒家学说直接联接的是讲学，余英时指出：

在传统时代，到处都可以是儒家“讲学”之地，不必限于书院、私塾、明伦堂之类地方，连朝廷之上都可以有经筵讲座。今天的儒学似乎只能在大学哲学系中存身，而且也不是每一个哲学系中都有儒学。此外当然还可以有一些零星的儒学社群，但也往往要依附在大学制度之中，那么是不是儒学的前途即寄托在大学讲堂和少数学人的讲论之间？这样的儒学其可能的最高成就是什么？

由于大学讲堂与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场所，因而，对于20世纪儒学的根本使命而言，大学的学术研究有其特别的重要性。

那么，在传统制度解体后，儒学要继续存在和发展，要不要，可不可能，或者如何寻求与新的制度条件结合呢？事实上，即使在近代以来，儒学的存续也仍然与现代建制性条件相关。就儒学的核心部分即哲学思想而言，其存续主要依赖于讲学和传承。从这一点来说，在讨论重建儒学和社会制度的联系方面，大学的作用应得到正面的肯定。从世界历史来看，近代社会与制度变迁给哲学带来的的最大影响是，哲学的主要舞台转移到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到以大学为主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上来，这使得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性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大为发展。事实上，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无不以大学为其讲学著述的依托。所以，尽管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中仍有不满于学院体制或倾向于游离学院体制之外的人，但绝大多数哲学家和研究哲学的学者都不可能与大学绝缘，因为大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提供哲学基础教育和哲学理论研究环境的基本体制。哲学与大学的这种密切关联，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由此造成的趋势和结果是，哲学作为大学分科之一在近代教育体制中获得一席稳固的地位，而哲学家也成为专业化的哲学教授。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和他们的哲学体系的建立，也大都在大学之中。即使是最倾向于学院外体制的现代儒家梁漱溟和熊十力，他们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新唯识论》也都是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时期完成的。所以大学在现代可以作为儒家哲学生存的基地之一种，是不必有什么疑问的。只是，这种存在方式及其影响，与近世儒学在普遍建制化支持下的广泛而深入的存在自是难以相比的。所以，对于余英时的问题“是不是儒学的前途即寄托在大学讲堂和少数学人的讲论之间”，我们的回答是，现代儒学应该也可以利用大学作为建制条件以为自己发展的部分基础。所谓部分，是说儒学的前途可部分地寄托在大学，但不是完全寄托于大学讲堂（自然，大学哲学系的讲堂也不都是以儒学为内容，这与古代以儒学为主的讲堂是难以相比的）。

以大学作为现代建制的基础，其根本理由在于学术研究在现代儒学发展中的地位。如前所说，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重建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的儒家思想，清理、总结儒学传统，使儒家思想得到复兴和新的开展，是20世纪儒学的根本课题，这些课题无一不是学术研究才能承担的，而大学正是现代社会进行学术研究的最佳制度条件。

现代大学是以知识性的研究和教育为主，这和儒学的教育方向不完全相同。不过，就传统儒学来说，其中本来包含着大量学术性和知识性研究的方面和部分，汉唐经学和宋元明时代的经学中有着大量的此类研究，即使是理学，如朱子学传统中所包括的学术性著述也不在少数。甚至清代的王学也有考证学性质的著作。宋明理学思想性的著述也都主要面向士大夫阶层。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儒学研究与古代儒学本有的学术研究传统是有其接续的关系的。而且，古代的官私教育体制，从国学、州县学乃至书院，本来就是儒学讲学传承发展的基地之一。就“作为哲学的儒学”而言，大学的人文学科（哲学、历史、中文）提供了现代知识人进行儒学研究的基本场所，是儒学在现代建制中传承发展的一种条件，大学对儒学的支持作用虽然是有限度的，但应当予以肯定，何况大学的儒学研究不仅是学术性知识性的研究，也包含着并且向社会发散着文化和道德的思考。只是，大学所容纳的儒学研究和传承并不是儒学的全部，因为“作为哲学的儒学”不是儒学的全部。有些论者因此便反对儒学的学术研究，这也不足为怪。儒学是一个历史上包容甚广的传统，儒学传统中不仅有智识主义，也有反智识主义，明代的民间儒学如颜山农、韩贞等都反对经典研究和义理研讨，只关心地方教化，这些都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例子。

在笔者看来，比起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儒学研究，我们的儒学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学术水平和研究眼界都有待于提高。今天的知识分子，只有对两千多年来的儒学，包括它和社会、制度的互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这一伟大传统及其偏病，才能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有真正的文化自觉，也才能回应世界范围内儒学研究的挑战。大学和科研院所的青年学人正应当对此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才能无愧于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儒学的发展来说，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实践上，是沉实严谨的努力，而不是汲汲于造势和喧哗。

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如何认识现代大学建制中的儒学研究，而应当在于，经历过明清以来儒学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的发展经验，和感受到当代市场经济转型时代对传统道德文化资源的需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儒学不能仅存在于大学讲坛和书斋里，不能止于“作为哲学的儒学”，而必须结合社会生活的实践，同时发展“作为文化的儒学”的方面，使儒学深入国民教育和人生践履。这是一切关心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人士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记取古代朱陆对立的教训，尊德性和道问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而这既是儒学整体的性格，也是对儒者个人的要求。

五、教育与教化

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不仅可以与大学结合，还可以与更广泛的教育领域结合，如小学、中学教育，社会文化教育，儒学的价值教育功能不仅可以通过教育体制发挥，还可以通过和现代媒体的结合来实现。更广泛地，它还可以通过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公益团体发挥其功能。而这一切需要一定的前提，即教育宗旨的确定，国家文化政策的肯定，文化学术空气的转变。

在现代社会，儒学的存在应尽可能地以教育为其基地，通过将儒家经典的部分引入小学、中学，使儒家思想与价值透过教育途径，植根于青少年的心灵。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教育中，通过古典教育的方式，这一点已经有所实现，只是不突出、不全面。最重要的是，缺乏一种固定化的制度性形式，以确定和保证儒家文化的价值成为小学、中学德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教化的途径即使在传统社会，也不是固定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校外的文化教育与经典教育近年开始流行，应当受到社会的支持。鼓励各种经典诵读的活动和以经典诵读为宗旨的组织，使国民从小培养起对包括儒学在内的经典的敬重之心，熟悉儒家文化的价值资源，倡导把传统价值与现代生活进行结合，促进人伦日用的新的形式，这些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教化。政府与社会应表彰实践儒家价值的各类典型人物与事迹，鼓励各种文艺形式深刻地表现中国文化的价值，发扬中国文化的精神。目前各地也出现了不少民间书院，多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对象主要是成人。成人的国学教育现在遍地开花，各种国学班时长不一，重点有别，但都在普及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与价值。尤其是以企业管理者为对象的国学班或国学讲座，注重把传统价值与现代企业管理结合起来，虽然其出发点多是工具性的，但文化浸润的力量往往超出预想，人们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归属感，不仅增强了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且找到了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近年来还出现不少公益团体，以儒学为指导思想，推行包括晨读在内的各种经典学习和实践，号召并带动志愿者实践儒家的价值。电视台与其他现代媒体近年来在普及传统文化以及推动古代典籍与现代生活结合方面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提示出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也可以作为儒学教化传布的载体之一。当然，这需要媒体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作为条件。

很容易观察到，在这些社会文化的活动中，儒学文化在社会层面正在复活。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已经渐渐成为现代人待人、处世、律己的主要资源，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儒家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以及增益人文教养”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等人伦日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这类文化活动和文化事业，在台湾也一直多方面开展，有些并影响到大陆，如儿童读经运动，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例子。蔡仁厚说：

有人说，当代新儒家讲得很多，做得很少，我愿意说，此话有理。……五年前我为第四届当代新儒家国际会议写过一篇短文，文中呼吁大家异地同心，来接续前人的精神，可就一己的志趣和专长，分头进行下面几件事。第一件，疏导经典性的文献；第二件，研究专家专题；第三件，讲论中西主流的思想；第四件，豁醒文化意识；第五件，落实文化事业。这些年来，我们办文化讲座，学术会议，出版书籍，发行期刊，以及推动儿童读经——这些都很好，但应该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譬如人伦日用间生活礼仪的践行，生活环境的经营，风俗习惯的改善，凡此等等。

文化事业便包括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文化实践。蔡仁厚的这个说法代表了台湾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当代文化实践广阔性的认知。

儒学在现代社会传布其文化价值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而每一种传布的方式都提示了一种儒学的现代生存路径，在这个意义上传布与建制不是截然分开的。如果一定要用建制化的角度来看现代的儒学生存，那么，我们可以说，与传统社会不同，儒学与现代建制的结合是“弥散性”的，也是“松散性”的，这正是现代儒学与社会相关联的特色。

前面说到，目前公私道德教育的支撑缺少一种固定的制度化形式。这种固定化的制度形式，就是“教育宗旨”。梁启超在1902年撰《论教育当立宗旨》一文，吸取日本近代转型发展的经验，呼吁订立国家教育宗旨。1904年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概述了政府的教育立学宗旨。1906年清政府正式颁布《教育宗旨》，一方面坚持固有价值，一方面也倡导新的价值。1912年民国政府发布《教育宗旨》，采纳蔡元培的意见，去除了对固有忠孝价值的突出，强调以美感教育完成道德。1916年袁世凯颁布的《教育宗旨》，突出爱国，其他则回到清政府的教育要求。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指明“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的教育内容。1949年以后，政府再没有以“教育宗旨”的形式确定以何种社会价值培养国民。今天，应该重新考虑以教育宗旨或类似的形式，以政府的权威，确定以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作为培养国民德行的标准（当然不排斥其他现代生活价值）。有了这样的宗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活动才有根本的指导和依据，使得儒学与社会的所有弥散性、松散型的关系获得一无形的支撑。

很难定义何为“现代儒者”，但“具有儒家情怀的学者”应当是较少争议的。一个具有儒家情怀的学者与一个纯粹的儒家哲学研究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有或没有对于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怀。这种对历史文化的关怀主要是指对中国文化和儒学的温情敬意与同情了解，对中国文化与儒学遭受的压制不满于胸，关切儒学的前途和发展。一个儒家情怀的学者，在专业研究之外，一定要表达其对历史文化的忧患与关切，这是不能自已的。尤其是处在20世纪的中国，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始终处于被唾弃、被批判的艰难处境，凡是自觉或不自觉对儒家文化价值有所认同有所承诺的学者，必定愤然而起，挺身而出，理性地回应各种对儒学的不合理压制。在中国，包括两岸三地，儒学学者的文化情怀既表达为对民族文化的捍卫和对民族文化生命的痛切声张，也表现为对社会文化的强烈的价值关怀和道德关怀。然而，没有儒学学养的基础，只有文化的、道德的关怀，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儒学者。20世纪新儒家，大多以精治中国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为其学术基础，应当不是偶然的，表明这个时代面临西方哲学的冲击和现代文化的挑战，只有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儒学进行梳理和重建，才能立身于哲学思想的场域，得到论辩对方的尊重，与其他思想系统形成合理的互动；也才能说服知识分子，取信于社会大众，改良文化氛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