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论“浙学”观念的历史演变和现代意义（下）

关于朱学，全祖望还说：

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钞》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渊源出于辅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

他把黄震视为四明地区传承朱学最有力的学者，黄震出自朱子门人辅广。全祖望指出，南宋末年，最能振兴朱学的，一支是前面提到的金华的北山四先生，一支就是四明的黄震。他特别指出，这两支都是浙产，即都是浙学。《宋元学案》“《序录》底本”谓：“勉斋之外，庆源辅氏其庶几乎!故再传而得黄东发、韩恂斋，有以绵其绪焉。”

此外，全祖望在浙江的朱学而外，也关注了浙江的陆学：

槐堂之学，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甬上之西，尚有严陵，亦一大支也。

甬上四先生是陆学在浙江的代表，全祖望称为“吾甬上”即包含了把浙江的陆学视为浙学的一部分之意。严陵虽在浙西，但在全祖望看来，是浙江陆学在甬上之外的另一大支，自不能不看作浙学的一部分，这就显示出全祖望有关宋代浙学的视野是更为开阔的。

四、“浙东学派”

谈到浙学就不能不谈及“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指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因这些代表人物均为浙东一带人士，且学派“影响后来最大者”多在史学，故也称“浙东史学派”。

浙东学派的提法，可以看作是历史上与浙学观念类似的、一个稍有局限的学术史观念。因为浙东学派在名称上就限定了地域，只讲浙东，不讲浙西。这和“浙学”不分东西是不同的。这样一个概念的提出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历史上浙学的发展，其重点区域一直在浙东，宋代、明代都是如此。

黄宗羲是浙东学派这一概念的最早使用者之一。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他反驳了史馆馆臣“浙东学派最多流弊”的说法，这说明馆臣先已使用了浙东学派这个概念，并对浙东学术加以批评。

黄宗羲认为：

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

黄宗羲认为陈白沙开有明一代学脉，至王阳明始大明，这说明他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论述明代思想的主流统系。他同时指出，阳明之后流弊充塞，刘宗周出，才将流弊救正过来。所以，他对于明代思想学术最看重的是陈白沙、王阳明和刘宗周，而王阳明、刘宗周被视为浙东学术的中坚。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要看到浙东学派的功绩，而不是流弊。黄宗羲是在讨论浙东学派的历史功绩，但具体表述上他使用的是“学脉”,学脉比学派更宽，超出了学派的具体指向。从黄宗羲这里的说法来看，他对“浙东学派”的理解是儒学的、理学的、哲学的，而不是历史的。而黄宗羲开其端，万斯同、全祖望等发扬的“清代浙东学派”则以史学为重点，不是理学、哲学的发展了。

黄宗羲是浙东史学派的奠基人，全祖望述黄宗羲的学脉：“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可见黄宗羲本人主张“综会诸家”,而不限于南宋浙学的范围。他把北宋理学周敦颐、二程也融合在内，这一点后来影响了全祖望对浙学源头的认识。

清初全祖望在回顾北宋中期学术思想时即指出：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

这说明全祖望在回顾浙学发展之初，不仅强调安定湖学，而且重视明州和杭州的学人，就是浙东浙西不分的。

在全祖望之后，章学诚在《浙东学术》提出：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惟西河毛氏，发明良知之学，颇有所得；而门户之见，不免攻之太过，虽浙东人亦不甚以为然也。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

章学诚认为浙东之学，出于朱熹，而从三袁之后(袁燮为甬上四先生之一，袁燮与其子袁肃、袁甫合称“三袁”),多宗陆象山，但是宗陆不悖于朱。他总的思想是强调学术上不应有门户之见，宗陆者应不悖朱，宗朱者可不诋陆，不相非诋，认为浙东与浙西正是如此，道并行而不悖。所以，他论浙学，与前人如黄宗羲不同，是合浙东浙西为一体，这就使其浙学观较之前人要宽大得多了。

祖望谨案：四明之学多陆氏，深宁之父亦师史独善以接陆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子文以接朱氏，从楼迂斋以接吕氏。又尝与汤东涧游，东涧亦兼治朱、吕、陆之学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

《宋元学案》把兼治陆学、朱学、吕学，没有门户之见的状态描述为“和齐斟酌”。章学诚用“并行不悖”概括浙学“和齐斟酌”的性格，也是很有见地的。

由以上所述可见，“浙学”的内容从宋代主要指事功之学，到明代扩大为心学，再到清初进一步扩大为理学，于是“浙学”已经变成一个范围越来越大的概念。经过全祖望、章学诚等的论述，浙学由原来只重浙东学术而变成包括浙东浙西，越来越宽的概念。这些为我们今天确立大的浙学概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

五、浙学的性格与特色

有关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我一向认为，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各地文化交流频繁，没有一个地区是孤立发展的，特别是在帝国统一的时代。宋代以后，文化的同质性大大提高，科举制度和印刷业在促进各地文化的同一性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因此，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传统的表述可谓是“理一而分殊”,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地的不同发展，而地域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别，没有跳出儒学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话语，也不可能有离开全国文化总体性思潮涵盖的地方儒学。不过，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还不甚发达的时代，终究是不能忽视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现在什么层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区的不同发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传统之影响，而不是各地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地域性的因素，而在于如何理解、认识和掌握地域性因素对思想学术的作用。

近一二十年，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或文化教育繁荣发展的地区，都很注重地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崛起的总态势下，中华文化自觉的总体之下各种局部的表达，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促进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开展。其中“浙学”的探讨似乎是全国以省为单位的文化溯源中较为突出的。即与其他省份多侧重“文化”的展示不同，浙江更关注的是“浙学”的总结发掘。事实上，“浙学”与“浙江文化”的意义就并不相同。换言之，其他省多是宣传展示广义的地域文化的特色，而浙江更多关注的是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地域学术的传统。

当然，这与一个省在历史上是否有类似的学术资源或论述传统有关。如朱熹在南宋时已使用“浙学”,主要指称婺州吕氏、永康陈亮等注重古今世变、强调事功实效的学术。明代王阳明起自越中，阳明学在浙江发展，学者称为“浙中心学”。清初黄宗羲倡导史学，史称“浙东史学”。明代以后，“浙学”一词使用渐广。特别是，浙东史学或浙东学派的提法，清代以来已为学者耳熟能详，似乎成了浙学的代名词。当代关于“浙学”的探讨持续不断，其在浙江尤为集中。可以说，南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对“浙学”的学术论述，自觉地把“浙学”作为一个传统来寻求其建构。总之，这些历史上的浙学提法显示，宋代以来，每一时代总有一种“浙学”被当时学术思想界所重视、所关注，表明近世以来的浙江学术总是积极地参与中国学术思想、思潮的发展潮流，使浙学成为宋代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中的重要成分。“浙学”在历史上出现及其影响的重要意义是，每一时代的浙江学术都在全国发出一种重要的声音，影响全国，使浙学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内在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每一时代的浙江学术及其各种学术派别往往都有所自觉地与历史上某一浙学的传统相联结而加以发扬，同时参与着全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因此，浙学的连续性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说宋代永嘉事功学影响了明代阳明心学，或明代阳明心学影响了清代浙东史学，而是说每一时期的学术都在以往的浙学传统中有其根源，如南宋甬上四先生可谓明代浙中心学的先驱，而浙东史学又可谓根源于南宋浙学等。当然，由于全国学术的统一性，每一省的学术都不会仅仅是地方文化的传承，如江西陆氏是宋代心学的创立者，但其出色弟子皆在浙江如甬上；而后来王阳明在浙中兴起，但江右王学的兴盛不下于浙中，这些都是例子。浙学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对以往浙江学术的传承，也是对全国学术思想的吸收、回应和发展，是“地方全国化”的显著例子。

对“浙学”的肯定不必追求一个始终不变的特定学术规定性，然而，能否寻绎出浙学历史发展中的某种共同特征或精神内涵呢?浙学中有哪些是与浙江的历史文化特色有密切关联，从而更能反映浙江地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呢?关于历代浙学的共同特征，已经有不少讨论，未来也还会有概括和总结。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种观察，即南宋以来，浙江的朱子学总体上相对不太发达。虽然朱熹与吕祖谦学术关系甚为密切，但吕氏去世后，淳熙、绍熙年间，在浙江并未出现朱子学的重要发展，反而出现了甬上四先生代表的陆学的重要发展。南宋末年至元初北山四先生的朱子学曾有所传承，但具有过渡的特征，而且在当时的浙江尚未及于慈湖心学的影响，与甬上四先生在陆学所占重要地位也不能相比。元明清时代朱子学是这一时期全国的主流学术，但在文化发达的浙江，朱子学始终没有成为重点。这似乎说明，浙江学术对以“理”为中心的形上学建构较为疏离，而趋向注重实践性较强的学术。不仅南宋的事功学如此，王阳明心学的实践性也较强，浙东史学亦然。朱子学在浙江相对的不发达这一事实可以反衬出浙江学术的某种特色。从这一点来说，虽然朱熹最早使用浙学的概念，但我们不能站在朱熹批评浙学是功利主义这样的立场来理解浙学，而是要破除朱熹的偏见，跳出朱熹的局限来认识这一点。对此我的理解是，与重视“理”相比，浙学更重视的是“事”。黄宗羲《艮斋学案》案语：“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这个对永嘉之学的概括，是十分恰当的。南宋时陈傅良门人言“陈先生……教人读书，但令事事理会”,并言其教导“器便有道，不是两样，须是识礼乐法度皆是道理”。此说正为“事即理”思想的表达。故永嘉之学的中心命题有二：一是“事皆是理”,二是“事上理会”。这些应该说不仅反映了永嘉学术，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浙学的性格。总之，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是开放的，本文目的之一，正是为了促进大家更好地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

浙学是“浙江大地上曾经有的文化思想成果”,浙学在历史上本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富于多样性的。这些成果有些是浙江大地产生的，有些是从全国各地引进发展的，很多对浙江和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学者指出的，南宋的事功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浙东史学是“浙学最具坐标性质的思想流派”,是典型的根于浙江而生的学术思想，而民国思想界重要的浙江籍学者也都继承了浙学的“事上理会”“并行不悖”“和齐斟酌”的传统，值得不断深入地加以总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