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内部分化成诸多的亚文化，闽南文化在整体上依然可以说是一种个性鲜明、影响巨大、起因多元、内涵丰富、流播深远的地域文化类型。由于其与台湾所谓本省人的福佬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一直都是地域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那么，作为闽南文化的传承者，闽南人的身上又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想，要认识闽南人，首先要摆脱中原中心论的干扰，这种中原中心论的干扰自古而今，已经根深蒂固，主要体现为强调闽南人是纯粹的衣冠南迁或披甲南征的中原人后裔，闽南文化是纯粹的汉族文化。这种陈腔老调反复说，仿佛说一万遍就会成为真理。显然，不排除这个干扰，很难真正读懂闽南人。这种说法，严重忽略了汉人来到闽南地区时，闽南已经有众多原住民的事实。即使闽南人的父系可能确实有较多来自北方的血缘成份，即使闽南文化的核心要素当中确实保留了较多中原文化的成分，如语言、民居、宗教信仰等。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闽南文化和中原文化还是明显具有质的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思维上的对立关系。

大家知道，台湾的文化土壤主要有四层，最表层的是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层是儒家文化（包括变异的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底层是福佬文化（百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而成的闽南文化，也有人称为河佬文化、河洛文化、鹤佬文化），深层是百越文化（原住民文化）。由于百越文化已经式微，所以对台湾社会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前三种文化。其中，浮在台湾文化表层的近现代西方文化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全球最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态，其对台湾的影响，始于葡萄牙人对台湾的发现，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物质生活上。

我个人认为，真正在台湾人内心起到精神支柱作用的，很可能不是前述浮在表面的西方文化，而是固着在台湾精英人士思维深处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与“爱拼才会赢”的福佬文化，或者说，在西方民选的政治体制下，台湾社会真正对决的是其实是儒家文化与福佬文化，这是一种典型的“文明的冲突”。作为大陆汉民族精神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算是姗姗来迟，一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才大举介入这座孤悬海外的宝岛；清廷征服郑氏政权后，才全面进入台湾社会；日据期间有所中断。抗战成功后，以中国国民党收复台湾为标志，大陆的儒家文化再次统治台湾，并一度与西式的自由主义发生了冲突，如雷震的入狱，《自由中国》的被封。极为推崇王阳明学说的蒋介石显然无法容忍自由主义这种产自非儒教社会的思想在自己眼皮底下发荣滋长。即使是今天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连战、马英九，他们的头脑中也一直有着浓浓的儒家思维。作为《台湾通史》编撰者连横的孙子，连战自不必说了。马英九高调的祭孔仪式，恰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反之，与长期占据了政治话语权的儒家文化的高高在上相比，台湾草根的闽南文化就显得有点下里巴人了，他们一边臣服于儒家文化，吸收着儒家文化的元素，一边却又表现出非常严重的不适应与叛逆性。前面我已经讲过，闽南文化的核心要素中保留了较多中原文化成分，与儒家文化具有同源的一面。而之所以会出现与儒家文化不协调的地方，恰恰正是闽南人生活习性中的海洋文化成分。

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制度引进台湾前，台湾的儒教文化与闽南本土文化的交锋是以镇压和起义的方式交替进行的。这种交锋已经在台湾上演了几百年。大陆的王道统治势力与台湾闽南本土势力之间一直在台湾地区此长彼消，此起彼伏，至今未休，其结果是，许多闽南人渐渐被吸纳入了儒教圈，而一些久居台湾的外省后裔却因种种原因沉沦至本土草根世界，以至于如今的台湾政客还是泾渭分明地分为两极，要么是儒家，要么是本土，其政治代表分别为国民党和民进党，当然国民党里也会有少量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民进党创党初期也有一些义薄云天的党外人士。可大家可以观察到，国民党内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民进党创党初期的“党外人士”，这些理想主义者，都是弱势，前者因其落落难合而举步维艰，后者则动辄被台湾本土的势力所取代，陆续退场。这是为什么呢？无它，民众文化基础所致。

即使是在民主选举制度已较为完备的今日台湾，至今亦不能领悟，政治体制是要有思想文化基础的，是要有一个漫长的启蒙过程的，否则只能是西装套在泥腿上。当然制度的实践也可以算是一种启蒙，只是这种启蒙，大多是表象的形式的机械的启蒙，不是心灵深处的深耕与体悟。而台湾社会的福佬文化与大陆的闽南文化，虽两岸分峙，隔海相望，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

这里就有必要探讨一下闽南人的特质。

闽南人与很多人想象中的不一样，并非完全是南迁贵族或难民的后裔，当然其中确实有不少人是，如漳浦县一处叫赵家堡的地方便发现了宋代皇族后裔，他们是从海路逃难而来。然而，种种证据表明，也有一些闽南人实与百越渊源极深，不少人很可能只是出于自我保护或攀龙附凤的目的才自称是中原移民罢了。我们早就知道，在考古学上有个浮滨文化。这个浮滨文化遗址的分布区域，和今天的闽南语地区非常接近。此区域的原住民曾为了反抗外来统治而举行过无数次的起义，如地方志中屡屡提到的所谓“僚人作乱”。更多的人选择了归附，如叫”唐化里“的古地名的存在，这“化”，便是汉化。因此，准确地讲，闽南人属于汉越融合的族群。从人类学的特征看，南北人种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大量生活在闽南语地区的畲族，很可能便是保持了文化独立的百越原住民的后裔。当然，不少地方的畲族人的文化特质在淡化，有的已经和汉族无异。

与北方同胞相比，闽南人与广府人无论是血缘、外形，还是文化，都有高度的相似性，大致上，都有较为发达的海洋文化传统。在历史上，由于北方汉族势力的南下，原住民一直在南撤，向南、向南、再向南，甚至漂洋出海。中国的历史，包括现在的诸多著作，都是基于中原中心论的理念，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曾经在长江以南广泛存在的百越原住民的不幸和消隐。这些隐藏在中原文化光辉背后的原住民，尽管失去了自已的图腾，失去了自己的历史，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留下了一些消隐民族的心理与民俗痕迹，如闽中的蛇崇拜、干栏、傩戏、擂茶等等。我们在高度认可中原文化的主流文化价值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正视百越文化赋予闽南人的独特精神气质。

为了更好地界定闽南人的特点，我们不得不提到福建另一个极富特质的民系，客家人。客家人显然也有大量的原住民成分，只是与闽南人相比，他们的入闽时间相对比较晚，与原住民的融合性较弱，带着更为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这也是为何，客家人与闽南人素来不合。这种不和，像是欧洲东部的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地区时与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难以相处一样。就厦漳泉而言，闽南人主要应该指厦漳泉的沿海地带，在其内陆，大多住的是客家人。有些地方，住民虽然讲的是闽南话，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更接近客家，如漳州的平和、南靖、华安等县。正因如此，这些闽客交错地带建有大量的客家民居----土楼。土楼是什么？土楼很可能是客家人大规模南下时利用中原的板筑技术结合原住民的干栏建筑技术兴建的移民堡坞，其分布大多位于与闽南人的冲突前沿。从这个角度思考，土楼就是“客家”，客的家。明代倭乱频繁，已经与客家人慢慢融合的闽南人在客家通廊式土楼的基础上修建了大量的楼堡，成功地将楼堡的防御性与舒适性、隐私性、艺术性结合起来，从而催生了闽南版土楼，单元式土楼。圆土楼很可能也是这个时期产生的。除了建筑艺术，原住民风俗还有不少地方影响了客家，如二次葬、用糯米祭祖，唱山歌等。二次葬这种民俗大多出现在印纹陶文化圈，是东南沿海百越族的古老葬俗，至今流传在畲族、壮族、客家人以及闽南人之间。

正如人在面临压力时会有心理防御术一样，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集体，民族也会有集体性的心理防御术，以消解曾经遭受过的重大挫折。作为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福建的百越原住民早在秦汉时期就陷入了中原汉族势力的铁壁合围，漳州开漳圣王陈元光和他的父亲陈政其实就是从中原来的殖民头目。这些中原来的殖民者头目和占领墨西哥的科尔蒂斯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信奉儒教的他们较为斯文，较为仁慈，在带来铁骑与暴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汉族文化。

既拥有中原文化，又具有百越文化积淀的闽南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特质呢？

一、敢于冒险

东南沿海的百越原住民素来以舟为车，可以说是一个水上民族，生物分子学研究证明，人类具有同一个非洲祖先，人类是从非洲迁徙到亚洲的，其中有一支迁徙路线途经东南亚的沿海和海上，并分布在中国东南部，这便是所谓的百越人。百越人的外表特点主要是颧高肤暗、双眼皮、个矮。一些闽南人其实就有这种特征。正因为百越人有不少是海上族群，所以会以舟为车！这是非常原始的载具。许多地方的悬棺习俗或便是对祖先独木舟载具的纪念，悬之高处或即是对远方故乡的遥望；为何百越人会断发纹身？断发是方便游泳，纹身是仿效水蛇。为何百越人特喜欢吃海鲜，比如吃沙虫很可能就是一种百越遗俗，其主要分布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百越旧地。泉州与厦门人便喜欢把沙虫做成土笋冻。一直到上个世纪上半叶，福建还有大量生活在水中的百越遗民----疍民。此外，福建还有一些颇有百越母系氏族遗风的山名，如太姥山、太武山。在闽南话里，姥、武、姆同音，太姥、太武实际上就是太姆，可能是用于纪念母系氏族时代的女酋长。正是由于闽南人有着这些百越海洋文化底色，闽南人的冒险精神也便在行船生涯中得到不断历炼。喜欢航海的闽南人在历代中原板荡时，往往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往海洋的方向。水的远方是另一个家园，是祖先神佑护的世界。他们在台湾和东南亚留下了大量的足迹与血脉，这有点像腓尼基人遍及地中海的情形。

闽南人的海洋文化是叛逆的文化，是逃亡的文化，是对王道的背离。

二、信巫尚鬼

正因为是汉越融合族群的后裔，大多闽南人依然保留着一些古越人的思想与生活习性。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闽南人的脏话像标点符号一样多（像台湾的许多政客就有这种爱好，这种爱好可以说是嗜痂之癖），几乎是出口成脏，且非常习惯于用生殖器官来表达情绪。这种语言上的原始性，远远超过了北方，反映了闽南人曾有性意识比较开放的“童年”，现在觉得“脏”，不等于过去觉得“脏”，这有点像日本文化，现在的日本文化同样保留了较多的性内容。关于生殖崇拜，这里，不妨提提泉州市区的“石笋”文化。去过泉州市区的人都知道，有一座巨型“石笋”如塔立于江边，仿佛有无限的神力，江因此称为笋江，桥因此称为笋江桥，路因此称为笋江路，公园因此称为笋江公园。其他各类神神秘秘的男祖女阴石刻文化更是在闽南各地寻常可见。

以上只是随手举个例子。闽南人拥有极为惊人的复杂信仰体系，主流信仰与非主流信仰和乐共生，从原始巫术到宗教、民间信仰，古今中外，万物有灵，无神不供，无教不信。清代道光年间，《厦门志》总纂周凯曾在风俗记一篇中对闽南人的宗教信仰有过经典的描述：“吴越好鬼，由来已久。近更惑于释、道。一秃也，而师之、父之；一尼也，而姑之、母之。于是邪怪交作，石狮无言而称爷，大树无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风，猜神疑鬼……” 

儒雅且讲究中庸的中原儒家文化在闽南被积极抑或消极地抵制着，其典型的代表便是泉州反儒教思想家李贽。

三、欢喜就好

闽南人精明，有一个比精明更让人欣赏的优点，那就是慷慨。不过这种慷慨却不只是基于义，还基于利。闽南人绝对重义又重利。闽南人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而是“交相利”的利。他们非议一个人，大多不会出于道德教条，而是出于现实的利益。在闽南，做一个伪君子是很被鄙视的事情。闽南人大多是伪君子所厌恶的“功利之人”，以功利自荣，彼此之间惺惺相惜。你越功利，越有功利，人们就会越尊重你。因此，闽南是个非常具有商业潜力的黄金地带。闽南人很难被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教化，他们的天然意识形态是商业意识形态。18世纪末，英国有个哲学家、经济学家叫J.边沁，他曾对功利思想进行总结、归纳，创立了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有巨大影响的功利主义。边沁认为，人生本该寻乐，众人皆应乐生。这种及时寻乐的功利主义思想，刚好就是闽南人“欢喜就好”的真实写照，也是闽南人奋力拼搏的原动力。不为前世，不为来生，只为的是当下的快乐生活。闽南人所谓的“出头天”，也就是出人头地，其终极目的完全指向现实利益。“苛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政治追求，在闽南，只能是个案，决不会是主流。在这片功利主义的沃土上，只要管制稍微松弛，闽商就会风生水起。

四、尚义任侠

正如前述的，闽南人具有较为发达的商业意识形态。这种商业意识形态体现为国家意识不强、政治意识形态不强、忠诚意识不强。反之，宗族意识强、商业意识形态强，利益意识强。都是山高皇帝远，闽南人和客家人的区别就在于：客家人有较强的国家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客家人总是念念不忘于殿堂之事，念念不忘于北方之事。闽南人不一样，闽南人心在江湖。中原纷纷纭纭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更关心的是通向海洋的大门是不是敞开，经商的环境是不是通畅。当政治力量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命脉时，他们便会揭竿而起，由思想抵抗过渡到暴力起义阶段。故闽南人重“义气”。“义”者，行正确之事。闽南人尚义任侠，富有激情。一位尚义任侠，富有激情的人如果没有合适的地方发泄，往往会有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会让他们在关键时候敢于吃“螃蟹”，敢于反抗外来的“压迫”，敢于走自认为正确的道路。

翻开历史的大书，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台湾或者闽南，闽南人的起义总是层出不穷，千年不息，像元末惊动多省的李志甫起义，明末清初的天地会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八闽第一枪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抗日的简大狮，当时的上海《申报》曾称其为中国最有志气之人，其实应该是最有“义气”的人。仁为儒之魂，义乃侠之气。仁是执政牧民的理念，义是民间自卫的道理。闽南人的义气重和闽南人长期自发维护商业生态有关。闽南人的商业生态和山行水宿的交通环境有关。这种远离中原、面向大海的特殊交通环境，注定其海上商业必然发达，交换集市必然兴旺。只要海波平静，闽南人的商业触角总是会伸得很远，很远。当国家打击海上交易，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时，为维护闽南人的商业利益，海商组织往往会沦为海上势力——“海盗”。非商则盗。无它，资源贫瘠，无商难活。

如果要继续寻找闽南人的特质，显然还会有很多，以上只是罗列了其中较为显著的四点。此所谓的闽南人四大特质并非说非闽南人就不具备，只是说，闽南人更为明显罢了。

初稿写于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