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原标题：ScienceCan’t Save Us From Coronavirus Panic

But Trump’s InformationCrackdown Can Certainly Make Things Worse

来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信息


艾米·劳伦·费尔柴尔德（Amy Lauren Fairchild），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信息公开尤其被认为是预防由疾病引发的恐慌的重要工具。在不确定的时期发出一些合理的警报，可以促进公众的深思熟虑和合理的决策，促使公众更密切地听取官方的公共卫生信息，并支持必要的公共卫生投资。人们容易对特朗普政府封锁通讯的举措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次高压手段，目的是限制有关该疾病的信息流动，并将疫情规模降至最低。科学是可靠的，并且能使人安心。然而当它未能做到这一点，或者当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给政府带来怀疑时，对科学本身产生怀疑就成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2月24日，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警告美国应为新型冠状病毒在境内广泛传播做好准备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驳斥了这一建议。他写道：“在美国，冠状病毒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我们正在与所有专家和相关国家联系，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努力而聪明地工作。股市在我看来非常好！”


两天后，在总统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的批评声中，白宫宣布，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将协调有关疫情的所有公共卫生信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弗契（Anthony Fuci）博士在MSNBC的“硬球”（Hardball）节目中透露，他并没有被封住嘴（muzzled），但是他仍获得了参与该节目的许可。


人们很容易对特朗普政府的通讯封锁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次高压手段，目的是限制有关该疾病的信息流动，并将疫情规模降至最低。但这也反映了美国百年来的一种信念，即在迅速演变的公共卫生危机中，通过控制信息可防止大规模恐慌。


美国人对科学和透明度的信心可以追溯到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从1890年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细菌理论的确立开始改变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和对疾病控制的预期。这种新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这些年卫生部门在应对传染病威胁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那个时代的流行病学家威廉·塞奇威克（William Sedgwick）总结了科学胜利的感觉：“1880年之前，我们一无所知；1890年之后，我们无所不知；这是光荣的十年。”


信息公开尤其被认为是预防由疾病引发的恐慌的重要工具。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在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依赖于“事实的力量”的“新的沟通方法”，这种方法一旦传播出去，就可以把一群狂热的暴徒转变为信任、顺从的公众。在1907年旧金山爆发的流行性淋巴腺鼠疫期间，大众媒体吹捧出版“诚实和完整的记录”，将其作为抗击瘟疫和恐慌的一种手段。


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免于恐惧的自由被视为细菌理论的又一次胜利。尽管公众对科学和医学的信心与日俱增，但卫生官员开始将在疾病爆发期间管理公众焦虑视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例如，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之后，纽约市卫生专员罗伊尔·科普兰（Royal Copeland）写道：“我的目标是防止恐慌、歇斯底里和精神障碍，从而保护公众免受本身容易引发身体疾病的心理状况的影响。”


但是，疫情不可避免地涉及在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的证据中进行沟通和决策。能够确定疾病的原因并不能立即让卫生官员回答它有多容易传播、一个感染者多久会感染他人、或者疫情会有多致命的问题。传染病爆发的一个确定因素是，关于它们的信息每天都会改变，甚至是每小时都会改变。在现代，社交媒体放大了不确定或虚假信息的传播和力量，极大地增加了卫生官员的任务。


疫情传播将卫生官员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分享太多信息或行动太快而无法实施限制人们自由的措施（如旅行禁令或隔离），他们将因散布恐惧而受到批评。如果他们为了保持公众的冷静而隐瞒信息，他们可能会因为将人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受到批评，特别是如果最坏的情况随后发生的话。


传达信心

特朗普政府在这场百年危机中举步维艰。在2014-16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奥巴马政府也处于类似的境地。美国疾控中心最初发布了全面、自信的保证声明，但当第一例埃博拉病毒病在美国境内传播时，公众和政策制定者随后反应过度，纽约和新泽西州都颁布了缺乏科学依据的隔离草案。


特朗普政府应对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独特之处不仅仅是沟通失误，还包括打压沟通，以及协同破坏美国公共卫生机构的举措。2018年，白宫取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务管理局，该管理局是奥巴马政府在埃博拉病毒危机后设立的。该办公室在过去两年里一直没有负责人，因此没有一个拥有重要公共卫生经验的人来协调美国各界的力量。


特朗普政府在其2021年预算提案中要求在未来十年内将疾控中心的预算削减13亿美元。虽然一次紧急冠状病毒补给计划为它增加了83亿美元的资金，但疾控中心只收到了3亿美元用于支持传染病快速反应储备基金，3亿美元用于全球疾病检测和紧急反应。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政府削减相关机构的资金影响了它们的功能，这些机构虽然不负责应急准备和响应，但是确保美国社区健康和弹性的关键。例如，政府向儿童和家庭管理局和国家卫生研究分别提出了42亿美元和26亿美元的削减计划。


截至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尚未恢复对疾控中心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HSA）的资助，这是一个由60多个国家组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传染病威胁。该议程自2018年以来就没有发布过年度报告。根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疾控中心倡议支持国外的实验室和应急系统，该条例最初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于1969年通过的，作为在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加强卫生安全的框架，中国是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资金不足威胁的国家之一。


历史的教训

纵观历史，疾病威胁激励了民选官员创建或加强公共卫生机构。例如，在1863年的暴乱草案突显了贫困区的脆弱性和霍乱疫情的威胁之后，纽约州立法机构在1866年成立了大都会卫生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Health），这是全国第一个永久性市政卫生局的前身，其任务是迅速应对霍乱疫情，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当美国在1918年和1919年面临流感大流行时，对疾病控制和恐慌管理的需求开启了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的新纪元。例如，在纽约市，市政卫生部门大幅提高了监测能力，将其流行病学部门从一个简单统计病例的部门，转变为一个不仅有权检测和应对疾病爆发，而且有权应对伴随疾病爆发的焦虑的团队。机构建设还采取了扩大了警察的权力，例如有能力强制执行与社会保持距离的措施或要求公民戴口罩的法令。不仅在纽约市是这样，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


其他机构也是在预期爆发和恐慌的情况下成立的。在朝鲜战争中，疾控中心官员亚历山大·朗缪尔（Alexander Langmuir）观察到，中国正在发动一场指责美国发动生物战的宣传活动。朗缪尔认为，疾控中心需要扩大其调查和应对国内疾病爆发的能力。但他利用了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的政府中对生物战可能性的“情绪上的歇斯底里（emotional hysteria）”，并认为这一现象越是在高层就越糟糕，他简单地写了一份关于生物武器潜力的声明，并通过军事情报偷偷地将其传递出去。1951年，在利用了华盛顿特区官员的恐慌之后，朗缪尔获得了军事资金，创建了疾控中心著名的流行病情报局。


在不确定的时期发出一些合理的警报，可以促进公众的深思熟虑和合理的决策，促使公众更密切地听取官方的公共卫生信息，并支持必要的公共卫生投资。


当警钟停止响时，资金就历史性会枯竭。公共卫生官员已经看到了20世纪公众注意力丧失和随后的政治忽视所带来的紧迫后果。例如，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激增，耐药结核病的出现，以及儿童铅中毒的持续存在。


不幸的是，白宫陷入了百年来关于科学是什么样子的思考中：科学是可靠的，并能使人安心。当它未能做到这一点时，或者当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给政府带来怀疑时，对科学本身产生怀疑就成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没有人比弗契更了解危机沟通的复杂性，他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成为了公共卫生最值得信赖的发言人。正如他上个月在MSNBC上所做的那样，当他坚持“我会一如既往地告诉你全部真相”时，他的诚信是毋庸置疑的。但特朗普政府更广泛的政治议程相当于一种误导性的努力，目的是遏制快速演变的证据的不可避免的混乱沟通。再加上政府努力降低公共卫生机构预防、应对和改善潜在病毒性危机的能力，这一议程增加了破坏性社会恐慌和无法预测后果的大流行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