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来自原来领导人的挑战。毛泽东领导红军后，希望打个胜仗来改变处境，大家也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但第一仗却打败了。遵义会议后没几天，在土城打了第一仗，毛泽东亲自指挥，周恩来和朱德协助，本来情报说敌人只有6000余人，是贵州战斗力很弱的“双枪”军，但一交手才发现，对方不是黔军，而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川军，人数有1万多，并且大批增援敌军马上就到，红军打得非常艰难被动。最后，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停止执行原定北上四川的计划，西渡赤水，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首战失利对毛泽东打击很大。更为严峻的是，大家让毛泽东领导的强烈呼声也跌落下来，博古迟迟不交权，凯丰也鼓动他不交。土城战役几天后，在云贵川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张闻天提出让博古交权，周恩来也找博古谈，让他交权，让毛泽东来指挥。但毛泽东从大局考虑，说服大家同意让张闻天作党的总负责人。[4]博古听说交给莫斯科回来的同学，才比较痛快地把象征权力的印章、文件和记录等交了出去。随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任，而毛泽东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二是来自领导层多数不理解的挑战。二渡赤水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娄山关和遵义一带，用5天时间歼敌两个师8个团，俘虏约3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驱散了土城失败的阴影。几天后张闻天和周恩来提议，在红军总部之下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但毛泽东的这顶乌纱帽到第六天又被摘了下来。事情是这样的：遵义战役胜利后，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给朱德写信，建议打打鼓新场。在狗坝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时，朱德发言认为林、聂建议可行，大家也都同意，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张闻天要少数服从多数表决。毛泽东急了，说：如果你们坚持打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政委不干了！张闻天说不干就不干吧，坚持让大家表决，结果除毛泽东外都同意林彪的建议，同时撤销毛泽东前敌政委一职，由彭德怀代理前敌总指挥。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辗转反侧，深更半夜提着一盏马灯，走了五六里山路去找周恩来，建议缓发作战命令。正好周恩来刚收到情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如果按原计划打，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说服与会者放弃前一天的指令。毛泽东又恢复了职务。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不能少数服从多数而需要集中，他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会议一致通过他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毛泽东这次成了名副其实的核心决策者。

三是来自得力战将不服气的挑战。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后，党和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包围圈，巧渡金沙江，实现了北渡长江的目的，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从被动走向主动。但当时许多部队主要领导和一些中央领导对毛泽东表示不理解。林彪甚至给中央写信说毛泽东指挥部队不合适，建议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理由是部队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这个意见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连一直支持毛泽东的王稼祥都曾对张闻天说：光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5]彭德怀等也流露出同样的思想。1935年5月，政治局在会理城外的铁厂召开扩大会，史称“会理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的，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和朱德在会上都坚决支持毛泽东，指出在危机情况下，正是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是来自实力派分庭抗礼的挑战。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当时中央红军有2万多人，从上到下缺衣少粮；而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军容整齐，兵强马壮，粮草充足。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也是一个老资格，当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他已经是北大学生领袖；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做会议记录，他则作为李大钊的代表被推为会议主席；张国焘还是党内少有的曾与列宁谈过话的人之一。会师后，张国焘仗着自己人多枪多与中央争权，先是反对中央和毛泽东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路线，提出南下川、康的主张，继而又提出组织问题，要博古退出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增补红四方面军9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才8人），并以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张闻天曾跟毛泽东商量把总负责位置让给他，毛泽东表示不行：一是张国焘要抓军权，这个位置他不一定满意；二是如果真让他坐上这个位置，会带来很多麻烦。1935年7月，中央政治局芦花会议为团结张国焘，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接任，并任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直到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沙窝会议）增补了陈昌浩和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才同意北上。但他又以各种理由主张南下反对北上，目的未达到便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个电报被叶剑英获知后报告毛泽东，9月9日，毛泽东被迫带中央红军先行北上，11月中旬到陕北时还剩下不到7000人。而张国焘率部南下后，10月5日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毛泽东后来说，那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在当时的情况下，要解决张国焘的问题，肃清党内“左”倾路线，迫切需要共产国际的支持。就在这时，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委派，回国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的林育英也到了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和密电码。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同时让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帮助做张国焘的工作。国际代表站在毛泽东一边，抗日已是今后的主要任务，中央很快与张学良达成停火默契等，这些新变化对张国焘打击很大，加上他南下作战受挫，损兵折将，8万多红军打得只剩下3万多，实践证明北上路线是正确的，南下是错误的，最后连跟他最紧的陈昌浩都不愿再跟了，他不得不于1936年6月正式宣布取消非法的“临时中央”，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实现大会师。后来，因西路军惨败，张国焘受到中央批判，1938年清明节，他借代表边区政府去黄帝陵祭奠之际逃跑叛党，当了国民党军统特务，连他的警卫员都没跟他走。

五是来自“钦差大臣”争夺领导权的挑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形势发展很好。就在这时，毛泽东迎来新的更大挑战。同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开始了党内新一轮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王明曾在向忠发叛变后代理党的总书记，后来他指定博古留在中央负总责，自己跑到苏联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同时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主管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专门接见他，要他回国后纠正毛泽东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等主张。因此，王明既是共产国际领导，又是带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一回来就召开了12月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右派投降主义的主张，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党内大多数都支持王明，张闻天甚至在会上提出，自己不再担任总书记，有意把位子让给王明。由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会议决定，改组中央书记处，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增补王明和康生（两人从苏联一起回来）、陈云为书记处书记；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王明提出他要在七大上做政治报告，按规矩只有党的一号领袖在党代会上做政治报告。在武汉，王明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基本成了“第二政治局”，甚至要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这样大约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又一次处在少数和孤立的地位，他甚至对李维汉说：

【“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6]】

1938年3月，115师师长林彪负伤后被送回延安，就谁当115师师长的问题上一天内发了两个命令：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下的，让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代理；一个是八路军集总下的，让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因为集总的命令早下了几个小时，就以集总的命令为准。后来，王明建议让任弼时去苏联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和党的情况，毛泽东顺水推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此时的任弼时已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他去后与在苏联养伤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一起，把中国党的真实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郑重地对他们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这时是1938年下半年，全面抗战开始一年多了，北方局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取得了很大胜利，红军由改编时5万余人发展到18万多人，还建立了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而王明搞“一切经过蒋介石”，新四军政委项英听他的，在南方处处碰壁发展不了。事实使大家认清了是非。王稼祥从苏联回来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明确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尽管共产国际指示要以毛泽东为首，但毛泽东还是让张闻天继续负总责，自己仍担任政治局常委，直到4年半后的1943年3月，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大家都比较清楚地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张闻天也很难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政治局才做出机构调整决定，由毛泽东担任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而且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袖地位。这时，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

四、处在逆境时怎么办？

从伟人毛泽东的经历中，我们可学到一些带根本性的态度和方法。

1.“四不”

一是不消极对待。一个人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却遭受那么不公正的打击，一般情况下会陷入消沉，有的甚至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毛泽东是怎么做的呢？周恩来曾回忆说，在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没过多长时间，红军打赣州受挫，周恩来派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跟着来了，迅速帮助前方解决了危机。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已经彻底靠边站了，看到战场形势很严重，还是给领导者连献三计破围，虽然他的建议被置之不理，但他自己没有把自己置身度外。自己不把自己边缘化，谁能把你边缘化呢？当时有些会议不通知他参加了，但是只要让他出席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力陈自己的意见，不管人家是不是喜欢听，说真话并坚持真理。如果当时他随波逐流，大家也就不会在失败时反思他的正确。毛泽东说，在那段时间，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过别的国家。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工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毛泽东利用受难的时间读书，总结经验，写出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指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二是不放过机遇。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在关键时刻和关键点上，勇敢机智地抓住机会积极行动，改变困境乃至改变历史走向。如果只是被动地等待时来运转，即使天上掉馅饼也砸不到自己头上。有利条件是自己创造的，好的形势格局也是在斗争中争取来的。如果不是在长征开始时，坚决要求与王稼祥、张闻天同行；如果不是通道会议提出改变行军方向；如果不是一个一个地谈话争取多数支持；如果不是在得知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果断决策带领部队连夜北上；如果不是争取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同意，巧妙地克服张国焘分裂；如果不是让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去共产国际汇报党内真实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坚定支持等，中共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毛泽东不是坐等时来运转，而是不屈不懈地斗争，正是因为抓住每个可能的机会努力做工作，才有了最后伟大的成功。

三是不简单行事。毛泽东处理复杂问题时，总是比别人考虑得更加周到细致，更加留有余地，更加着眼长远。遵义会议上，他完全可以一步成为党和军队的总负责人，但他出人意料地推荐张闻天，坚持让他先干些时间，其中深远的考虑常人难及。张闻天自己也曾说，他当总书记是毛主席提议的。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那不行，那样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那就会弄僵了。我们在第三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来出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实践证明，这一考虑不只对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有用，对团结当时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包括后来开展与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博古、李德、凯丰还有后来到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等，都坚定地站到毛泽东一边。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陈昌浩曾派人追，他的副参谋长李特拿枪逼近毛泽东，曾最排挤毛泽东的李德二话没说，抢上前去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十米外。在遵义会议上李德根本不肯认错，此时却挺身而出保护毛泽东。[7]在接到张国焘另立“中央”并开除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党籍的电报后，大家都很气愤，杨尚昆、叶剑英等都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说：

【“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8]】

毛泽东从团结四方面军同志的角度出发，坚持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暂不给张做结论，不宣传张的错误，斗争只限于党的高层，中央红军的师级干部都没有传达，给张留一个北上的面子，后来做工作就有了余地。而张国焘南下后却召开3000人大会，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宣布开除中央主要领导人党籍，甚至通电不许中央机关称“中央”。对此毛泽东冷静回答，我们可以称中共中央西北局，你张国焘也不要称中央。当时如果沉不住气，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在张国焘南下破产后到陕北，毛泽东也是先派他的老部下徐海东去见面，劝他不要再争，再派周恩来和杨尚昆等前去迎接。因为杨尚昆与张国焘过去比较熟悉，主席专门向他交代不要国焘国焘地随便叫，切记要叫他总政委，还指示林彪率红军大学的学员迎接，使他能够体面地与中央其他领导见面。在与王明做斗争时，尽管王明非常强势，毛泽东也没有与他搞得势不两立，而是等待大家在实践中觉悟，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苏联汇报真实情况，使共产国际在了解真实情况后发话，王明最后不得不低头服输。最后当党的主席，也是在王明回来后提出不设党的总负责，把张闻天排在政治局常委的第九位，整风中连他自己都认为不适合当领袖时，毛泽东才水到渠成地成为领袖。

四是不动摇信念。毛泽东曾评价自己：

【“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9]】

他多次说，路线之争不得不争，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刚进京时，周恩来曾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

【“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10]】

正确的意见为大家接受，要经过很大的坚持和忍耐，这个争取和等待过程是痛苦的，而转折和胜利也往往在最后的坚持中。

2.“二对”

所谓本体，是借用哲学名词讲战胜逆境对自己的要求。主要有两点：一是思想认识要对，二是措施办法要对。自己是正确的才能令人服气，才能引导事业走向胜利，如果自己错了，就不能坚持错误，就要改弦易辙服从真理。

怎样保证自己的思想认识正确？毛泽东曾多次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比教条主义高明，比其他领袖高明的一个要诀，就是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别人没有掌握的情况。刚上井冈山时，他在调查中了解到，从前这里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官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几十年都抓不住他，为什么呢？朱聋子的诀窍是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他对大家说，我们把这位山大王的办法改进一下，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保存自己，又可消灭敌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间隙，他写了近10万字的《寻乌调查》，长征路上那么艰苦，随身的许多东西都扔掉了，有几份调查报告手稿却一直珍藏在身边，最后带到了延安。

怎样保证自己的办法正确？最根本的还是要调查研究。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我力量悬殊不知道该怎么打，就与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那里看到很多地方，做出如何包抄敌人的计划，最后打胜了。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去打。他还把自己过去写的调查报告，专门印发给大家学习。他教导大家说：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11]】

在总结自己的失误时说，我这个人是官做大了，像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三点”

认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才能使自己看得长远，才能在逆境中安之若素，沉稳应对。要认识哪些规律呢？

第一，发展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道理。被认为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说到底就是讲变易，没有不变的事物，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没有永远的顺利，也没有永远的逆境，是那种否极泰来的领悟，由此可以保持战胜逆境和困难的信心。

第二，万事万物相辅相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等等，这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规律，也是成就事业的必经之路。

第三，反者道之动。这是老子哲学带根本性的思想原理。相反的东西是前进的动力，是事物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规律，事物发展的最后结果就是如此证明的。中国近代几近亡国灭种，反而激发了全民族万众一心的抗争，几代人奋斗创造了今日辉煌。毛泽东历尽磨难三落三起，最后终成顶天立地的伟人。可见，经受磨难是好事不是坏事，大磨难有可能成就大人才，就看能否摆脱一般人的视野和心态，把自己放到更高层面上去对待困难和逆境。

4.四句话

在爱女李讷大学毕业时，毛泽东送给她自己喜爱的四句话。

第一句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是孟子的话，千百年来曾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上天要赋予你重大责任和使命，一定要先对你进行严酷的考验和试探，使你不断遭受失败和挫折，使你处于生不如死的逆境，让你内心痛苦绝望，身体疲乏无力，忍受饥寒交迫的煎熬，还要不断地打乱你的设想和计划，使你要做的事情颠倒错乱总不如意，你只有坚持下来，想出办法克服困难，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积累起丰富经验，增长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定力和能力，才有可能担负更大的责任。所以，面对逆境和种种不如意，不堪重任的人会怨天尤人，悲观丧气，而真正能担当大任的人会将之看作难得的机遇。当你有了这样的认识境界时，还有什么力量不能征服你吗？难道不感到事业人生完全是另一番风光吗？

第二句话：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一切都是物质运动的形式和过程，即使生死也不例外，物质永恒不灭，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无所畏惧这个词，是延安时期大家经常说起的。1988年5月，美国一位叫德穆克的来访者，托人转给耿飚一本影集，扉页上写着：

【“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第一页是两人的合影老照片。为什么这样称呼呢？那是1944年，美军驻延安观察团一个7人观察组，由耿飚带部队护送穿过敌占区，德穆克是美军观察组组长，他问耿飚：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行动？耿飚回答说：

【“无所畏惧！”】

这群美国军人听后感到非常“OK”，便把这次行军称作“无所畏惧行动”，称耿飚是“无所畏惧的领导”。当无所畏惧成为大家共同的信念和格言，还有不能克服的困难、不能战胜的敌人吗？肯定是天下无敌的！

第三句话：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在逆境面前的根本信念。在延安时毛泽东常说，革命的道路如同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则。著名作家刘白羽回忆说：

【“当毛主席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他安详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我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来毅然决然走上前。”】

当你认识到这样的真理时，一切不如意都成了成功的前提，都是为光明的前途做准备，困境和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四句话：

【“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有了前面三条，坚决不回头的人生态度也就成为必然，还有什么困难和逆境克服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