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真的是汉语的方言吗？
   ——访语言比较研究学者、武汉市民吴彬华先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高投入与低成效，一直是让人头疼的难题，到底是中国人天生不具备学习英语的能力，亦或是中国人对汉语英语的语言学关系存在认识误区，一直是公众热议的话题之一。近段时间，“英语是汉语方言”的说法，在各种媒体上有着各种议论。2011年2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语言比较研究学者吴彬华、聂鹤松两位先生的《英汉语源对比同解学习法——英汉同源说文解词》学术著作，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英语到底是不是汉语方言的问题。截止目前，最早的以公开出版学术专著的形式探讨英汉同源相关问题的理论书籍，国内或国际上，只有吴彬华、聂鹤松两位先生的这部学术专著。近日，我报记者专门就此话题对吴彬华先生进行了专访。记者：吴彬华先生，据我所知，语言学界将汉语归结于汉藏语系，是孤立语的一种，英语归属于印欧语系，是曲折语的一种，这两种语言，人们普遍认为是“风牛马不相及”的语言，您却在您的专著《英汉语源对比同解学习法——英汉同源说文解词》一书中宣称英语是（古）汉语的方言，与我们湖北话特别是武汉话有着非常亲的关系，您在书的《引言》中甚至说我们武汉人如果学不通英语，恐怕真的非常冤（wrong）。您认为，英语是汉语方言，英语与武汉话非常亲，真的有依据吗？吴彬华：比较语言学是西方语言学者建立的一套学术体系，西方学者建立这套学术体系时，或者没有仔细研究汉语的语言以及汉字特点，他们将英语与汉语归结为不同的语系，大概是一种误判。当然，这种误断对当今语言学的影响非常深，也导致我们中国人学习英语时，将英语当成“外语”进行填鸭子式的硬塞，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成效，当然会大打折扣。其实，英语是不是汉语的方言，拿一句话就能够验证。全世界的人学习英语时，上第一课老师或者会教一首《ABC Song》的歌曲，让学生去学唱。这首歌曲的名称明显能够用汉字来书写成《ABC 颂》；另外，这首歌曲中的有一句唱词：I can say my ABC。这句唱词显然也是汉语：俺－可－说－某－ABC。记者：哦，这么说，英语确实跟汉语非常相似。I can say my ABC。这句唱词与“俺－可－说－某－ABC”，两者之间的句法结构是一样的，指义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英语说话的口音，更像是湖北的隔壁河南老乡的口音。吴彬华：是的。汉语英语表达其语言的基本句法结构是主语－谓语－宾语结构，两者之间进行互解时，其语句不需要或者极少需要调整其结构顺序，英语汉语互解，不需要像梵语汉语互解时“倒胡语为华言”，这是学术界认可的。也就是说，从语言学的大的框架上讲，英语汉语可能是同一个或同一批“语言老师傅”按照相同模式搭建出来的。从语言的细节上讲，像英语第一人称单数主格代词I，明显是河南话中的第一人称单数代词“俺”，两者的口音大概是相隔几里路的邻村人的口音，河南老乡说英语I时，只需要将其口音稍微向英语方向飘移一点点，他们的河南话中的“俺”，大抵就是英语话I了。记者：我们湖北人听河南老乡说话，基本上没有困难，两者是能够互相自然交流的。但我们湖北人听英语，是听不懂的。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吴彬华：我们湖北人不能自然听懂英语，原因比较多，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大家先天性地将英语当“外语”造成的。这好比武汉话与黄石大冶话，武汉话属于中国西南官话的一支，与宜昌、重庆、成都方言更接近一些，而大冶话则与江西方言相近；汉语中江西方言的口音与西南方言的口音差别非常大，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口语学习，大冶话与武汉话，两者是无法进行日常口语交流的。但大冶话与武汉话，只是口音有差异造成的，武汉人听不懂大冶话，并不能说明大冶话就是武汉话的“外语”。我们湖北人听不懂英语，大部分情况下，是英语词汇的口音不太一样而已。其实过细的听一下，英语中有非常多的湖北方言词汇，湖北人自然而然地听懂部分英语词汇，是没有问题的。例如，英语词汇quick，其读音写成汉语拼音为kuike，其指义为汉字“快”、“快去”；武汉话将“快－去”念成kuai-ke，大家感觉一下英语词汇quick与武汉话中的“快去”，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口音稍有不同而已。另外，英语词汇quick的反义词是slow，武汉话说一个人办事慢也会说“办事死拢”。记者：嗯，仔细听一下，还是这么回事。英语中的quick与武汉话中的“快去”，指义是一样的，只是说话的口音稍有差别。武汉隔壁的孝感方言说人做事慢，也是“死拢”。这就是说，英语词汇quick与slow，我们湖北方言都有。吴彬华：是的。我们湖北方言特别是武汉方言中，有许多与英语相对应之同源词汇，像英语中用－ke做尾音的动词，如make、take、like等，都与武汉方言中以“－去（音ke）”形成的动词是同源词汇，make，在武汉话中为“媚去”，take，在武汉话中为“带去”、like在武汉话中为“乐靠”。记者：这么看，英语与武汉话，确实相通。不过，武汉话更习惯将“去”放在其本动词的前面，如“去媚”、“去带”。吴彬华：是的。英语词汇与汉语词汇，有时候也需要相互倒过来念，或者更符合双方语言表达的习惯。例如，英语词汇book，倒过来念就是汉字“课本”。英语词汇use，倒过来念就是汉字“使用”。记者：是的，是的。看来，有些英语单词倒过来念，就是地地道道的汉语词汇。吴彬华：不过，英语词汇与我们武汉话中相对应的词汇，发音并不完全一样，像like，英语的发音是laike，武汉话“乐靠”的发音是lokao。记者：“十里不同音”，正常的。要是英语词汇的发音与武汉话中相对应词汇的发音完全相同，英语就是武汉话了！哈哈哈！吴彬华：是的，“十里不同音”，这是人们认识人类各色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说，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说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语义时，用字用词可能是一样的，但因为受社会或自然环境影响，人们用字用词的口音可能会发生变化，说话的字序词序会出现前后变化。比如，湖南长沙话将“吃”念成了qia（普通话中的“恰”之音），而普通话则发音为chi，武汉话则发音为qi。无论长沙话，还是普通话、武汉话，尽管在“吃”这个字的发音上有区别，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吃”这个字的语义理解。还有，像山东潍坊一带的方言，会将“不知道”说成“知不道”。记者：是的，说话的字序词序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各地方言变化的常见现象。像我们湖北土话，表示否定，经常会将普通话中的“没有吃”说成“吃屁”。“屁”这个表示强烈否定的副词，放在了“吃”的后面，普通话则将否定副词“没有”放在“吃”的前面。当然，无论是在“吃”的前面添加否定副词，亦或是在“吃”的后面添加否定副词，都不影响其对“吃”这个动作的否定。吴彬华：两地（或多地）语言中的用字用词的本体指义相同，但口音稍有差别，我将其总结为人类语言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近音飘移现象”，如果大家理解了“近音飘移现象”，很多表面上听不懂的语言，从语言的本源上讲，或者就不是“外语”了。记者：哦，我想想，是这个道理。像我在湖北各地进行采访，湖北各地方言的差别还是知晓一些。如，孝感相隔武汉只有几十公里，孝感话属于江淮方言区，与黄冈话、安徽的安庆话相类似。孝感话与武汉话，能够无障碍交流，但两者的口音差别，是蛮明显的。像对于“外婆”的称呼，孝感话为gaga，武汉话为jiajia，孝感话与武汉话之音的差别，也是“近音飘移”造成的，孝感人只要将说话时的辅音ge，调整为辅音ji，孝感话就转换成了武汉话，所以，孝感人学武汉话，是比较方便的，只要稍稍挪一下口音就行了。哦，我想起来了，英语中似乎也有gaga这个词，像著名歌星Ladygaga，她的名字就是典型的孝感话。吴彬华：是的。汉语北方方言区使用的日常用语词汇，与英语的相似度极高。汉语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别，西方的英语与荷兰语、德语之间的差别，都是由于“近音飘移”产生的。理解了“近音飘移现象”，就等于理解了初等几何学中的“三角形相似定律”。无论两个三角形放在同一平面的什么位置，只要满足“相似定律”，这两个三角形就是相似的。我们也可能这样认为，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只要基本的句法结构相似，构成两种语言的对应的基本词汇指义相同，只是口音有差别，则两种（或多种语言）是同源语言。如果同源语言中的一种语言的基本词汇在发音与指义方面能够兼容或互通另一种语言，那么，被兼容或互通的语言就是其方言。记者：那，汉语能不能兼容英语呢？吴彬华：汉语是能够兼容英语的。有一个英语词汇的释义，很能说明汉语（主要是汉字）的强大兼容性，这个英语词汇就是fast。一般英语词典中，fast有四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我们通常见到的“办事的速度很快”；第二种解释是“饥饿的”；第三种解释是“禁闭的，关起来的”；第四种解释是“作风放荡的，不顾世俗的”。Fast这个英语多义词的这四种释义，基本上是风牛马不相及，如果英语人士不学习汉语，估计永远也不会明白Fast为何是这四种指义。其实，掌握了“近音飘移现象”，再将Fast与其指义相当的汉语词汇进行对照，很快就能够找出对应的汉语词汇分别为：一是“风似的”，指义为办事情像风刮一样的快；二是“乏食的”，指义为“缺少食物的”；三是“封锁的”；四是“风骚的”。汉语汉字能够将英语词汇Fast的指义非常方便地说明白，而英语如果没有上下文的关联指义，恐怕很难说明Fast到底是什么意思。用拉丁字母文字书写的英语，如同用谚文字母书写的韩国语一样，指义性不强，没有汉语汉字的指义精准，这是拼音文字书写语言的通病。从英语词汇Fast的汉语汉字对解来看，汉语汉字兼容英语词汇，是没有困难的。另外，中国古汉语基本上是单音节词，也就是一字一词，中国现代汉语则大部分是双音节词，英语的基本词汇，亦以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居多，这两种语言中的单音节双音节词，进行一一对应的汉字书写，是没有困难的。记者：汉字有那么神奇？吴彬华：某种程度上讲，汉字的字库是为人类所有语言准备的。用汉字来书写英语，可能比用汉字来书写日本语，要方便得多。像英语的人称代词I，可用汉字“俺”来书写；you可用汉字“友”来书写，有些英语方言也将you念成ye，ye则是汉字“爷”或“姨”；he，可用汉字“男子汉”中的“汉”来书写；she，则可用汉字“氏”来书写，中国古代，女性都用“氏”来称呼。记者：以上您指出的人称代词，确实能用汉字来一一对应的书写，但英语的人称代词，有主格宾格、单数复数的形式变化，汉语的人称代词，好像没有。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吴彬华：英语人称代词的格变化、数变化，大家只要将这个词汇对应的汉字找出来，就会发现，这只是英语词汇在用法方面的小小技术处理。如，英语第一人称单数宾格代词me，在德语里为mir，法语里为moi，明显是汉字“某（儿）”的变音字，其中法语中的moi与汉字“某”的发音更接近。汉字“某”，英语根据用法不同，被写成了三种字形，一是my，二是mine，三是me，这是英语粗中有细的地方；适应英语词汇的这种变化，我们同样可以将汉字“某”的上部分，加一横与减一横，构成三个字形与指义相似的“某”字，与其一一对应。又如，英语第一人称复数主格代词we，德语第一人称复数主格代词wir，明显是汉字“吾”、“吾儿”。英语、德语、法语人称代词的所谓格运用、数运用，仍然是汉字人称代词运用的一点技术性限定而已。英语人称代词的格变化、数变化，只是表象，其本质仍然是同类的汉语代词。记者：哦，也就是说，英语的人称代词，不管运用上如何变化，仍然使用的是汉语中的人称代词。吴彬华：是的，这亦是汉语能够兼容英语的明显例证。记者：学者们认为英语是曲折语，汉语是孤立语，是因为英语动词有着明显的时态变化（也叫位变化），汉语则没有。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吴彬华：这个问题仍然要从英语动词时态变化的本源汉语汉字上做分析。如，英语中变化最复杂的判断动词be，与相应的人称代词相配，有原态be，单数现在时态有am、are 、is，单数过去时态有was，复数现在时态有are，复数过去时态有were，以及过去分词有been。大家认为，如此复杂的英语判断动词be及同类分支是一个有“步兵、炮兵、工程兵”的军阵，在汉语里只有一个“步兵”汉字“是”与其对应，这显然是没有过细研究汉语中的判断动词亦是一个庞大的合成军阵造成的。汉语中最原始的判断动词是古汉语中的“本”字，中国著名历史人物关公经常说：“吾本河东解良人也！”英语判断动词be，明显是汉字“本”的飘移音，表示判断的汉字“本”，在荷兰语中为ben，在德语里为bon。其他的如am，明显是汉淮方言中的“安名”，are是汉字“口昂”，is是汉字“亦是”；was是汉字“往是”，were是汉字“谓尔”；been是汉字“秉持”中的“秉”。汉字中的判断动词远远不止以上的英语对应字，还有“也”、“…者…也”、“叫”、“喊”、“乃”等等。记者：哟，这么一分析，汉语的判断动词库，确实比英语更丰富，确实能够兼容英语的所有判断动词。吴彬华：是的，英语日常用语的基本词汇，基本上能够用汉字来一一对写，所有，准确地运用汉字来对解英语词汇，对于中国人识读英语，非常重要。像英语动词go，在不同的语境下，其指义可用汉字“过”、“攻”、“拱”等汉字进行精准对解，当其指义为汉字“走过去”的“过”时，其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态goes，即是汉字“过身”，其现在分词going，即是汉字“过也”，其过去时态went，即是汉字“往的”，其过去分词即是汉字gone“赶”。记者：我再看一下，go，went，gone，汉字“过”、“往”、“赶”，也就是说，英语动词的时态变化形式，仍然位于汉语动词的同一指义圈子内，并且是其本动词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哦，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从这个角度讲，英语确实是汉语的方言，用汉字来书写英语，确实可行。哈哈，将中国人搞得脑袋疼的英语，原来确实是汉语的方言。现在有学者说英国人的先祖是从我们湖北英山迁移过去的，您认为这是真的吗？吴彬华：我考察过亚欧非旧大陆的各色语言，语言的句法为“主语—谓语—宾语”结构的，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主语—宾语—谓语”结构的。句法为“主语—谓语—宾语”结构的主要是北欧语言和汉语各方言（包括越南语）。像汉语周边的其他语言，如藏语、蒙古语、朝鲜语等，都是“主语—宾语—谓语”结构，从语言的结构以及具体使用的词汇上来讲，汉语英语非常亲密。语言是人群已有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说英国人的先祖是从湖北英山或者中国其他地方迁过去的，这种说法，应该是有语言学依据的。记者：谢谢您！谢谢您！今天对您的访谈让人茅塞顿开，如果教中国人学英语的老师能将英语当汉语的方言来教，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老大难问题，Maybe（梦必） the（这） qustion（困死神） would（望倒） be（被） solved（扫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