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王朝与草原蒙古部落“打打停停”的二百年关系里，“铁锅战”堪称很有意思的一幕。自从明初败退草原后，从昔日“北元”分裂出来的瓦剌、鞑靼、兀良哈各部，实力起起落落，遭遇各有不同，有个困难却是一致：缺铁锅！

说起这事儿，蒙古各部落何止是“揭不开锅”，好些时候简直是“没锅”。好些蒙古部落煮肉时，甚至要把破了的锅修修补补凑合着用，有时候没有锅，竟然不得不用动物皮装满水来煮肉，如此“烹饪”效果也可想而知。所以，每当蒙古部落骑兵侵扰长城沿线时，明朝官民们也常看到奇特一景：“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搜掠，以得锅为奇货”。金银财宝统统不稀罕，就是要“抢锅”。




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怎么在明初退出长城后，怎么混到了“缺锅”的地步？难道仅仅因为生产落后？恰恰相反，退回草原的蒙古各部落，进步极大的一件事，就是冶铁业。明朝中前期时，蒙古各部落用铁，主要是靠抢，甚至还“得车焚轮”，抢一辆车也要把里面的铁“烧”出来。但明朝中期后的蒙古草原，冶铁水平以及突飞猛进，比如嘉靖年间的“庚戍之变”时，兵临北京的鞑靼骑兵，个个“其铁马金戈，明光曜目”。就连其盔甲也“制极精坚”，给明军造成了极大压力。

盔甲马刀都能造，怎么铁锅不能造？还真是不行。

首先是原料金贵，中国铸造铁锅的历史，可以从汉朝年间开始算，其原材料主要是生铁。但从世界范围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应用生铁的国家，春秋年间就出现了生铁制品。比起欧洲来更是早了一千九百多年。而发展到明初洪武年间时，明朝官铁的产量就高达9332吨，是宋朝铁产量的两倍多，这也就意味着，长期以来，铁锅的铸造材料，就是由中原汉地地区独家掌握着。




比材料更难的则是技术，以技术难度来说，铸锅比“铸刀”“打造盔甲”，几乎要难一个档次。比如在普及了铁兵器的汉代，铁锅依然还是稀罕物，到了隋唐年间时，铁锅也基本是寺庙以及贵族们的专享，宋朝年间起才在民间普及起来。这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技术门槛太高。以《天工开物》的记载，要想铸一口“厚约两分”的大锅，不但要做内外为两层的泥膜，而且厚薄要均匀，尺寸必须准确，浇注铁水时更要均匀。稍微一个环节出差池，铸好的铁锅敲打时就会有杂音，用起来就易碎，好好一口锅就废了。

这其中的技术含量，也正如明末科学家方以智的感慨：“熔铁既精，工法又熟”，一口看似普通的锅，从冶炼到工艺，都是站在当时全世界的最顶端。这样的锅，哪能说造就造？




其实，何止是在蒙古草原，放在古代世界范围内，铁锅都是西方各国公认的宝贝。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家庭里，铁锅都常是代代珍藏的传家宝。宋代时的中国铁锅，就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卖火各国。比如“南海一号”沉船里，就有大量作为商品出口的宋代铁锅。发展到明朝年间，特别是鞑靼阿勒坦可汗接受册封，成为大明顺义王，长城沿线终于结束战乱状态，互市贸易热热闹闹时，蒙古部落稀缺的铁锅，更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万历年间，一度主持大明朝堂大局的名臣张居正，就在“蒙古部落缺锅”这事儿上绞尽脑汁：他特意给当时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写信交代，虽然现在鞑靼接受了册封，互市贸易也热闹了，但铁锅这个“刚需货物”，却一定要管控好。卖给草原各部落的铁锅，必须是“指定款”——广锅。为什么呢？不止因为这广锅质量好耐用，关键还是耐烧。就算鞑靼人里有人不怀好意，想融了铁锅造兵器，想把广锅炼化？他也没那个本事。

如此一来，以广锅为代表的铁锅，既“刚需”又安全，自然沿着丝绸之路一年年热卖，红红火火的贸易，彻底取代了昔日的厮杀。明朝长城沿线“六十余年边氓生息，遂长不识金草矣”。来之不易的和平背后，也有铁锅的功劳。




也是在明朝“册封”“开互市”的“隆庆开关”年代里，东南沿海的贸易大门，也向全世界敞开。作为当时中国铁锅名产的佛山铁锅，自然也是硬通货角色。以《广东新语》等典籍记载，明朝中后期，佛山铁锅已经“悠忽数千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发展到清朝雍正年间时，当时造访广东的外国商船，几乎都是买载着白银来买锅。每艘船买走的铁锅，有时多达一万斤……

这段红红火火的海上丝绸之路时代，堪称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后一抹晚霞。西方学者弗兰克等人甚至估算说，明清年间的中国，一度赚走了每年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如果这个数据是真，那么看似不起眼的铁锅，何止守护了北方的和平？还是东南沿海的“吸金”神器。“吸金”的热闹场面背后，是中国传统匠人精神谱写的辉煌，更是核心技术强国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