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我能够
内在“太玄”，宇宙“太大太虚”，不能认识（知道）对一般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还是关心一下眼前能够切切实实感受的现实世界吧。读者或许会认为：上一小节“我知道”的结论太偏激了。如果我们“不知道”，那如何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进步？如何解释现代社会中我们正在切切实实地享受着的科技成果？理性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中应该还是发挥着毋庸置疑的决定性的作用吧？
这其实也是诸如拉康及康德等西方学者最终还是肯定文明理性的原因。
1942年二次大战期间，一句在印着工厂女工照片的宣传海报上的广告语“Yes，We can do it!”成了美国精神上最重要的信条，在日后的种种媒体和场合中不断出现。2008年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获胜后的演讲中也六次强调了这一信条，只是为了加重语气而把原话修改成：“Yes，We can”！——是的，我们能够！
我们真的能够吗？
翻开一页页的人类历史，无可辩驳的事实应该都在证明，我们真的能够。而且，无可辩驳的事实也在证明，我们的能力，是一日比一日强。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我们的理性。种种因理性而成就的事实令我们充满了自信：对理性的自信，对自己的自信，对人类未来的自信。正因如此，“是的，我们能够”！这句铿锵有力的短语致令奥巴马的演说辞及其个人魅力风靡世界，一时无两。
然而，这种自信不但反映出美国式的自大，反映出整个西方世界的自大，亦反映出全人类的自大。
因为，事实与真相并不等价。
下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理性到底“能够”做什么，或正在、已经做了些什么。
因为自他分别的必然性，我们所认识的永远是“他者”而不是“我”。这就如同我与某明星相似度即使是百分之百，我也永远不是该明星一样。通过理性这个层次的认识而发展至今的人类文明，仅仅是大幅度提高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模仿”能力而已。
根据这一结论，对上一节中的一段话加点补充：我们所缔造的人类文明其实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对内（内在）不能认识自己，对外（外在）不能终究宇宙。而对眼前所认知的客观世界，我们的“能够”不过是“模仿”性质。即我们掌握的不过是“映（射之）理”。
科学的进步，就是以人的视觉通过对万事万物越来越仔细的观察后，再对观察到的种种现象作出越来越详细的解释。技术的进步，则是人为地模仿那些“解释得通”的，对人“有用”的现象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这是理性的作用之一：具有模仿能力。
在模仿过程中，我们被种种悖论问题困扰着。表面上，我们模仿的能力越来越高，我们谓之曰“进步”。事实上，我们受悖论的困扰却越来越深：因为，我们发现无论我们如何模仿，都依然“不像”（不是）“明星”。
对于悖论的出现，学者们实际上是束手无策，除了最终不得不承认“我们不一定能知道”外，所能够做的，或者是如康德那般把“不知道的东西”推给上帝。但这似乎显得人类自身相当无能，那就干脆自己做上帝，不断地对为之自豪的理性进行“修修补补”，即设立种种的“公理”去严格规限理性。
即学术界所做的，就是想办法“规避”不让悖论出现。
例如“我们要遵循客观规律”貌似是个不容置疑的真理。问题是，我们有违反客观规律的可能吗？实际上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客观规律之中，因为任何“不合理”的行为本质上都符合客观规律。所以，违反客观规律也就是遵循客观规律：这又产生了一个悖论。对逻辑学有一定认识的人可能会反驳：这里前后两个客观规律是“不等价”的，因此这个悖论不成立。但这种反驳恰恰是反映了人类的功利性思维：“违反”还是“遵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定义的根据是对我们“有害的”还是“有利的”或者说“无用的”还是“有用的”。言下之意就是：对我们“有用”的就是有道理、合理的。原来我们要遵循的仅仅是“有所保留”的客观规律，学者们设立的“公理”，就是这类“有所保留“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过是一直生活在自己编织的道德、法规的笼子里。
发现“罗素悖论”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罗素本人，就规定包含自身元素的存在称为“真类” 而不能称为集合。“真类”是不可以成为其它类的元素，而集合可以成为其它类的元素。“真类”的特设是为了保证一个整体中，不会含有那种只能借助这个整体本身才能定义的元素。
即：不存在包含自身的集合。
2002年8月17日，著名宇宙学家霍金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国际弦理论会议上，基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所作的《哥德尔与M理论》，也认为建立一个单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不大可能。由于所有集合的总体不是集合，因为“所有”即包含了“所有”自身，因此是一个“真类”。那意味着：宇宙包含了所有，当然也包含了宇宙自身，所以宇宙是一个极限的“真类”，因此我们永远不能对宇宙作出终极“是”判断。
所谓自身也可以指判断者。“不存在包含自身的集合”即意味着：行为发生者不能以行为发生者自身为目标，即不能对自己作“是”判断。也即是：不能自我指涉。
从表面上看，真类的特设与《逻辑后缀学》得出的结论一样：不能自我指涉。但两者的根由和含义完全不同：真类的特设仅仅是为了“规避”悖论故而“制定”了不能自我指涉的规则；《逻辑后缀学》则明确指出任何的“是”判断必然产生自他分别，因此不（可）能自我指涉的事实。
“不能自我指涉”与“不可能自我指涉”，两者仅一字之差，产生的后果就完全不同。“不可能自我指涉”，将彻底消除人们的幻象，杜绝一切功利性思维的产生，我们对自我的真相、事物的本质、世界的本源才会有真正的觉悟。
而“不能自我指涉”，则具有人为性和特设性。人为性和特设性意味着：
第一，要时时记住把自己排除在集合（目标）之外作为一个“另类”而存在（这种排除在数学上也有个说法，叫做“归谬法”）。我们可以说“你是人”却不可以说“我是人”，即尽管我可能是某集合的一份子但我永远只能是此集合的“代言人”。这个信息本身就相当之令人沮丧，这意味着悖论的地雷会随时出现在我们的“是”判断里，因为我们所作的所有“是”判断，都一定是由内在的“我”作出。这里其实也为上一小节的“不能自我指涉“作出了旁证：如果内在的我不是“具体”的我，“（具体的）我是什么”还是能够成立的。但想到如此一来，所有的“是”判断，都是由那个“不能判断的自己”所作的判断，我们对这个世界，对每日发生在眼前的一切，还会有信心吗？故此，拉康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样的“所指”不过是人类掩耳盗铃式的幻想意象，本质依然是“能指”。
第二，“不能自我指涉”等于是粗暴地把“是”判断所产生的自他分别中的自身彻底地排除在判断之外，并把这种排除正常化、合理化。就如同一只“聪明”的猫在追逐自己尾巴之际，“猫为”地设定自己所追逐的对象不包含自己（“不可能自我指涉”则意味着不会有追逐自己尾巴的举止）。但如此一来，“我”的本体就与“我的”彻底割裂。康德的“定言命令”尽管会产生新的二律背反，但毕竟能令人对那个不能接近的上帝或那些不能达到的道德准则保持着敬畏之心。而“真类”的设定则使形而上的“我”被人为架空，结果就是当我们说“我是”时，我们所感兴趣的、真正想表达的、也真正能够表达的，其实只是形而下的那个所有格“什么的”（这个“什么的”无论是好是坏“关我屁事”）。这是现代人越来越物质化、形式化、表面化的深层次根由。同理，我们探索现实世界时，“他者”即任何研究对象的本体与“我”的本体都是同一性的形而上的自在。严格而言，“真类“自始至终隐含在对“他者”的任何判断之中，对这一点没有认知，我们所认识的就只能是事物的形而下的表象。因此才有前面的“模仿能力是理性作用之一”的结论。
第三，“不能自我指涉”既然是人为的设定，也就有被破坏甚至被推翻的可能。即是当有所需要时，我们其实可以“不能也能”。就如同交通规则的设立，尽管“谁都知道”不能超速，不能闯红灯，但当“有需要、有好处”时，超一超、闯一闯又如何？由于功利性在人的思维中具有普遍性，“有好处”是我们衡量事物对错的共同基准，因此我们发表意见时总是乐于“忘记”自己作为代言人的身份，令“不能也能”的“违章事件”充斥着我们的思想，充斥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在这个自以为是的人类世界。“不能自我自涉”不过只是理论上的口号，人类世界里依然是充满了自涉所造成的悖论：例如“诚信”，这个相当之高大上的词是反映人在品格方面的一个集合。品格所定义的对象涵括了所有人，自然也包含了“我”。但当我要表述这个词时，我却必须把自己剔除在这个集合之外才能以代言人的身份准确公正地解读这个词。但有这种可能么？由于诚信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它带来的后果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例如“诚信会吃亏”、“诚信有好报”等等，这些后果致使我们要表述诚信时，都一定会带着个人功利性的色彩。可以认为，不带功利性的诚信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要求自己把诚信如康德所设想的定言命令那般“照着去做”，我将陷进种种自相矛盾的漩涡当中，因为这就与“我就是诚信”等价，从而形成自涉的悖论；如果我以代言人的身份要求他人把诚信作为定言命令那般“照着去做”，不过是自相矛盾的漩涡里多了一个受害者，因为这里的代言人与“我是上帝”等价（站在道德高地的裁判者），而他人在“我是上帝”的架构下（把代言人的要求等同定言命令）同样形成自涉的悖论。也即是我们所表述的诚信，总是在“真类”的架构之下而产生悖论。类似的例子很多，诸如“坏人也可以善终”、“好心不得好报”等等，这些有关道德规范价值观等伦理方面的概念，由于都与具体的“我”关系特别密切，因此造成的悖论问题尤为严重，世界也因此而纷争不断。
再例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宣扬者必须标榜自己是这些理念的典范时才能服众，但如此一来就陷入自涉的悖论，形成“政治正确——悖论——反噬”这么个永远走不出的逻辑怪圈。在这个逻辑怪圈中，民主既是为政治正确护航的尚方宝剑，更是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专制中的敌人是目标明确的他者；民主中的敌人却是无从下手的自身：保护自己必须攻击自己，攻击自己又与保护自己的宗旨相悖——西方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销的“普世价值”，最终就成了撕裂、刺向自身社会的工具：2021年美国总统大选到最后的政权交接，竟出现在总统暗示煽动下，示威者冲击总统府；作为民主最理想的言论自由发声平台的互联网，却封杀了总统发声的黑色幽默大戏剧情；“明明是”病毒在攻击人类，人类却在为该不该戴口罩、该不该打疫苗、该不该封城而“激烈地相互斗争着”；更有中东外交官作了这么一个“段子”：如果美国看到美国正在对美国做的事情，美国一定会入侵美国，并从美国暴政下解放美国。——这正是一出出皆属于经典级别的，民主理念下“自己攻击自己”的教科书教材。
而如果仅仅以代言人角色先撇清与理念的关系后再要求他人接受（除了“我”之外其他人是好人、除了“我”以外其他人必须民主、批判性思维不能批判“批判”自身），首先他人是否接受已是一个问题，而接受之后，他人同样会陷入自涉的悖论中（悖论与矛盾性和斗争性的内在关系将第六节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