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作为前几篇有关范畴谬误文章的补充。整理之后，将编辑为约两万字的长文。题目就定为：《范畴谬误》。
典型的从综合后验命题起始的跨范畴认知谬误，当属有关【自由】的命题：
笔者在《逻辑后缀学》上下卷里，把人类能够认知的自由（度）划分为【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及【逻辑推定退相干自由度】两个范畴（还有就是不能被人类所认知的“绝对自由”。有关绝对自由的详细内容可参考《逻辑后缀学》下卷最后一章的论述）。
首先，把【自由度】统一口径表达为【自由】，已经是根本性的范畴谬误。这个谬误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由此而出现的什么“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人是生而要受选择自由之苦（萨特语）”之类的慨叹就不足为奇了。其谬误扩展到政治领域，往往就被政客肆意操弄，更让那些被冠以“没有自由”帽子的国族百口莫辩。
其次，自由的【度】意味着：自由必然属于相对主义范畴。因此，任何有关自由的论述，都应该先从综合后验命题开始，在充分验证范畴相交时的矛盾性的前提下，才能在不同范畴之间“滑转”或“跃迁”时，不至于出现认知谬误——这里的先后过程，笔者在《逻辑后缀学》下卷称为【逻辑位移】。
笔者认为：综合后验命题所讨论的自由（度），【本】属于非逻辑推定相干自由度的范畴；另外的分析先验、综合先验及分析后验三种命题所讨论的自由（度）皆属于【分化后的】逻辑推定退相干自由度的范畴。
没有满足逻辑位移的，各种有关逻辑推定退相干自由度范畴的论述，对范畴相交时的矛盾性的验证皆是不完备的，甚至是缺失的，也就产生各种谬误。
以一个看上去“唯美的”，但实际上似是而非的鸡汤式经典命题为例：【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教导）你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Freedom is not letting you do whatever you wanna but teaching you not to do the things you don't wanna do”）。
第一句在哲学上一般没有什么争议。“似是而非”主要是指第二句。
首先，这个命题的出处就饶有趣味：一般认为这是康德的名言。但亦有一种说法是源自于卢梭。笔者没有兴趣亦没有能力去遍翻两人的全部原著以寻求出处真相，但笔者发现：两人迥然不同的生平事迹，竟可以作为上述命题第二句【你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的【在范畴谬误上的不同注脚】——
【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的自由，也就是“say no（说不）”的自由。
“说不”，意味着【拒绝】，哲学上称为否定性。
康德与卢梭的著作中，都具有否定性的思想。但两者【否定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否定（拒绝）什么？“否定”能否成立？这当中就大有玄机。对上述“说不”命题奉为圭臬的后人，如果对当中的玄机不了解，或故意混淆“否定对象”，或忽略“否定的条件”，就会产生范畴谬误。
康德通过感性和知性的划分，重新审视人类对自然因果律的依赖，继而得出知性具有摆脱（即否定性）自然因果律的能力——对自然因果律说不，也即是自律。为什么要自律？为了服从真正的道德法则：【定言令式】——一种在理性之中先天就具有的无条件服从的程式。因此，【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如果是康德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是一种【为服从而拒绝】的“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观——这里就出问题了：首先，【为服从而拒绝】是一种自由？听起来是否不伦不类、似是而非？其次，如果硬是要认定【为服从而拒绝】就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康德认为：服从的是道德准则——义务先于权利的伦理共同体生存法则；拒绝（主动否定）的是感官世界中的因果律——意思是对自我感官中的欲望【说不】——也就是“律己”。康德，其一生确实是言行一致，严于律己。但把一个极端的例子作为全人类的标杆，就犯了“以偏概全”的谬误。因此这里的【律己】属于普遍性不完备的特殊主义或相对主义假命题（通俗地理解，就是【世界上没有多少个人能够做得到完全的律己】）——普遍性不完备的特殊主义或相对主义假命题，在伦理上就常常成为站在道德高地上肆意攻击别人的道德武器。去到【极端】，就是【灭绝人性】的绝对主义伪命题（这篇文章最后部分会继续讨论这个伪命题）。
如果【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是卢梭的自由观，通过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论述可知：这种自由观则是一种【否定对象】为他者（《社会契约论》中的“他者”主要指政府）的“律他”的自由观——《社会契约论》里的“主权在民”的【公意】（康德的定言令式，相当于在道德形而上学为卢梭的“法律上的公意”建立基础），是首先赋予权利高于义务的特权，以产生一个对他者有约束力的“道义共同体”。但卢梭倡导的【公意】，是属于相对性不完备的普遍主义假命题。因为，卢梭定义的“公意”是：【按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立的法。因此是没有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它是扣除了“众意”中相异部分之后所剩下的相同部分】。但是——【只要是利益，就必然是冲突的】（《逻辑后缀学》系统性、全面性地阐述了人类价值观的冲突性）。所谓的“没有相互矛盾的利益”的【法】，本质上是“画大饼”式的【虚伪的道德承诺】（笔者在《自由思想批判》一文中有专门一节阐述什么是“虚伪的道德承诺”）。需要提醒的是：执行（虚伪）道德承诺的，是【他者】，即要求政府“律己”。而人民则根据承诺能否兑现而有是否“说不的自由”。这里就出现两种状况：其一，在资源丰富的情形下，例如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因殖民扩张带来的丰厚回报，承诺往往能够得到兑现，利益冲突就会被掩盖。即被捧上天的所谓的公意的正当性（或正面性），是以某种程度的物质（经济）基础为前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种不同说法）。当资源匮乏之时，“公意”往往就成了人人皆可弃之的廉价品。如此的“公意”必然是：只可同富贵，不可共患难。那么也即是：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可信度。其二，【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可信度】还反映在：由于执行（虚伪）道德承诺的是他者，则道德这种东西“与己无关”，我的“说不”就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负担（走向康德律己的反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种种不同版本的存在主义，皆因此而把仁爱道德从其理论中的伦理版图里抹去。现代社会的自由也就表现为种种“繁荣昌盛”的人欲横流。卢梭，一生放荡不羁，生前遭人唾弃，死后却被封为“自由的奠基人”。他的生平，正是上述自由观的最佳注脚。
或者正因为卢梭的自由观与康德相比较显得是那么不堪，以康德的名义说出【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教导）你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才会显得高大上，这个“唯美”命题的出处也就非康德莫属了。至于这个“说不”背后是否有什么不同所指，似乎就没什么人有兴趣考究了。
康德的自由观，是律己；卢梭的自由观，是律他。两种自由观，都是普遍性或相对性不完备的假命题。而混淆两种自由观，亦是张冠李戴、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假命题。
不少反政府反专制反独裁的所谓斗士，当他们慷慨激昂地举着康德名号“说不”，其实是非常滑稽的事。
但这亦是时代的悲哀：特别是以民主为噱头的现代政治环境里，不能“一语惊人”、“振聋发聩”的命题或陈述都得不到什么受众的响应。但一语惊人振聋发聩的命题或陈述，往往是有范畴谬误的假（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