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溪君对“左”“右”这样的话题原本木有啥兴趣，若不是原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在替原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洗地时，指认作家刘继明是“极左”，我也不想趟这道浑水，更不会写这篇文章。
 
方方那篇给自己惹上官司的博文《A和B的故事》，孟溪君曾专门写文章分析过，这里只谈“左”和“右”的问题。
 
在中国思想界，左和右之间都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拥趸，随便就可以列出一大串，如“右派”中的李锐、吴敬琏、秦晖、茅于轼、萧功秦、钱理群、刘小枫、孙立平、许纪霖、朱大可、徐友渔、朱学勤、贺卫方、于建嵘等，“左派”中的邓力群、马宾、巩献田、温铁军、张宏良、甘阳、汪晖、房宁、张承志、韩少功等。当然，这种划分也不尽准确，比如对钱理群和刘小枫算不算右派，就存在争议，有的把他们划到了左派。这是由于思想认知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
 
文学界的状况怎样呢？以孟溪君观察，中国文坛都由清一色的右派把持着，作家的立场也是严重右倾化滴，压根儿不存在一个像思想界那样壁垒分明的左右派阵营，作家中称得上“左派”的作家实在是少之又少，如前面提到的张承志、韩少功。除他们之外，还有曹征路和刘继明。
 
为了写这篇文章，孟溪君恶补了一下功课。曹征路是深圳大学的教授，他被定义为“左翼作家”，是从那篇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的小说《那儿》开始的，后来又写了长篇小说《问苍茫》《民主课》，影响都不如《那儿》，《民主课》主要写文革，一直未在大陆正式发表和出版。据说，台湾著名文学家陈映真还撰文推介过《那儿》。著名文学评论家李云雷将曹誉为“底层文学”首席代表作家，他认为，在底层文学作家中，真正继承了现代文学史上左翼文学传统的只有两位：曹征路和刘继明。
 
关于曹征路不多谈，咱们今天重点谈的是刘继明。
 
刘继明1990年代就在中国文坛享有盛名，孟溪君读本科时，看到多个版本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史教材，都是把刘作为“文化关怀小说”和“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介绍的。刘那一时期的创作如《前往黄村》《海底村庄》等具有浓厚的先锋色彩，所以也有人称他为“晚期先锋派”。但到了2000年前后，刘的创作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主要写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到写底层民众，如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放声歌唱》，短篇小说《茶叶蛋》《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等等，被一些评论家称之为“先锋的底层转向”，并作为“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再次引起文坛注意。但刘真正作为“左翼作家”获得超出文学圈影响的并不是小说，而是他的一系列思想随笔。其中如《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80年代，或不合时宜的痛苦》《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回眸五七干校》《革命、暴力和“仇恨政治学”》《中国视野的米兰昆德拉》等，主要发表在韩少功创办的《天涯》及《东方》等思想类杂志上，并流布到网络，在思想领域特别是一些青年文化群体中影响较大。
 
一篇题为《新左派阵营中的“60年代人”》的文章这样写道：“新左派主要由一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唱主角，他们从各个领域为新左派奠定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新世纪以来，这批人渐渐从前沿退居二线，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年轻人走上前台，开始充当主力军的角色。他们主要是韩毓海 韩德强 旷新年 张广天 孔庆东 祝东力 刘继明 薛毅等。”左派这个概念还可以分为老左派、新左派、文革左派（或称极左）和毛左派，再细分下去，还有学院左派、自由左派、网络左派、草根左派等等。
 
摘录一段关于新左派的解释，算是给某些人做一点知识扫盲和普及工作：
 
“中国新左派的出现和兴起与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转换密切相关，并伴随知识界的分裂和整合。70年代末围绕朦胧诗、人性、异化、商品经济等问题，文学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逐渐出现分歧，到80年代初期围绕“精神污染”展开的讨论表明这种观念意识的裂痕已无法弥补。新旧知识界壁垒分明——一方是以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为指南的所谓的“老左派”；另一方则是以自由民主为诉求的所谓的“启蒙”知识界。两者彼此消长、互相攻讦，针对同一个问题（国家体制）的两种不同的学理认同使得新时期初期的文化论争趋于二元对立格局。论争中流露出的现实关怀、体制思考和人文激情很大程度上成为此后启蒙知识界内部三次分裂的历史谱系和在场“演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分野不可避免地投射到意识形态领域，使得体制、民生、自由、民主等成为各方面密切关注的紧迫问题。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发了启蒙知识界的第三次分裂——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冲突和对决。”
 
由于长期被妖魔化，曾有人试图为“左派”正名。一篇微博说：“好人在左的时代右，在右的时代左，总是不得烟抽。小人在左的时代极左，在右的时代极右，总是风生水起。”这让孟溪君想起刘继明接受访谈时说的一句话：“如果在50年代，我也许会成为右派，今天则可能成为一个左派。”
 
这也许只是刘继明开的一句玩笑，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左派诸人中，刘谈不上激进极端，或至少是比较理性温和的，他从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和思想变化，都清晰可循，有其内在的逻辑。这是我读刘一些文章和作品得出的印象。李云雷先生说刘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能力和知识分子气质，能够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的当代作家之一”，并非谬赞。
 
几年前，刘继明自筹资金创办的《天下》杂志，曾被媒体称为“北有《读书》，南有《天涯》，中部有《天下》”。孟溪君读过几期，上面的作者既有汪晖、黄纪苏、孔庆东这样的左派，也有萧功秦、秦晖、许纪霖这样的右派，编委构成也是如此，可见出刘“超越左右，重建共识”的良苦用心。遗憾的是，这个杂志办了不到两年就停刋了。
 
对于这样一位理性温和的“新左派”，方方为什么要给他扣上一顶“极左”的帽子呢？
 
孟溪君说过，文学界已经整体右倾化，思想右倾是正常，思想左倾会被视为异端；如果是一名体制内作家，那些权威的大刊物拒绝发表你的作品，重要的文学奖注定跟你无缘，并被打入另册，成为一个文学和政治上的双重冷藏人。而如果选择了右，汇入到文学主流当中，很快就会有各种奖项和名利纷至沓来，甚至成为文学界呼风唤雨的领导。单从个人名利考虑，哪个作家不争相跟随潮流向“右”转呢？所以，方方和陈应松的“右”是自然而然的。但他们只是大量随波逐流的向右转的作家之一二，还谈不上是“右派”。只有具备清晰明确的价值观才称得上“派”。他们不过是在时代裹挟下，凭借小聪明和窥测投机，伤痕文学流行时写“伤痕”，知青文学流行时写知青，现代派流行时学现代派，新写实文学流行是写新写实，神马流行就写神马，以便在文坛上赢得一席之地。
 
陈应松也许并不像大地主家族背景的方方有明确的“政治抱负”，只是像许多人那样染上了公知病，常在网上发表一些诸如“作为一个残酷革命几十年的国家是没有人性的”的公知体言论。不知是才气还是运气的原因，差不多的写作路子，差不多的年龄，论才气两个人貌似也不相上下，但方方上个世纪80年代就出名了，90年代更是以“新写实”在文坛大红大紫，成为全国知名的女作家，陈应松却跟着各种文学潮流一路跌跌撞撞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地方作家，连写作资历和年龄比他小一截的刘继明，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时间都比他早得多。直到21世纪初，底层文学崛起，陈作为这个重要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才在全国文坛“窜红”。颇有戏剧性的是，刘继明也是这个思潮的代表作家之一。两个人还写文章互赞过对方的作品。但究竟是神马原因使这两个同一文学思潮中的代表作家反目为仇、对簿公堂呢？
 
孟溪君觉得，根子恐怕主要还是出在政治上。
 
从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各种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撕裂。知识界和文化界也是这样。在互联网上，左右之争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社会戾气上升，人际关系日趋紧张，普通人之间如此，作家之间何尝不是？曹征路在批评《软&埋》的文章中说，方方“遭遇不公正判决”时，他还曾通过朋友转达慰问。但“这与作品的评价是两回事。如同当下中国社会正在撕裂一样，知识界的分裂也势如破竹形同水火，这是令人惋惜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刘继明认为，他同陈应松之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
 
《软&埋》是方方2016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由于作者对新中国土改“基本否定“（黄纪苏语）的立场，受到了民间思想界的强烈批评和批判。
 
孟溪君认为，无论人们怎么评价《软&埋》，这部小说在方方个人的创作进程中都具有特别的意义，这并非因为它出版后引发了一起重大的文学和政治论争，还因为通过它，作家方方第一次以“右派“的面目和姿态在公众视野中亮相了。以前，她的小说也触及到政治，如反右、文革，但都没有超出当时文学和主流政治的规约，《软&埋》则不同，她在题材、主题和人物塑造几个方面，都大大超出了同样描写土改的《古船》《白鹿原》《生死疲劳》等小说的尺度，也超过了她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
 
在前面提到的曹征路批评《软&埋》文章中，曹先生指出：
 
“从《秧歌》到《软&埋》，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的斗争从来就没有止过。站在翻身农民一边还是站在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一边，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价值观问题，更是一个立场感情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式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并不是真的‘虚无’，而是以虚无的文学姿态达到非常实在的目的。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标。在鼓吹者看来，中国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更谈不上必然性合理性。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所谓‘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历史虚无主义在糟蹋、歪曲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似乎只要戴上文学光环，就能名正言顺地抓住历史表达的话语权，中国革命就再也不具有正当性了。在刘再复《告别革命》一书迅速获得主流思想界推崇的情况下，创作与批评中的颠覆历史之作就一波接着一波，其核心内容便是‘去政治化的政治’，颠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这是孟溪君看到的对《软&埋》最准确和深刻的批评之一。但方方确立自己的“右派”立场，不单是通过小说本身，还通过《软&埋》受到批评和批判后她的“反批评”才完成的。
 
方方的“反批评”十分奇葩，正像郭松民先生说的，“汪芳主席（即方方）把所有批评她的作者一律称为“左-棍-子”。”“汪芳主席的特点是，对严肃的政-治、文学问题坚
方方动辄对批评者和刘继明扣上“极左”大帽，除了她不擅思辨和不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和个人修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思想行为究竟到怎样一种状态才能称得上“极左”？很遗憾，翻开历史书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参照的对象，当年的王明也不过被定为“左倾”而已。既然如此，方方为啥乐此不疲地把“极左”大棒抡向那些被她视为对手的人呢？孟溪君思忖再三，不外乎有四：
 
其一，本身怀有政治企图，来反衬自己的政治正确，通过扣人“极左”帽子来构陷对手；
 
其二，自己思想极端，便近乎本能地将不同立场者视为另一种极端；
其三，动辄给人扣政治大帽这种行为，本身就证明了她自己的“右”或“极右”面目；
 
其四，神马理由和依据都不需要，说你“极左”，不是也是，说你不是“极左”，是也不是。方方口口声声反文革，批“极左”，自己的言行却和她想象中的“极左”如出一辙。难怪有人说，“极左”和“极右”原本就是一家人呢。
 
不仅如此，方方还给发表一篇报道陈刘案文章的网站也扣上了极左的帽子，理由是那篇文章“明显偏向”刘。言外之意是只许她“偏向”陈，不许别人“偏向”刘，横蛮跋扈的程度实属罕见，诚如刘继明在《我为什么要举报陈应松――兼驳方方》中所说：
 
“方方争取的不是什么批评的‘权利’，而是‘特权’。是的，特权。这种特权，只允许她批评或检举别人，而不允许别人批评她或检举她的朋友，否则就是陷害、构陷、诽谤；这种特权，可以任由她越过批评的界限，用各种侮辱性的字眼对‘批评对象’从人格、道德、职业进行全面的贬损和诽谤。”
 
方方还对在微博上转发那篇报道的大V，同样扣上极左帽子，向他们发出“死期到了”的威胁。这一招够狠的，既达到了全面抹黑刘继明的目的，又震慑了那些与刘持相同立场的人。按方方的逻辑，谁支持刘谁就是刘的“极左战友”，够吓人的吧？左派本来就处于弱势和边缘，即使栖身体制，也像地下工作者那样谨小慎微，生怕被抓住小辫子打入另册，经方方这一番恫吓，谁还敢公开支持刘？倒是前《南方周未》主笔鄢烈山怒怼了她一次：
 
“我真的不明白方方的超凡自信从哪里来。法盲一个，论事缺乏起码的权力与权利边界意识，是无知者无畏，还是表演欲太强而昏了头？......我怎么觉得她7月26日微博骂我的话，像指着她梳妆台上的镜子在骂呢？词曰：‘在很多事情上都缺乏常识，也缺乏基本判断力。还经常耍出流氓嘴脸’！”
 
针对方方在湖北省作协换届大会开幕，新任主席已经敲定的情况下上演的一出拙劣的“辞职秀”，知名时评家评论家童大焕也发文批评道：
 
“如果仔细推敲相关文本，会发现，这个声明背后，骨子里不是有态度有风骨，而是陈腐浓郁的单位专制。……如此公然以单位主持人个人好恶来僭越法律之事，居然得到很多吃瓜群众、乃至一些法律界人士叫好，令人匪夷所思。”
 
具有讽刺性的是，站出来公开批驳方方的这两个人，并非她再三警告的所谓刘继明的左派“战友”，而是与她处在同一阵营的“右派”。
 
文章写到这儿，可以小结一下了：
 
从根本上说，刘方陈案是“左右之争”在体制内的一次集中引爆，看似偶然，实属必然。
 


以刘继明一惯的处世风格看，他不是那种老谋深算的权术家，而是仅凭一腔义愤行事，容易混淆理想与现实的一介文人，尽管他采用了举报的合法斗争形式，但具体手法并非无可挑剔。体制内众多潜在的腐败官员，即使出于自身的利益，也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对刘的网络曝光行为予以打压。这并不令人奇怪。奇怪的是“对手们”对刘的疯狂诋毁与报复，至今未见有关部门进行追究。可见这些人是吃准了官方的“护短”心态，才有持无恐的。
 
因此，刘继明对陈应松的举报以及他同方、陈二人的诉讼结局，更像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或一次草率实施的行为艺术，是两种政治势力搏弈的必然结果，也诠释了左派在当下中国的真实处境。
 

（附记：据最新消息，湖北省纪委已对陈应松涉嫌违纪问题作出了“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的处理，刘继明则因“违反组织原则，将陈应松的问题扩散到网上，造成不良影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尽管这个处理结果明显有包庇陈应松之嫌，有网友直呼，对反映问题的人“警告处分”，对有问题的人却只是“批评诫勉”，湖北纪委莫非吃错了药？但毕竟证实了陈应松并非方方一直在微博微信上叫喊的是被刘“诽谤构陷”，而的确有违纪问题在身。对于方方来说，这打脸的滋味八成也不好受吧。
 
（来源：龙之源文艺复兴网）

责任编辑：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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