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昕：物理主义的历史与历史的唯物主义（下）

三、物理主义的贡献与挑战

正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不同时期面对的唯物主义思潮、使用的“唯物主义”概念存在显著差别一样，“物理主义”的历史演进也存在类似的复杂状况。上文在考察物理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意义上，例示了特定时期多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作品。但是，一旦聚焦这些思想家本身，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很多思想家的研究领域并非仅仅局限于物理主义，他们更多是出于自身理论研究的需要，对物理主义讨论的主题有所回应和涉及。另一方面，有些专注于物理主义的思想家，在其自身的探索进程中，也会发生理论态度的转变，甚至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时，还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可以将学术背景和研究方法存在差异的不同的思想家，归为特定阶段上一类共通的理论主题的代表，但是细究起来，他们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思想差异。试举两例来说。

就狭义的“物理主义”，或者说心灵哲学中的心脑关系问题而言，在其历史回溯的直接起点上，普赖斯、斯马特和费格尔被视为当然的理论代表，但是三者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区别。就普赖斯来说，对意识是一个大脑过程的论证，是直接从行为主义出发的。而斯马特虽然将其称为“心脑同一论”的领路人，但却对他所持有的赖尔式行为主义进行了批判。此外，普赖斯在自己晚期的研究中，也已经放弃了先前的立场，更多关注二元论和泛心论。相较而言，费格尔关于心理和物理关系的讨论，更接近于纽拉特和卡尔纳普的“语言学物理主义”。

就功能主义与物理主义的关系而言，较之同一论的内部分歧，情况甚至更加复杂。首先，并非普特南而是普特南的学生福多，才真正将功能主义的讨论同物理主义的话题联系起来。然而，普特南的另一位学生布洛克，虽然认为功能主义面对现象意识困难重重，但出于物理主义立场的坚持，他一方面提出“象似性”原则来解释知觉，另一方面支持“多样可实现”，为一种所谓的“长臂”功能主义辩护。其次，就普特南自身的思想转变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便在语义学思考的基础上反思功能主义。90年代，从自然实在论或实用主义立场出发，他又走向了“社会功能主义”或“完整的功能主义”。最后，以刘易斯为代表，作为同一论的坚持者，也介入到功能主义的讨论中，并在反对杰克逊“知识论证”、回应福多“多样可实现”观点的意义上，支持“实现者功能主义”，反对“角色功能主义”。

尽管我们对“物理主义”概念本身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能用它来描述一种宽泛的学术旨趣和理论立场。同时，我们回顾物理主义的历史和逻辑，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名称所指涉的那些研究背后存在不同的理论进路和思想旨趣，甚至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乃至冲突。但是，纵观物理主义研究的理论进展，可以看到：这些探讨对于唯物主义讨论的丰富和深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当代发展，已经形成了深入对话，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概括起来说，物理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物理主义的探索明确反对唯心主义和意识问题上的神秘主义，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就“物理主义”概念的提出来说，在纽拉特和卡尔纳普那里，已经蕴含着拒斥唯心主义的理论指向。一方面，这表现在对以马赫（Ernst Mach）为代表的“现象主义”的批判。在这一点上语言学物理主义与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倒是分享了共同的批判对象。另一方面，根据费格尔的概括，物理主义意在否认人的认识和意识问题上的“神秘主义”或“超自然主义”。就物理主义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心脑同一论、功能主义、随附性、取消主义、物理因果、现象概念策略的讨论，还是物理主义对二元论和泛心论的回应，都坚持了一个基本的立场，这就是从物理的或物质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人的意识或心灵问题。因此，尽管在物理主义的讨论中几乎不会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将其看作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甚至哲学本体论上捍卫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同路人。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今天我们与物理主义的关系非常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与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唯物主义思潮的关系。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化的立场，而是辨明“孩子”和“脏水”的勇气与能力。

其二，即使物理主义本身只能被看作一个松散的理论联盟，但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有关人的认识过程的考察。尽管“心脑同一论”因其过于强烈的还原论色彩，已经淡出了当代物理主义话题的中心，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以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革命”为背景的。这是一次重要的视角变化：从对人的行为及其产物的研究转向了对思维和行动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尽管功能主义和实现论物理主义的提出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甚至是内在的竞争和对立，但是二者都在心理或意识的过程、机制问题上给出了新的探索。另外一个同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具有理论共鸣的趋势是：面对二元论，特别是感受质问题对于物理主义的辩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现象概念”运动为代表的“后验物理主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对意识经验的呈现方式的分析，成为21世纪以来物理主义讨论新的生长点。其中，斯图尔加的“认识论物理主义”与豪威尔的“主观物理主义”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拓展的两个典型代表。近年来，结合神经科学的发展，物理主义者的理论兴趣进一步聚焦于知觉经验内容的考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破解人的意识的秘密、拓展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其三，物理主义的讨论作为一个跨学科交叉视域中的话题，拓展了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视域。回顾物理主义的逻辑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人的意识问题的考察，本身也同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直接关联在一起。20世纪50—60年代物理主义的兴起，除了得益于自然主义的提出、语言学的发展外，还直接受到了新提出的人工智能观念的影响。普特南就是用图灵机模型来阐发功能主义的。80年代，受福多和丹尼特影响的德雷斯克（Fred Drestke），还曾尝试用信息理论来说明意识的呈现以及人的信念。90年代，丹尼特则将有意识的心灵视为一台在大脑硬件上运行的虚拟机——“乔伊斯机器”。即便是属性二元论的当代理论旗手查默斯，也同样认为意识理论应该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物理主义的讨论，从“心脑同一论”和“功能主义”的竞争，到“随附性”和“感受质”问题的提出，再到“意向状态”的讨论，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不断加深的对个人存在和心理状态的关切。其中，最为明显的是：20世纪70—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呼应，物理主义或心灵哲学的发展从发现意识问题背后的物理基础的乐观态度，转向了对个人感觉经验的关注，以及意向性背后多重机制的探索。

其四，在物理主义的发展中，有关心灵和意识问题的讨论经历了视角的转移。围绕物理主义的诘难与辩护，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凸显了认识的社会历史维度的重要性。从表面看来，有关心灵哲学或者意识问题的考察，恰恰是反物理主义的观点更强调社会历史的维度。例如，在针对“什么是物理的”这一前提性问题的辩难中，亨普尔（Carl Hempel）就强调了物理学语言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出于对“心脑同一论”的不满，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强调在物理主义的语言之外，还存在“心灵主义的或人格主义的语言”，它讲述的是“个人的历史”。在利用二维语义学批判现象概念策略的过程中，查默斯区分了概念的初始内涵和附属内涵。所谓的初始内涵，不过是一种逻辑上更为精致的感觉经验罢了。但是，这些辩难却迫使物理主义者必须直面感受质背后的现实世界。从物理主义阵营来说，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普特南对功能主义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的反思，转向考察心理状态中渗透着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进而转向“社会功能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常识心理学”和“变异的一元论”的争论，都内在指向了意识背后的社会历史维度。值得注意的是，从意向性问题出发的丹尼特，80年代以来陆续阐发了关于意识、自由意志乃至宗教的新进化论观点。在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看来，按照这种解释，不仅我们的大脑已被社会化，社会也在大脑中被自然化。

在概述物理主义之于唯物主义认识论所产生的理论贡献的同时，还必须看到：“物理主义”本身在理论逻辑上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物理主义”的历史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反物理主义论证”。它们分别是：克里普克的“模态论证”、内格尔的“蝙蝠论证”、塞尔的“中文屋论证”、杰克逊的“知识论证”（玛丽黑白房间思想实验）、列文的“解释鸿沟论证”和查默斯的“可设想论证”（僵尸思想实验）。其中，除了克里普克是从后验必然性出发批评“心脑同一论”，塞尔是从意向性角度批判功能主义外，其他四个论证都是从感受质的角度出发，对物理主义进行的驳斥。即便杰克逊在2003年的《心灵与幻象》一文中承认，知识论证这种诉诸直觉的反物理主义论证是错误的， 今天，“感受质”或者说“意识的难问题”仍然是持有物理主义立场的心灵哲学家必须直面的关键难题。可以说，这个疑问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物理主义力求克服但却至今未能消解的难题。以之为枢纽，无论是查默斯自己提出的自然主义二元论，还是现象概念策略，或是各种形式的物理主义实现论，相互辩难纠缠在一起。

有趣的是，今天物理主义者所面对的所谓“意识的难问题”，倒是非常类似于19世纪20年代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遭遇的理论困境。在后者那里，经过斯密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中介之后，当李嘉图自以为成功地用资本解释了地租，并利用不同于交换价值的价值概念提供了一种针对资产阶级社会“自然状态”的合理描述之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却尴尬地发现：在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中，出现了一个无处安放的“剩余物”。稍有不慎，这个剩余物的存在就会导致自身理论的解体——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前者那里，每当物理主义引入某种哲学工具——无论是语义学的、逻辑的还是形而上学的，自以为可以将意识成功地安置到物理世界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上之后，无论是难以解释的“意向性”“命题态度”，还是挥之不去的“感受质”“经验的内在生活”便纷纷以不同方式跳了出来。

如果说，从感受质及意向性问题出发的反物理主义论证，是以意识为出发点，或者说是从思维和存在关系中的思维角度出发的，是对所谓的“完备性问题”进行的逻辑攻击，强调物理主义中存在无法解释的“超出或高出的（物理的）”东西，那么，“亨普尔两难”就是从思维和存在关系中的存在角度出发，对所谓的“条件”问题进行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所谓“亨普尔两难”，是赫尔曼（G.Hellman）利用亨普尔1980年对古德曼(Nelson Goodman)《构造世界的方式》一书所作的评论进行的理论概括。用赫尔曼的话说，“当前物理学既不完全（甚至在本体论层次上）也不准确（在法则上）。这就提出了一个两难：要么物理主义诸原则基于当前的物理学，在此情形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物理主义诸原则是错误的；或者物理主义诸原则不立足于当前的物理学，在此情形下，说得好听一些，它们很难得到解释，因为它们基于一种并不存在的‘物理学’——我们缺乏构造独立于物理理论的关于‘物理对象、性质和法则’的通常标准。” 套用到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中，这一两难或可以表述为：到底什么是物质？如果“物质”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那么唯物主义本身就是成疑的。如果“物质”是具体的物质形态，那么问题就又回路式地导引到前面提到的感受质或“意识的难问题”上去了。这样一来，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就仿佛一座大山，横亘在各种类型的物理主义面前。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该怎样回应“意识的难问题”和“亨普尔两难”呢？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该如何面对物理主义的贡献和挑战呢？

四、面对“意识的难问题”和“亨普尔两难”：马克思将如何回答

由于当代激进哲学和分析哲学的理论分野，在西方所谓的“新唯物主义”讨论中，物理主义往往被视为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精致翻版，脱离了社会历史现实，因而无法阐释社会符号的意义问题。比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201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一书开头，就提到自己“感兴趣的，不是解答高度技术性的问题，譬如一元论、二元论、消除论，或者一般性的心—身问题，而是具有某种广泛社会、政治意义的唯物主义类型。关于这些类型，神经科学家亦有过种种看法，但几无可观”。回顾20世纪中叶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对于物理主义直接而系统的讨论亦不多见。为数不多的回应往往是聚焦物理主义讨论中的某一问题给出批判性的回应，如伊里因科夫（Evald Ilyenkov）对“现象的观念性”的剖析，塞耶斯（Sean Sayers）对戴维森随附性概念的批判，齐泽克（Slavoj Zizek）对丹尼特和丘奇兰德的抨击，诺南（Jeff Noonan）对梅尼克“实现论物理主义”的不满，等等。客观地说，结合脑科学或神经科学的发展，由国外左翼学者提供的在理论阐释上与物理主义直接展开竞争的研究尚不多见。其中，马拉布关于可塑性的讨论是近年来为数不多产生较大反响的成果。相较而言，恰恰是中国学者在介绍、研究、反思物理主义的过程中，自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形成了具有一定开拓意义的成果。具有标志性的是，洪谦先生早在1955年就对卡尔纳普物理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尽管该文批判的对象并非后来发展起来的心灵哲学中的物理主义，而是语言学物理主义及其理论支撑逻辑实证主义，但时至今日，该文关于语言学物理主义忽视人的心理和意识的社会历史存在，回避对其进行唯物主义的考察的判断，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对于认识论问题并未提供那些“高度技术性”的分析论证，但在其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阐释过程中，却蕴含着“高度社会性”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以及内蕴其中的问题意识，恰恰指向了物理主义讨论历经多年发展后已经触及并仍在探索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查默斯所谓的“意识的难问题”：为什么所有意识的过程都伴随着经验的内在生活？用列宁的话说，如果“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的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 那么，回到《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马克思可以为解决“意识的难问题”提供怎样的方案呢？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直面着一个严峻的理论挑战。这就是：如何阐明自身叙述方法的唯物主义本质？考夫曼(I.I.Kaufman)在其为《资本论》所作的评论中曾提到，“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最为直接的证据是：马克思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专门“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当然，马克思会专门强调：“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笔下“观念东西”的集中体现呢？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有一句后来被删除的话是这样说的：“本身是抽象的、没有其他的质和内容的人类劳动的对象性，必然是抽象的对象性，是观念的物。”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观念的物”，也可以被翻译为“观念的东西”。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明确意识到，一方面，“观念的东西”本身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并且经过了人脑的改造的。另一方面，“观念的东西”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着的物质的东西。相应的问题是：马克思是如何克服这种“二元论”的呢？

结合上述引文中马克思使用“观念的物”来描述商品价值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回到马克思对价值的分析来澄清马克思对“观念的东西”的唯物主义阐释。在《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无论是使用价值还是价值，都不是独立的存在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但马克思在此之前强调，使用价值本身已经包含着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这已经是“历史的事情”了。此外，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使得各种物可以进行量的比较的尺度，便是价值“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或者说“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商品价值这个“幽灵般的对象性”既内在于又外在于实物形态的商品，这是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因此，商品价值便构成了马克思视域中最为典型的“观念的物”。在经验感知的层面上，商品的价值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玄想。但是运用“抽象力”，而非显微镜或化学试剂，商品的价值这样一种存在于社会历史之中的客观实在便被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简言之，以“单个商品”为对象，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虽然商品的使用价值最初是由商品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但是它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本身是一件“历史的事情”。相应地，从人的心理或意识角度来看，不同的个人对于商品效用的感觉经验的差异，也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自身的事情了。其次，商品的价值本身是一个社会关系的产物，必须通过“抽象力”，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真正被把握。更进一步，如果只是从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角度出发来对待商品的价值，往往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把商品的社会属性同它的自然属性的某一方面抽象地、直观地关联起来，从而，在商品的价值这一“观念的东西”被看似消解掉之后，各种神秘化的感受质反而如“按下葫芦浮起瓢”一般纷纷幻化出来。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附着在物或符号上的现象意识、意向性、感受质，当然是人脑的产物，但它们并非“钵中之脑”的产物，而是“现实的个人”的大脑的产物。换言之，个人对物的感知，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概念，亦非绝对的个体经验，其背后是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活生生的社会历史现实。无论是感受质还是意向性，这些无法被还原或同一为物理的东西的心理的东西，本身是身处社会历史之中的人的产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意识的难问题”的绝佳范例。这就是：一方面，必须将“观念的东西”解释为人的活动的产物，破除其神秘主义。另一方面，还应该将个人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之中，将个人的感觉经验解释为现实的个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感性对象的方式。只不过，这种现实的个人面对感性对象的方式还纠缠着“观念的东西”在自然物上的附着。这样，感受质的存在，作为一个多维的“剩余物”，并不是通向唯心主义、二元论或神秘主义的路标，而是走向具体历史的社会生活、反思认识过程既有方法路径和逻辑框架的症候。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资本论》辩证法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而这种认识论又包含着克服物理主义所面对的“意识的难问题”的可能，也就是认识过程中的社会历史视域的彰显的话，那么，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自觉中同样蕴含着回应“亨普尔两难”问题的启示。对于“亨普尔两难”，坚持物理主义的学者给出回应的普遍方式是质疑这一两难的前提是虚假的，即对物理学本身给出了抽象的、僵化的理解，强调物理学本身的发展以及物理学研究成果对物理主义的支撑，如费格尔对“物理的e”与19世纪物理学差异的强调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近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要求，即回到现实的历史过程之中去寻求历史之谜的解答。更进一步，仔细考察“亨普尔两难”提出的背景及其理论指向，可以发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深入理解相向而行。正如斯图尔加敏锐指出的那样：在亨普尔关于语言学物理主义二元困境的批评中，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动机，这就是对“语言学转向”或“语义上行”的反思。有基于此，亨普尔在1969年发表的《还原论：本体论的面向与语言学的面向》一文中，已经提出了一个包含我们所说的“亨普尔两难”在内的更大的两难困境——普遍决定论的语言学—本体论两难。

这就提醒我们：对于“亨普尔两难”的解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指出物理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性，强调在物理学的演进过程中去坚持、捍卫物理主义，而且还必须思考物理主义自身的理论构架和叙述方式问题，或者说这一理论构架、叙述方式本身的社会历史性问题。回顾物理主义的历史演进，这个问题已经隐含在不同类型的模型建构和理论阐释之中了。随附性概念、各种实现论以及现象概念策略等，都以不同方式推进了物理主义的探索。那么，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何评论呢？或者说，马克思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对于物理主义克服“亨普尔两难”，具有何种建设性意义呢？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走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探索之路，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意识到物质的本体论立场的转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形而上学话语的转换，而是一个探索现实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演进，发现“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并自觉反思自身理论构架和叙述方式的过程。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转向唯物主义，首先是同现实的政治斗争和宗教批判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并不是根本作用。一方面，直到1845年初费尔巴哈仍然拒绝接受以“唯物主义”来指认自身的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拒绝了“只关注利益而不注重原则”的“下流的唯物主义”，最初是在实现费尔巴哈“人类学”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理论联盟的意义上，讨论宣传“唯物主义”的。但是，经过《德法年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的研究，马克思很快意识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不足，走向了从物质生产方式出发的“科学的历史观”。可见，在唯物史观的制定和阐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直接性地从一个“物质”或是“存在”概念出发，来建构一个抽象的理论体系，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物质生产方式的运动中，揭示社会历史的规律性，以及社会存在对人的意识的决定作用。

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概念范畴批判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要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特定概念范畴的内涵及其指向。这一点不仅实现了对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性超越，而且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叙述方式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起点。在“包含着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马克思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以及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将自己的新世界观命名为“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所以把实践作为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就是因为这里所理解的实践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直观的概念范畴，而是蕴含现实的社会关系并通向社会历史深处的新的理论路径的起点。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不仅实践概念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且其他一系列用来建构自身科学理论体系的概念范畴本身，如价值、生产方式等，也都是具体的、历史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不是先抽象地设定一个概念或一套理论，再将现实贴上这个概念的标签或塞进这套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分析人的认识过程、意识问题或心灵问题，就是强调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上升，自觉关注认知过程分析框架建构所运用的概念范畴，并结合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实现这些概念范畴的不断反思、创新。这样，所谓的“亨普尔两难”也就迎刃而解了。一方面，就物理学能否为物理主义原则提供“条件”来说，这一条件必须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加以理解，抽象地讨论这一问题只是一个“云霄中”的话题。另一方面，就“普遍决定论的语言学—本体论两难”来说，这一两难困境必须在概念范畴背后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考察中加以克服。也就是说，克服“亨普尔两难”的关键不是物理学能否为物理主义提供“条件”，而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能否在具体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中实现，以及对作为认识过程的中介的概念范畴的自觉反思。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到的那样：“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结语

综上所述，物理主义可以被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路人。首先，它们都明确反对现实世界中存在“超出或高于”物质的或物理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坚持客观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强调思维和存在同一，存在先于思维。物理主义强调心灵可以还原或是随附或是实现或是奠基于大脑，坚持“一切都是物理的”。相应地，物理主义的捍卫者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或是神秘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自觉拒斥唯心主义和二元论观点。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物理主义都高度关注认识过程以及思维的内在机制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语言学物理主义，50年代兴起的心脑同一论，六七十年代发展的功能主义、异态一元论（随附性）、消除主义，90年代以来至今的各种实现论物理主义、后验物理主义（现象概念策略）、奠基物理主义、主观物理主义，视为分析哲学话语中，立足自然科学进展、运用新的哲学工具，探索人的认识过程和意识结构，不断获得深化的几个阶段。

但必须指出的是，物理主义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在逻辑上踟蹰的地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之处。借用黑格尔的修辞，人的心灵，必须走出感性的五色缤纷的假象和超感官的空洞黑夜，进入社会历史现实的光天化日，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理解。直面物理主义的发展及其遭遇的辩难，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认识过程和意识结构中的社会历史现实基础，内在蕴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方面，在物理主义讨论中所谓的“本体论”层面上，必须坚持人的思维和观念作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本身有一个伴随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观念的物”的独立性，只能在社会历史现实的客观抽象及其再现方式的意义上获得彻底的理解。另一方面，在物理主义讨论中所谓的“形而上学”层面上，必须强调人的思维和观念再现客观现实的过程中，依赖于特定的认知过程和意识框架。构成这一过程和框架的概念范畴本身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此过程中，认识和对象的真正同一，脱离这些概念范畴的自觉反思是注定无法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判断言犹在耳、振聋发聩。“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