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黎明之前离开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汤池”的高大的木头城门在我们的军事通行证魔力前面霍地打开了，拖着门上的链条当当作响。在熹微的晨光中，军用大卡车隆隆驶过飞机场，当时每天都有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到红军防线上空去侦察和轰炸。
对于一个中国旅客来说，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绚烂历史的回忆。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一小时以后，我们摆渡过了渭河，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传说。快到正午的时候，我们到了宗蒲县。大约两千两百年前，那个最先“统一”中国的威赫一时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筑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诞生的。秦始皇第一个把他的国家的古代边境城墙都连接起来，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伟的砖石工程——中国的万里长城。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轧，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间肮脏的茅屋里的土炕上过了一夜，隔壁屋里关着猪和毛驴，我自己屋里则有老鼠，闹腾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觉。第二天早上刚出城数英里，那片黄土地面便逐层升高，险峻起来，地势古怪地变了样。
这一令人惊叹的黄土地带，广及甘肃、陕西、宁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充分的时候异常肥沃，因为这种黄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有几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层。地质学家认为，这种黄土是有机物质，是许多世纪以来被中亚细亚的大风从蒙古、从西方吹过来的。这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景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冈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状、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景象，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
在这里，虽然到处可以看见田畴和耕地，却难得看见房屋。农民们也是在那些黄土山里藏身的。在整个西北，多少世纪以来已成了习惯，都是在那坚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国人称之为“窑洞”。可是这种窑洞同西洋人所说的洞穴并不是一回事。窑洞冬暖夏凉，易于建造，也易于打扫。就连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为家。有些是有好几间屋子的大宅，设备和装饰华丽，石铺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线从墙上的纸窗透进室内，墙上还开有坚固的黑漆大门。
在那辆颠簸的卡车里，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坐在我身旁，在离洛川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样一个“窑洞村”指给我看。那地方离汽车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间只隔着一个深谷。
“他们是红军，”他向我透露说，“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派一队人到那里去买小米，村子里的人一斤也不肯卖给我们。当兵的笨蛋就动手抢了一些。他们退出村子的时候，农民便开枪打他们。”他用双臂划了一条大弧线，把国民党军队驻守的许多堡垒——构筑在山顶上的机枪阵地——严密保护下的公路两边的一切都包括在里面。“赤匪，”他说，“在那边，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盘。”
我怀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凝望他指出的地方，因为几小时之内，我就要踏进那莫测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边去了。
在路上，我们遇见了一〇五师的一些部队，他们都是东北人，正从延安回到洛川去。他们是瘦削而结实的青年，大多数比一般中国士兵的身材高些。我们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歇下来喝茶，有几个士兵在那里休息，我在他们的附近坐了下来。他们是刚从陕北的瓦窑堡回来的，在那里曾经和红军发生过遭遇战。我听到了他们相互间谈话的一些片断。他们是在那里谈论红军。
“他们吃的比我们好得多。”一个说。
“是的，他们吃的是老百姓的肉呀!”另一个答道。
“那没有关系，不过是少数地主，反而有好处。我们到瓦窑堡去，有谁感谢我们呢？是地主!你说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有钱人送命呢？”
“他们说现在有三千多东北军已经加入他们一边了……”
“这又是他们有理的一件事。我们除了打日本人，同谁也不想打的，为什么我们要打起自己人来呢？”
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中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他们捡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
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四百华里，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红军对延安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些饥饿的“剿共”军队。
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军”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限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挺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像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地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就是你要见的人，”他说，“我就是主席。请进来喝口热茶吧。”
这些陕西山区的居民有自己的方言，净是发音含混的口语，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他们自己的话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很容易听懂的。我同那位主席又作了几次谈话的努力之后，他渐渐地显出能够领会的神情，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不过在我们的谈话当中，偶尔又会出现hai pa一词。我一时顾不上问他到底害怕什么。等到我最后问清这个问题时，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hai pa等于官话中的bu zhi d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我坐在铺着炕毡的炕上，向我的主人进一步谈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过了不久，他就显得没有什么疑虑了。我想去县政府所在地安塞，当时我以为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就在那里。他能不能给我找一个向导和一个骡夫。
他答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过我不能在大热天赶路。太阳已经升到当空，天确实是非常热，我看上去很疲倦，再说，我吃了东西没有呢？说实在的，我饿极了，因此我不再跟他客气，接受了他的邀请，第一次同一个“赤匪”一道吃饭。我的骡夫急于回延安去，我把钱付给他，跟他告别。这也是我同白色世界的最后一个联系环节告别，从此要有许多星期不跟它发生接触。我已破釜沉舟，决心跨进红区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落入刘龙火先生（我后来知道这就是那位青年农民的姓名）的掌握之中，也同样落在他的那些外貌强悍的同志的掌握之中，他们开始从附近的窑洞里陆续过来。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刘龙火拿烟、酒、茶来招待我，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翻看我的照相机、鞋子、毛袜、我的布短裤的质料，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对于我的卡其布衬衫的拉链，更是赞不绝口。总的印象似乎是：我的行头不论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显然非常实用。我不知道“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对这班人意味着什么，我准备眼看我的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受到严密检查的目的（比你在其他边境所受到的海关检查要愉快得多）是为了要证实他们以前的一种看法：洋鬼子不可思议。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其实后面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必须飞快运用我的一双筷子，才能赶上贫民会的那些好汉呢。
龙火告诉我，说安塞离那里不过“几步路”，尽管我不大放心，但是除了照他说的等一等以外，没有其他办法。等到一个年轻的向导和一个骡夫终于到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下午四点钟了。临走时，我想把饭钱付给刘先生，可是他愤然拒绝了。
“你是一位外国客人，”他解释说，“而且你是来找我们的毛主席的。再说，你的钱也没有用处。”他对我手里拿着的纸币瞟了一眼，问道：“你没有苏区的钱吗？”听我回答说没有，他就数了共值一元钱的苏区纸币说，“这个你拿去，你路上会用得着的。”
我拿一元国民党的钱和刘先生交换，他接受了；我再一次向他道谢，然后跟在我的向导和骡夫后边爬上山道。
“好啊，”我一边气喘喘地爬山，一边对自己说，“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我已闯进了红色大门。这件事多么简单!
但是在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一场险遭不测的事件，以致后来谣传我被土匪绑架杀掉了。其实，土匪早已在那寂静的黄土山壁后边跟踪着我了——只不过不是赤匪而是白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