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砥平里之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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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作者：【美国】大卫·哈伯斯塔姆 (David Halberstam)  
 
      李奇微曾向弗里曼承诺，如果中国人发动全面进攻，他就会派出援兵，他说到做到。他准备派英国旅和马塞尔·柯罗姆贝茨上校指挥的第1骑兵师第5团。但援兵永远不会马上到达。英国旅出发通往砥平里的道路还算可以，但在途中遭遇大批中国人的阻击，很快便被包围，守在阵地里止步不前，变成了另一支需要救援的被困部队。于是，临近的第9军军长布莱恩特·穆尔少将命令柯罗姆贝茨立即赶往砥平里。
 部队的头衔往往被弄混：第1骑兵师不是骑马行军的骑兵师，而陆军中的飞行军，是正规的步兵师；隶属于第1骑兵师的第5团是一个装甲团，是第9军的预备队，一直驻扎在原州附近的一个基地。在第一次开往砥平里实施增援时，柯罗姆贝茨上校的部队有23辆坦克、3个步兵营、2个野战炮兵营和1个工兵连。这是一支不可小视的部队，而且柯罗姆贝茨还将拥有更强的火力。此外，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还有空中力量掩护他。
柯罗姆贝茨最初是在2月14日早上听说这项任务的。当时，穆尔少将打电话告诉他，他可能要去增援弗里曼的部队。下午4点，穆尔再次来电告诉他，当夜他务必出发，紧急救援弗里曼的第23团；他对柯罗姆贝茨说：“我知道你能行。”一个小时之后，第l骑兵师师长查尔斯·帕尔默少将来到柯罗姆贝茨的团部正式下达命令。
柯罗姆贝茨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他衣着笔挺，喜欢系一条黄色围巾（似乎要到中西部和印第安人打仗一样），头盔上画着一只特大号的雄鹰，还像李奇微一样在腰带上挂着一颗手雷。他随手携带一个蓝色骰子，和手下人说话时，他喜欢上下摇晃这个骰子，然后告诉他们，务必清楚何时运用自己的骰子，意思就是说：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应该对战斗具有灵敏的第六感，应该知道在什么时候出击。可是他的一些部下却认为，他打仗时可不像说的那样有锐气。他一直搞自创的神秘主义，只不过这种神秘主义不是在战场上形成的。有些人认为，他太过于沽名钓誉，太想得到一颗星了（晋升为准将），因此很少关心部下。布莱尔引用一个西点军校毕业生的话说：“他很勇敢，但不专业。”
做完出发准备时已是14日很晚的时候了。天色已黑，显然不是行军的理想时间，因为中国人很可能已经在路边埋伏好了。第一天夜里，柯罗姆贝茨率部顺利抵达砥平里以南约10英里的原州。由于汉江大桥被炸毁，部队就地休息，工兵迅速在炸毁的大桥旁搭建了一条临时浮桥。工兵费了整个14日晚上才恢复汉江的通行，坦克通过曲水里（距离砥平里约5英里）附近一条小河上被炸坏的桥梁缓慢过江。15日凌晨，该团重新起程。弗里曼一直通过无线电关注着柯罗姆贝茨的行程。他清楚地意识到，任何救援部队都不可能在14日到达目的地。与此同时，从14日夜里到15日凌晨，砥平里最激烈的战斗还在进行。由于增援部队的推进速度远比预想的缓慢，于是弗里曼请求空中火力支援，结果却未能如愿，因为此时空军正忙于增援原州战场，无暇顾及砥平里。他们唯一等到的就是一架轻型侦察机（战士们把它称作“萤火虫”）在战场上空扔下了一颗照明弹。弗里曼后来回忆说，这颗照明弹让整个战场为之一亮，因为它把“黑夜变成了白昼”。他知道，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他的部队恐怕还要再坚守一个晚上。
 在有关朝鲜战争的记载中，很少有哪个事件像柯罗姆贝茨的砥平里救援行动这样引人争议。他的确是按时到达砥平里，并且是按李奇微的指示去做的，但是很多参战人员认为，他没必要那么不惜一切代价。他的鲁莽简直就是视士兵的生命如草芥，给部下带来了大量不必要的损失。他擅自扩大救援的范围，对部下缺乏最起码的关心和应有的尊重，这不仅激怒了很多幸存者，而且很多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时都持极端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柯罗姆贝茨完全可以用更少的人员伤亡换取同样的结果。此外，他们对这位增援部队指挥官的个人英雄主义也提出了疑问。
 这触及战争状态下一个有关指挥的严峻问题：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战斗中，最基本的胜利能成为掩盖其他一切失误和纰漏的借口吗？只要成功，你就能逃避对其他问题需要承担的责任吗？ 15日早晨，柯罗姆贝茨在曲水里遭到中国部队的猛烈阻击。他命令部下在道路两侧行进，但部队的前进速度明显减慢。当时，他的坦克能否按时到达还无从知晓。中午时分，柯罗姆贝茨收到第23团发来的信息（当时已由切尔斯指挥）：“尽快抵达，无论如何速到。”
他的上司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此次增援的重要性。第9军军长穆尔将军亲自面授旨意，要求柯罗姆贝茨必须在傍晚之前到达砥平里；脾气暴躁的帕尔默将军和被困部队所在师的拉夫纳师长也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这三个人几乎是在恳求他尽快出发、尽快到达。柯罗姆贝茨信誓旦旦地承诺：“我会尽力而为。”最后，帕尔默将军甚至乘坐直升机亲自约见柯罗姆贝茨，检查增援部队的行进情况，并询问他到底何时到达。那时，这个提醒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了。柯罗姆贝茨向帕尔默保证“我们肯定会在天黑之前到达”。之后，帕尔默还请柯罗姆贝茨一起坐上直升机，检查这个地区的情况。他们在飞机上看到所有道路都畅通无阻，但山上到处都是中国人。坚守砥平里是李奇微的决定，因为这对他的整体战略至关重要。所以，柯罗姆贝茨压力极大，必须突破阻截尽快赶到砥平里。每个人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从战斗开始那一刻起，李奇微就认为，整个战争的趋势将依赖于这场战斗的结果：美军和联合国军越早显示出他们压制志愿军人数优势的能力，就会越早迎来其他战斗的胜利。现在最关键的并不是某个具体地区，而是全军的心态。如果弗里曼和现在的切尔斯能守住砥平里，那么这就将成为一个标志，可以告诉每个作战人员：这场战争的一个新阶段到来了，还能以此重拾军隅里一战中丧失的心理优势。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李奇微决心重新调整部署，改善作战条件——为官兵提供更可口的食品、更暖和的衣服、更好的武器、更出色的指挥官。同时，他决定进一步加大火炮和空中打击的力度，将中国士兵的生命陷于危难之中。但当前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转变部队的思维模式。
 在前往砥平里的路上，柯罗姆贝茨给切尔斯打电话说，他无法带领全部人员、卡车和急救物资及时到达。切尔斯回答：“来吧，有没有车队都行。”于是，柯罗姆贝茨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一个让他后来备受诟病的决定。他把前往砥平里的增援变成了一场装甲突袭。柯罗姆贝茨把非装甲部队剔除在外，把三个营缩编为一支规模更小的队伍：他只带了坦克和工兵，他需要这些工兵协助清除地雷（中国人埋设地雷的技术很高）。此外，他还要求一个连的步兵扔掉全部负重，站到坦克上，摆出一副置生死于不顾的决战姿态（让其他官兵乃至后来历史学家倍感困惑的正是这个让步兵站在坦克炮塔上的决定）。
 他让L连登上坦克车，该连的连长是约翰·巴莱特上尉，总共160人。听到这个决定后，担任此次增援部队步兵营营长的埃德加·特雷西中校非常震惊，因为它违背了陆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如果中国人持续向车队开火，那么坦克炮塔上的步兵只有蹲坐下来才有可能避开对方的机枪和迫击炮射击。无论是特雷西还是巴莱特都反对这项命令，他们认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伤亡将极其惨重。不但坐在坦克上的士兵极易被敌人击中，而且一旦坦克的上部炮台温度升高，很可能会点燃士兵的衣服。此外，炮塔旋转时也会把人撞下去。大多数人（当然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学家）认为，应该让坦克在前面开道，步兵和工兵坐在后面的车里。这样，他们或许可以加大油门，快速冲过封锁线。退一步讲，即使步兵下车，他们的指挥官还可以和坦克部队指挥官保持联系，坦克车在护送其他车辆冲出包围后，还可以回头掩护步兵。
 柯罗姆贝茨和特雷西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让此次冲突异常尖锐，也导致随后发生的事情备受指责，甚至引发众怒。同样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柯罗姆贝茨和特雷西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职业生涯更是相去甚远。柯罗姆贝茨出生于比利时，早年来到美国，1919年入伍，曾被派到西点军校学习，并于1925年毕业。他一直保留着非常浓重的外国口音，在同学眼里，他冷酷严厉，热衷于追求军衔。很多人私下里评价，年轻时的柯罗姆贝茨什么都没做，却什么都想得到。“二战”开始时，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已16个年头：做低级指挥官年纪太大，做高级指挥官又不够格。“二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国内培训部队。战争结束时，他终于混到了上校军衔，但和大多数军人一样，战后又被降为中校。
“二战”结束后，柯罗姆贝茨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指挥官，分别指挥过驻韩美军第7师的两个不同的团。他的部下认为，他是一个刁钻刻薄、凶悍严厉的人，喜欢吹毛求疵，一点点把柄都会被他变成天大的事。在朝鲜战争前，他的兴趣不在带兵打仗上面。比如说，他一直让部队驻扎在开城城外，因为城里有很多妓女。尽管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但有些人总有办法逃过上司的眼睛，比如让妓女乔装成韩国士兵偷偷混进军营。有一次，柯罗姆贝茨来到一个连，在连部大发雷霆，因为在一些美国兵买春的那个小店里，各种待售糖果摆放得很不整齐。
 然而他从未放弃过对仕途的追求，1949年，他终于再度被晋升为上校。朝鲜战争开始时，柯罗姆贝茨指挥骑5团。他的位子并不稳固，因为李奇微一直想起用年轻人担任团长。作为年纪最大的团长，柯罗姆贝茨显然是被派往他处的首选对象，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的将军梦就彻底破碎了。这种状况确实有点尴尬，对于一个始终野心勃勃的军官来说更难以接受。
 特雷西的情况恰好与柯罗姆贝茨相反，年轻有为的他比柯罗姆贝茨晚毕业十年，却与柯罗姆贝茨职位相同。他是那种招人喜欢的年轻人，与军里的各级军官关系密切，在营里也非常受欢迎。至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恶，或许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凭借个人魅力和上司的赏识而平步青云，地位来得太轻松、太容易；也可能是像很多人传说的那样，特雷西所在的军衔评审委员会在“二战”结束时把柯罗姆贝茨的军衔降为中校，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从洛东江战役开始，他们之间的紧张对立就尽人皆知了，当时，特雷西还是柯罗姆贝茨手下的一名营长。
在9月中旬战斗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那时，他们同在大邱，参加争夺174号高地的拉锯战，柯罗姆贝茨曾三次命令特雷西带人冲上山顶，但最后一次特雷西拒绝执行命令——他认为这样无异于自杀。朝鲜人已经在山顶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且火力凶猛、连续两次打退他们的进攻，每次都给美军造成严重伤亡。所以，当柯罗姆贝茨命令特雷西率领I连攻打该高地时，特雷西拒绝了，“敌人知道我们要上去，他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I连是这个团最精锐的部队，甚至是整个第8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如果被敌人吃掉，那就等于把战斗力最强大的连队送到了地狱”。
 但柯罗姆贝茨坚持己见。于是，他们只好再一次向山顶发起进攻，最终以惨重的代价夺取该高地，可没过多久，便再次被凶猛的朝鲜人赶下山。因此，当柯罗姆贝茨又命令特雷西夺回174号高地时，换成了连长诺曼·艾伦上尉拒绝执行命令。他对特雷西说：“上校，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么做，您更没有必要这么做。不过，您可以直接向团里报告，I连拒绝执行命令！”艾伦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特雷西疲惫不堪地转向他说：“你说得对，诺曼。我明白，我也拒绝执行了！”
 然后，艾伦问特雷西，前天他在174号高地上干什么——作为一名营长，他一直在亲自带兵冲锋，执行最危险的任务，这显然不是营长该做的事。特雷西告诉他，四天前他的营还有近900人，现在只剩下292人。他对艾伦说：“如果再命令我去攻打174号高地的话，我肯定会拒绝我不想因为个人软弱而失去部队！”他果真拒绝了柯罗姆贝茨的下一道命令。艾伦后来听说，柯罗姆贝茨当着其他营长的面批评他是懦夫。但这显然不是特雷西关注的事情，他关注的是，如何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不让士兵在无谓的进攻中丧命。
 那天夜里，有些军官注意到，特雷西睡觉前似乎一直在喃喃自语。最初，他们以为特雷西是在祈祷。一名军官问特雷西是不是祷告“圣母玛利亚”，他回答说不是。他在念叨每个阵亡战友的名字，祈求上帝原谅自己，因为他要为他们的死亡负责。
 现在，在通往砥平里的路上，特雷西再次发现自己深陷险境——恳求这个承受着巨大压力而且一直与他为敌的上司，不要让自己的部下站在坦克上当肉靶子。抗议对柯罗姆贝茨毫无作用，他只做出一点点的让步：如果中国人的火力太猛，他可以停下坦克，让步兵跳下坦克。然后，他会用坦克的强大火力压制敌人；在继续前进之前，他会发出信号，让这些步兵爬上坦克。
 特雷西说，他一定要和自己的士兵待在一起，他不能让手下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柯罗姆贝茨拒绝了这个请求，命令特雷西指挥其余部队，在他打通道路之后带领剩余人员赶往砥平里。于是，L连的160名战士爬上了坦克车。
 连长巴莱特和坦克连连长约翰尼·希斯负责发信号。如果坦克准备继续前进，希斯就用无线电通知巴莱特，给步兵留出重新爬上坦克的时间。由于无线电信号很差，再加上坦克发出的巨大噪声和战斗中的枪炮声，因此这些步兵能不能及时爬上坦克根本就没有一点保证。特雷西预感灾难即将到来，他告诉巴莱特每班要留下一个人，这样在完成任务之后，还可以重建L连。毫无疑问，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此外，特雷西还要求每个人给家里写了一封遗书。
 于是，增援纵队出发了，每辆坦克之间保持50码左右的间距，依次出发、成一线前进，比较新的“巴顿”坦克开道，较为陈旧、炮塔转动不灵的“谢尔曼”坦克断后。柯罗姆贝茨坐在第五辆坦克的里面，关上舱盖；工兵坐在前四辆坦克上，负责排雷；L连的步兵坐在其他坦克上。每辆坦克上坐十人，最后四辆坦克不坐人；巴莱特上尉坐在第六辆坦克上。经过争取，特雷西上校可以带上一辆2.5吨重的卡车跟在坦克纵队队尾，用来搭载伤员。就在车队准备出发的一刹那，特雷西跳上第六辆坦克，和巴莱特骑在炮塔上。
 在中途，坦克车队第一次停下，全体步兵都跳下炮塔。战斗开始进行得还算顺利，双方的交火并不是很激烈。柯罗姆贝茨似乎为坦克车和步兵队对中国军队的压制洋洋得意，他在无线电里兴奋地说道：“我们要打死数以百计的敌人！”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柯罗姆贝茨指挥的坦克就开始忘乎所以，打完几炮的坦克没有向步兵发出任何信号，便开始继续前进了。大约30名士兵，其中包括一些伤者，被抛在后面。
 坦克启动了，差一点就被扔下的巴莱特上尉蹲在炮塔上，大声向其他人喊话：“待在路边，别动！我们会回来救你们！”这是特雷西最担心的事情，因为中国人的火力越来越猛。巴莱特后来告诉布莱尔，在他们重新爬上坦克进行指挥时，特雷西声称，战争结束之后他会向军事法庭起诉柯罗姆贝茨。随后，局面变得越来越糟糕。军事史学家马丁·布鲁曼森提到，离开曲古里一英里左右，敌人的火力更加猛烈。中国人占据道路两侧的山脊，居高临下地向他们开火。有些步兵跳下坦克，跑到坦克两侧50码开外。但是坦克突然再次没有任何预兆地向前开去。这次被扔下的伤员包括特雷西上校和一个名叫卡罗尔·埃弗雷斯特的中士。特雷西伤势轻微，嘴角被划了一个口子；埃弗雷斯特的伤势很重，子弹打中了他的膝盖。特雷西给埃弗雷斯特进行了简单包扎，然后把自己的急救包送给他。埃弗雷斯特记得，特雷西当时更担心其他掉队的士兵而非自己的安危。很快，中国士兵赶上来了，俘获了他们七个人。
 对于那些毫无掩护的步兵，这场规模不大的战斗还算不上灾难。但坦克每次停下来向敌人开炮后，都会扔下更多的步兵。正如汉堡指出的那样，在匆忙赶往砥平里的一路上，到底有多少步兵掉队一直是个未解之谜——至少有70人，也可能是100人。
 当中国人刚俘获他们的时候，埃弗雷斯特因伤势严重而无法行走，于是，特雷西背着他走了几英里。很快，中国人觉得埃弗雷斯特明显延缓了他们的行军速度，于是干脆强令把他扔到路上。战斗结束后，埃弗雷斯特挣扎着一路连滚带爬地回到营地，特雷西被带回朝鲜的战俘营。尽管伤口没有夺去他的性命，但特雷西的健康状况还是迅速恶化。巴莱特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自己的营长。
 后来，他从1953年返回美国的几名战俘嘴里得知，特雷西在被俘三个月之后死于战俘营。这些战俘告诉他，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可他还经常把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其他人。“我曾经为他申请过‘国会荣誉勋章’，”巴莱特告诉布莱尔，“但是被柯罗姆贝茨否决了。”柯罗姆贝茨还在特雷西的个人档案里塞进一个批注，说特雷西违抗上级命令——简直令人震惊，这是对一个死去的军官骇人听闻的攻击。
 
以上是摘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