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方法论的意义(4)
 作者：韩水法

三、传统哲学与汉语哲学界限

 汉语哲学概念的提出，为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以及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模式，看待既有哲学活动的维度和看法，同时也拎出了若干为人所忽略的问题。但是，汉语哲学不等于中国哲学，通常所谓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当在汉语哲学的视野之外。下文我将分别来讨论这些问题。

 （一）汉语哲学与传统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乃是当代汉语哲学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那么，汉语哲学为人们考察以汉语书写的传统哲学指出了何种新角度，揭示了何种新问题，或者为人们重新考察传统哲学提供了何种方法？

 首先，传统以汉语书写的哲学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属于一个合适的共同领域，不再因国别而区分为不同国家的哲学。事实上，这些哲学因为在渊源、问题、概念、方法和风格等的一致性原本属于一个大的类型。相对于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汉语哲学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用来指一切以汉语为语言手段的哲学活动。因此，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地的古代哲学的一部分就可以纳入汉语哲学的领域之内。相对来说，中国哲学这个词语具有明显的权宜之计的特征，它只是用一个地域的和政治的区域来粗略地指示一种在这个区域内发生的哲学活动，而这种哲学活动本身并不限于这个区域。汉语哲学这个名称则具有相当稳定的特征。当然，一系列的问题也就随之而起，传统汉语哲学的内在差异就会凸显出来。不过，通过汉语哲学的角度，传统哲学可以得到重新的审视，先前的若干困难，可以转化为技术性的问题而得到处理。先前一些被忽略的要点就会凸显出来而成为重要的问题。比如，通过汉语哲学的语言分析，就有可能消除传统哲学的某些疑难，如从汉语哲学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大部地消解来自西方的“Being”问题的重要性。

 其次，汉语哲学将重点放在理论哲学，同时坚持多维度的研究途径，因此现代哲学的各种方法，以及现代科学的方法皆可用来研究传统汉语哲学，从而大大拓展传统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同时，从汉语哲学角度着眼，汉语语言的特征，包括其形式特点和发展史，既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且是相当坚硬具有价值的问题域，又是拓展新的问题乃至领域的契机。相对于现在通行的西方主要语言，汉语是一门相当自然的语言，没有经受过大规模的人工规范化——当然文字的简化和标准化除外。因此，在今天，人们关于汉语的形式的认识乃至应用的分歧和争论远远大于共识。现行的汉语语法体系的基本规则主要是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那里借用过来的，虽然这一做法有其合适的理由，但是，如果承认乔姆斯基的生成理论，那么汉语语言相对于普遍语法的特定参数是什么？它们与普遍语法之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关系，从而使得汉语形式的独特性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汉语形式的特殊性与传统汉语哲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前面所提到三种秩序的对应，都需要从这个新的视野重新思考，先前既有的研究也可以因此而整合起来。

 在现代汉语哲学发生和成长的时期，当传统哲学在新的方法和样式下重新成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汉语又经历了重大的现代变化，而这承带——在承认生成理论的前提下——汉语形式的参数发生了变化，而在表面上，从传统文言文及其整个知识和文献背景，转移到现代白话文以及现代社会和科学知识的背景上面，理解和解释的观念、思想和样式不仅面临语言的转换，同样也要应对知识境域的差异。这就既要求人们关注意义、语境和方法的变换，又要求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重新定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人们主张回到文本，回到古代哲学观念和思想本身时，他们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设想几个情形来理解这种主张。

 其一，今天的人能够以与文本同时代的语言、这些语言当时的语义来理解、处理和阐释经典文献，当然还要悬搁所有自那个时代之后的知识。这样的方式似乎能够让人回到这些经典文献当时实际所处的语境，或者至少接近于这些经典文献当时所处的语境，从而能够回到它们的本来意义。

 其二，稍微宽泛一点，以一种一般的即不分时代的古典语言（文言文或古代的语体文）来理解、处理和阐释古代的经典文献。但是，这样的方式，包括所用的汉语的词语和句子，不可避免地混合了后来时代的观念和思想，因此，这会把古代的文献置于不同的语境。但是，相对于现代汉语来说，至少在语言形式和社会环境方面，这个方式或可使得人们更接近于那些经典文献。

 其三，完全以现代汉语并在现代语境中来理解古代的经典文献。现代汉语从词语到句子都无可避免地吸收和融合了来源不同的各种现代意义，尤其是来自西方其他语言的各种意义，仿效了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人们只是在现代的境域之中，采用现代的以及来自西方的方法，以现代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现代的观念来理解、处理和阐释古代人的思想。 

 很显然，第一和第二情况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因此，回到经典文献和古典观念本身，与回到事物本身，都仅有思辨的和抽象的可能性，而无实际的可行性。原因是多重而且明显的，就汉语哲学而言，汉语形式及其语境的重大变化乃是基本的方面。就此，我可以做出一个一般的结论：汉语的演变造就传统观念和思想意义的变迁，在思辨命题方面，尤其如此。这一点与上面刚刚提到的问题直接相关，即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的意义离它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境域越远，它的意义就越抽象。因此，人们关于古典思想的理解、阐释必定具有现代的意义。

 （二）不正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与回到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本身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而这也正属于汉语哲学及其方法论的范围。前一节通过分析表明，所有的古代观念、经典文献都只具有相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它们并没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如果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与我们也是不相干的。

 此外，“中国哲学合法性”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合适的。很显然，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法律或法则，它清楚地规定了什么样的观念、思想和理论属于哲学，什么样的则不属于哲学。否则，这个引起人们长时间争论的问题就会很容易处理，人们只需取出那部或那套法律，用它们来衡量那些被视为中国哲学的传统观念、思想和理论，就可以判定它们是否属于哲学。这个问题如果要有意义，那么它的问题应当是“中国哲学的正当性”，因为正当性就是指明这样一种情况：缺乏现成可用的法律或其他规范，以判定什么类型的观念和思想属于哲学或不属于哲学，因此有关正当性的讨论，就是需要人们来建立一套判定特定的观念和思想是否属于哲学的法则或标准。由此，我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争论的意义。

 第一，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主要针对现代汉语哲学之前的传统哲学，而中国传统哲学，以及更为宽广意义上的传统汉语思想性文献，是否属于哲学，其中是否具有属于哲学的内容或包含了哲学思维，主要取决于当代学者和思想家，尤其是汉语哲学从业者对于哲学的理解，他们的哲学修养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汉语传统哲学的性质、地位和意义。当然，从一般意义来说，这也取决于当今哲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同理，当代汉语哲学的研究者对汉语经典哲学和思想文献的理解决定了汉语传统思想之中是否有哲学的观念、理论和方法。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是否属于哲学的争论中，无论正面意见还是反面意见，大多援用过时的、不复属于哲学的观点，以及那些历史上有意义而今天为其他学科所消除的问题。

 （三）汉语哲学不是什么？

 汉语哲学近几年在学术界的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热点，若干重要的学者投入研究，参与讨论，拓展了汉语哲学的问题域和深度，也揭示了许多困难的问题。然而，自汉语哲学出现伊始就被提出的问题依然困扰人们，亦即什么是汉语哲学？这大概是汉语哲学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对此，上文已经从正面论述了汉语哲学的一些重要方向和议题，尽管尚不全面。根据现在的研究状况、一些初步的结论和意见，下文我将从反面补充回答，即说明汉语哲学不是什么或不做什么，从而尝试勘定汉语哲学的界限，澄清它的任务和范围。

 第一，汉语哲学的任务不是让哲学说汉语。江怡认为，汉语哲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让哲学说汉语。事实上，先前也有若干学者把让哲学说汉语视为西方哲学著作翻译或研究那些自西方滥觞的问题的主要目的。这个说法之所以不正确，乃是因为哲学一直在说汉语，或者一直在用汉语从事哲学活动，尽管古典汉语哲学的方向、领域，关注的问题和方法，与其他地区的哲学有所差别。对此，我还要举出更深一层的理由：哲学原是与人类思维和意识俱生的活动，以不同语言为手段的哲学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或有差异，而不存在有无的差异。

 第二，汉语哲学主要不关涉实践领域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实践哲学对汉语来说不重要，或在汉语哲学视野之外，而是因为汉语哲学在这一领域并不开辟新的视角，也不揭示独特的问题。汉语哲学的重点在语言的和认识论的领域，对这一点前文已予以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和阐述。与此相关，比如，汉语哲学在政治哲学领域也不会有其独特的意义。同理，当代汉语哲学之所以兴起的深层原因，乃是人类语言和心智的共同结构逐渐为人所认识，同样，诸语言之间的差异因素也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第三，汉语哲学亦不像诸如德意志哲学或欧洲大陆哲学那样，强调地区的特点。虽然以汉语从事哲学的人主要居于中国，但并不是以汉语从事哲学研究和思考的人，都从事汉语哲学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汉语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和普遍的学术方向，凡有足够的汉语知识的人都可以从事汉语哲学研究，就如许多以其他语言为母语者成为相当出色的汉语语法、语音等领域的学者，甚至成为某些基础理论的创立者一样。进一步说，汉语哲学也不关涉民族性的问题，民族等问题虽然构成汉语哲学的社会境域，但是它们不构成汉语哲学的研究方向和问题。事实上，关于汉语哲学的思考，倘若不予以清楚地界定和自我约束，非常容易与民族主义等问题混淆起来。因此，汉语哲学并不能归结为去意识形态化、去政治化或去民族化、尽管在表面上它或许可以解读出这样的意义。何乏笔正确地意识到汉语哲学的普遍性，即它并不属于以汉语为母语的哲学家的特殊领域，但他将汉语哲学与去民族化和去政治化联系起来，并且认为它仅仅是一种现代的思想活动，这说明，他并未认识到汉语哲学深层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