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垂泪的往事：中国乒坛三杰之死
老知青家园 2023-12-04 04:06




傅其芳之死
1968年4月16日，从国家体委训练局大楼里，抬下了一具尸体。这尸体魁梧壮实，但已经是遍体鳞伤。从面部表情看，生前的痛苦全然解脱了，也不像以往上吊的人那样吐着舌头，好像他是非常平静而又深思熟虑地去迎接死亡的。



他躺下了，不失是一位汉子；他站起来，更不失是一位英雄。


他就是傅其芳——我国登上世界乒坛最高峰的重要设计师，男子团体、男子单打“三连冠”的总教练。在乒乓球坛，他是一位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大师，有几个中国队的强敌绞尽脑汁地想把他斗败，但都被他屡屡捉弄，他们后来都感叹没有傅其芳这样一位帅才。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容不下他，把他推向了绝路……



暴力，不能保证诋毁的成功。他那曲折的人生轨迹，已经为他做出了回答。

岂有这样的“特务”？

人的痛苦莫过于用自己的手来结束生命。4月15日晚，傅其芳在牛棚里做着生与死的最后抉择。



“傅其芳，交代出你们这个潜伏的特务组织！”刚才他还听到这声色俱厉的审问。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直在回忆着他在香港的所有经历，但他既没有与任何特务组织挂钩，也不认识任何一个特务。自己为什么从香港回大陆，他心里最清楚。



傅其芳1923年生于宁波，自幼丧父，后随家庭迁居上海，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在上海的钱庄里，他当上了小伙计，也对打球着了迷。他个子高大，身手矫健，正手扣球与反手推挡都疾如流星。不管生活多拮据，也不管失业的危机时时袭来，他只要站在墨绿色的球台旁，便荡尽了所有烦恼。



家里对他饿着肚皮打球都不大赞成，直到他第一次喜笑颜开地拿着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时，家人才知道他打球的厉害。以后他就靠着这块几两重的球拍，维持着全家的生活。这在40年代的上海滩是多么不容易！



1949年，傅其芳去了香港，因为香港的乒乓球水平高于内地，球员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更吸引他的是常有机会与外国名手比赛。出于对乒乓球的爱好，也为了不致在球坛沉沦丢掉饭碗，他练得很苦，球技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代表香港去参加第1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那时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英国人尤其看不起他们殖民地内的中国人，但傅其芳却用他的快速推挡和凶猛扣杀，打得获得过世界冠军的英国队的保格曼和李其无以喘息，赛前还对他藐视几分的英国名将最后无精打采地败下阵来。



他成了香港人心目中崇拜的球星，他击球的英姿在各家报纸上登载，他受到了同胞们祝捷式的欢迎。但他的激动却莫过于一位华侨女教师对他一句力重千钧的话语：“你如果能代表祖国就好了！”是啊，那时他的脑海中一直在翻滚着一连串的问号：是代表几百万人的香港好还是代表几亿人的中国好？若要攀登世界水平，在香港可能性大还是在大陆可能性大？



1953年，傅其芳毅然回到大陆。他忘不了通过罗湖桥时那兴奋愉悦的感情，忘不了他穿上印有“中国”两字运动衣时胸前沉甸甸的感觉，还有他第一次亮相，祖国人民对他的到来所发出的长时间掌声。从那时起，他就把他的心献给这片土地了。自己哪有过当特务的半点心思呢？



这一夜他仍然无法入睡。惨淡的月光照进凌乱不堪的牛棚，照在供他交代用的一叠厚厚的白纸上。还想提起笔再写点检查，以得到造反派的谅解，他有过无数次这样的期望，但最终带来的是更多的祸。检查写得越长，专案组就盘问得越仔细，来龙去脉交代得越清楚，追查的头绪就越多。



哎，这永远赎不完的罪！他猛然想起自己头上不仅仅有“特务”这顶帽子，还外加“资产阶级分子”和“贺龙修正主义集团红人”两顶帽子，历史的、现行的、政治的、生活的，样样俱全，这么多帽子，何时才能脱干净呢？



如果傅其芳平平淡淡，既无棱角也无光辉，他绝对不会惹来这么多麻烦，归根到底，他犯的还是“冠军罪”！


亘古未有的“冠军罪”

傅其芳1950年代中期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中国尚与冠军无缘。要想跨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世界上各种打法争奇斗艳，各种流派雄踞一方，学欧洲的固守还是学日本的猛攻？学荻村的全面还是学别尔切克的稳健？傅其芳这位既有眼光又有魄力的教练指出：“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那就是‘快攻’。”这提法在今天也许是司空见惯，但在人们没有认识它的时候便能预见，这正是一个优秀教练员最重要的素质。


为了完成他的设想，他艰难地、一步步地探索着。他既重视优秀运动员，也把眼睛盯在那些不知名的后生身上。1953年，他听说北京少年宫有个中学生庄则栋，便特意去看他的比赛。一些行家说，这个小孩打球不正规，劈里叭拉乱打一气，世界上也没有他这样的两面攻。但傅其芳一眼就认准了他，非要把他选进国家队。



他找到庄则栋的教练庄正芳，庄正芳告诉他：“小庄的父亲是医生，人家有志于让儿子上清华、北大，不想打球。”傅其芳却说：“你磨也要把他磨下来。”过了些日子，庄正芳告诉傅其芳：“磨了多少次才磨下来，但小庄正上高二，家长要求上完高中再去。”傅其芳斩钉截铁地说：“高中也不能上完，要让他马上来。”事实证明，他的努力实在值得。



傅其芳胆大心细，在与外国人斗智斗勇时，他绝不让分寸。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他得知强敌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他们横扫欧洲，使各队谈“弧”色变。但弧圈球谁也没有见过，傅其芳绞尽了脑汁，通过在香港的老朋友打听一些情况（这在“文革”中自然也列人“特务”行径），又派庄家富去观察，带回了情报。接着他让几个选手苦练弧圈球，使主力队员适应各种怪异刁钻的打法。但是傅其芳不露声色，任凭日本队去渲染鼓噪。



1961年4月9日中日两队决战，由弧圈能手星野对小将庄则栋首先亮相时，日本人才发现中国人根本不怕弧圈球。中国选手速度之快常常使他们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这场团体赛仍然打得很艰苦，日本队凭借他们丰富的经验抵消了速度的不足，他们死死地咬住中国队，整个比赛大厅紧张到仿佛划一根火柴就会燃烧似的，连一些身经百战的中央首长都退居休息室，让秘书给他们来回通报比分。



傅其芳临危不乱、泰然自若，他沉着冷静地给队员们布置战术。当中国以5:3获胜时，整个中国为之沸腾了。当时正值困难年代，人们不仅为夺得冠军而振奋，更重要的是从中国乒乓球队身上汲取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傅其芳更感到责任重大。日本队决心在第27届比赛中洗去耻辱，他们耗费了数百万日元拍下中国队的技术动作，并频繁地与中国队交往。傅其芳虚虚实实，让秘密武器张燮林只露一面，把木村、三木弄得不知所措后，马上见好就收，造成对方心理上的压力。



1963年春，中日两队又在布拉格相遇，日本教练神机妙算，预料到中国队庄则栋将打第一主力，而荻村又比较惧怕这头小老虎，所以排阵时让荻村避开庄则栋，先碰张燮林，以扬长避短。但傅其芳更敢下赌注，他把实力最强的庄则栋排到第三号主力，让张燮林充任头号主力，这一下日本队慌了手脚，他们在谋略上已经完全失算，结果以1:5的更大的劣势败下阵来。



只有出奇方能制胜，傅其芳是熟谙此道的。当中国人刚刚走向世界体坛，经验缺乏，信心不足，甚至有些外国不友好人士常常从中作梗时，我们多么需要这种能够开创局面、有魄力、有见解的优秀教练啊！



1960年代中期，还没有一个教练取得傅其芳这样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他才受迫害最早、结局最惨，这亘古未有的“冠军罪”啊！



从4月15日晚到16日清晨，傅其芳不知醒了多少次，精神上的痛苦会把他催醒，身上皮开肉绽的伤痕更不止一次地使他疼醒。他昏昏沉沉，幻觉中有彪形大汉在围着他痛打，他惊恐地捂着头，卷曲起身躯；他也偶然做着美梦，自己在颁奖台上扬眉吐气，但一看最终的下场，也只能是一声长叹。



他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招恨”。乒乓班斗完了体委斗，体委斗完了各运动队斗，批斗时挨打，审讯时棍棒如密密的雨点，莫非自己真是十恶不赦？



他脾气不好，给傅其芳当过队员的人都知道，他非常严厉，急了说话都带刺儿，显得有些刻薄和飞扬跋扈，但这只是缺点不是罪过啊！况且，哪一个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指挥没有个性呢？从暴躁得像狮子般的魔鬼大松博文，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彭德怀，有几个是温吞水式的性格呢？



他不拘小节，酒瘾上来能喝10瓶啤酒，常常弄得酩酊大醉。有一次和一个同辈人打赌，他喝一大碗，那人喝一小碗，看谁最终获胜，但要允许上厕所。两个人到后来都飘飘然了，胜利者却是傅其芳。这的确有失一位名教练的风度，但事后他总是悔愧地看待这类事。




他在旧上海、香港多少沾染了一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气，有时弄得囊中如洗，不得不张口借钱。他工资不到200元，要负担两个家。而中国由于多年的历史沉淀，对结过两次婚的人过于敏感，到了“文革”中更可以有不负责任的胡编渲染，他又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这种种污水向他泼来，他难以承受。



过去他觉得组织上信任他，贺老总理解他，当他迟迟不能入党时，贺老总说：“为什么不发展傅其芳？你们不当介绍人，我和荣高棠当。”多么体贴人的老总啊！可现在还有什么盼头？不仅无处向老总伸冤，老总自己都不知被关在何方？



回大陆十几年，他始终发自内心地紧紧跟随时代步伐，他茫然过，他痛苦过，他却不曾怀疑过，就在1959年，他以教练身份去参加在西德举行的世乒赛，但有关方面突然要求严格控制出国人员，傅其芳作为教练竟被留下，他难过了许久，他依然留在北京训练年轻运动员。后来，他终于被信任了，他珍惜自己多年努力得到的“信任”，并惟恐失掉它。如今岂止是没了“信任”，简直成了恶贯满盈的敌人。哪一个正常人能经受这种精神折磨啊？



一夜快过去了，晨曦一点点地增加着这间屋子的光亮，窗外响起了雄壮的乐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又要开始了。他为了不再挨斗、挨打、受辱，只有一死！他想起了远方不足10岁的儿子，还有即将守寡的妻子，心中涌起无限的惆怅。



傅其芳听到屋外已没有动静，原来看守他的专政队员去出操了。要死就不能错过机会，他迅捷地跑进旁边的小屋内，用插销将门插上，在窗户上系好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套了进去。



当人们找到傅其芳时，他已经直挺挺地挂在窗上……

姜永宁之死
1968年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大院里，一个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中年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张大字报。一个比他稍稍年一长的人用浓重的广东话低声地说：“听说国家体委造反派已经把傅其芳专政了，将来咱们也麻烦。”


“不会的，我们早就说清楚了。”



那个看大字报的中年人，是1950年代初中国乒坛的继往开来者姜永宁；另一个也是名将，叫王锡添。这两位宿将早在香港就名声大震，姜永宁直拍削球，足智多谋，号称“狐狸精”；王锡添横拍削球，骁勇善战，人称“小霸王”。不知哪位造反派得知了王锡添的雅号，告发他在香港是个大恶霸，否则何以叫“小霸王”？王锡添已经受了审查，又闻傅其芳进了“牛棚”，他预感到他们这批香港归来的人都不会被放过，便来告诉这位挚友，让他有所准备，但姜永宁历来相信党的政策，他反倒安慰起老朋友来。



在那个年代，虽然天天在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没有一个角落不在践踏法制和人的尊严。没过两天，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出现在先农坛，醒目的标题是“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文革”中凡揪则“大”，“大特务”“大右派”“大汉奸”，轮到姜永宁自然也是“大”。



一向喜欢看大字报的姜永宁看见这几个扎眼的大字，一下子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他始终把回到大陆作为最值得庆幸的选择，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作为最令他留恋的日子，他怎么会被视为大汉奸呢？他委屈得直想流泪，但又能找谁诉说呢？那令他辛酸的往事又在他眼前翻滚：



姜永宁的童年充满着屈辱，他父亲遗弃了他的生母，他跟着改嫁的母亲来到继父家，当木工的继父收入微薄，怎么可能养活他和哥哥呢？两兄弟很要强，他们常常背土筐子，到乱糟糟的码头，用手扒开垃圾，拣出一粒粒煤渣。拣完一筐筐煤后，小小的身体也像刚从煤堆里拉出来。稍大一点，他又开始给资本家倒尿壶，给日本人擦皮鞋，这大概就是汉奸的由来吧？他实在想不起和日本人有什么来往了。




读了大字报的标题，姜永宁的额头已经冒开了冷汗。他胆子小得出奇，向来都是息事宁人、与世无争，他到任何地方也没有对立面，与他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罕见的大好人，但大字报为什么也不放过他呢？“姜永宁40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



那龙飞凤舞的黑字像蹿出纸面的毒蛇，狠狠地吞噬着他的心。



他回大陆是为了破坏吗？那还是1952年，他荣获了香港单打冠军：这个冠军真是来之不易，他先在乒乓球房为别人拣球，后来又充当陪练，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的。同年，中华体总广东分会邀请他代表广东参加第一次全国乒乓球赛，他取得了新中国第一个冠军。



有人给他带话，贺老总希望他留下来，代表中国队比赛，他在香港的一切待遇都可以保留。姜永宁当时已是《星岛日报》的职员，在球坛的显赫名声使他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但他对比了香港和大陆，他觉得强大的祖国才是久留之地。至于待遇，他听说别的教练工资不高，便执意要把从香港保留下的工资降下来，只是体委领导再三做工作，他才收下每月135元的工资。



那是1955年，中国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遇到的净是美国、南韩、南越这样的队，这不仅仅是比球技的高低，更溶人了冷战时代志气的较量。在与南韩队对垒时，他们向国内转播现场实况，一口一个“打败共匪”。姜永宁毫不退缩，用惊人的毅力一板板地与对方周旋，为得到宝贵的一分，常常要打几十个回合，他的腿抽筋了，浑身湿透了，还是咬紧牙关与对方磨。三场重要比赛，他都是独拿3分，他用无比的艰辛维护了祖国的声誉，为中国队首次跻身一级前六名立下了头等大功。有哪一个对祖国不怀好意的人会如此珍惜国家的荣誉？



姜永宁当晚回到家中，把大字报的事告诉了妻子孙梅英，这位打球向来泼辣凶狠的乒坛女将比丈夫豁达得多，她说：“让他们写去，现在的大字报有几张是真的？”

但姜永宁心里盛不下事，他敏感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整人的人对他已经透露出了凶残的光，一些熟人生怕与他说话受嫌疑，他教过的小队员也总是充满疑惑地看待他。这日子多难啊，遭受歧视真是最大的痛苦了。不久，他又听说了傅其芳自杀的消息，他的处境无法对这事做任何评价，但他无意中在几位队员面前说：“傅其芳自杀的时候把绳子勒在耳朵后，那样死不伸舌头，样子也不难看。”莫非这时候他已经考虑着走傅其芳的路？



姜永宁为人善良，凄苦的童年造成他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性格。事到如今，他也不想去揭发任何人，他只是反复寻思是不是说过错话，平日的书信中有没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认真清理一下。



他对孙梅英说：“我准备把往来的书信都烧掉。”性格倔强的孙梅英说：“有什么好烧的，不要理他们那一套。”



但姜永宁仍旧拉开一个个抽屉，翻箱倒柜地整理带有文字的东西。孙梅英看着他那副如临大敌、优柔寡断的样子，既觉他诚实得可爱，更觉得他紧张得可怜。丈夫就是这个样子，几年前他们在国家队分别带一个队员，本来孙梅英的学生很怕姜永宁的学生，但孙梅英深知丈夫处理事不果断，便抓住他的弱点布置战术，结果自己的徒弟反倒大胜丈夫的徒弟。



如今，他又在嘀咕，在他眼里没有一封信符合毛泽东思想。这绝不是伪装积极，他从心灵深处钦佩党、信服党，平常都按照党章来对照和行动，在家里也不说一句不利于党的话。有一次，收音机正唱山西梆子，孙梅英说：“咱们也听不懂，关掉它。”姜永宁说：“没唱完怎么能关掉，人家唱的是毛主席语录。”


还有一次，孙梅英管了一个品质不好的队员，她回家唠叨：“教这样的队员非让我少活几年不可！”姜永宁坐下来，很有耐心地开导孙梅英说：“别生气，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老三篇中这样教导我们，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的……”



思想上如此追求进步，胆子又这样小，如今又遇上这么大的事，真成了惊弓之鸟。他一张张地烧，弄得屋内烟熏火燎。孙梅英开门疏通一下空气，哪料隔墙有眼，被邻居汇报上去，又添了一条“销赃灭迹”的罪状，更大的迫害向他步步紧逼！



5月10日晨，姜永宁离开家，他又忧心忡忡地叮嘱妻子：“四旧的东西再清理一遍扔掉。”为了不让丈夫挂念，孙梅英决心把照片等东西全烧掉。整理到下午，她的队员、女乒国手仇宝琴来看她，关切地说：“我来帮你整理。”一会儿，曾获世界冠军的林慧卿也来了，爽直地说：“你给我，明天早上我扔到锅炉里去。”孙梅英想，现在什么事都“有风就是雨”，如果万一让人看见，又成了转移黑材料，还是自己处理吧。为这件事，孙梅英后悔了多少年。



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七八个人闯进了姜永宁家，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孙梅英想起中央曾发过不让抄家的“六·六通令”，便说：“‘中央六·六通令不让抄家。”孙梅英太书生气了，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专案人员向她大喊：“不抄革命群众的家，就是要抄反革命的家！”他们又乱抄一气，并拿走了那一包照片。



专案人员拿到照片欣喜万分，他们从里面寻找着立功的机会，有人发现姜永宁少年时代拍的照片，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他们逼迫他承认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心平气和地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几个彪形大汉干脆抄起棍棒，朝姜永宁劈头盖脸乱揍，可怜瘦小的姜永宁被打得在地上爬，又下意识地钻到床底。





这是5月15日的夜晚，姜永宁在拘留室里像一座呆呆的木雕，他都顾不得去擦脸上的血痕。谁见了这位善良老实人的遭遇，也会禁不住流泪。他曾经如此深沉地挚爱着这里的一切。3年前，他从国家队被调到这里担任北京队总教练时，谁都知道这意味着出国、出名的机会少了，但他心情舒畅地接受了。为了带好队，他干脆住在运动队，每天5点半钟起床，6点半钟便来到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队员当陪练，他都干得兴趣盎然。



一天的训练下来疲惫不堪，但他常常拉着小队员回到球台旁，说：“我再遛你一遍。”入夜，他又要写训练计划，他知道他不善辞令，一个十几分钟的发言他会写上3个小时，他沉默寡言，显得有些冷峻，但他内心却犹如一团火，观众来信向他询问打球，他有信必复；边防战士希望要好球拍，他买到后工工整整地钉在木箱内寄出，这在造反派看来也是罪状，因为姜永宁是典型的“好人党”。“文革”的“好人党”是指不能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姜永宁的确是个头上不长角、身上不长刺的老实人。



5月16日清晨，王锡添看着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他不敢说挨打了。



队员们出操去了，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便独自走到4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到各个房间去寻找。他的朋友王锡添看见他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便含泪隔着门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但姜永宁仍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了进去，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那绳子真像他说的是勒在耳后，舌头没有吐出来，样子一点也不难看……


容国团之死
一个人，当他选择离开人间到另一个冥冥世界去的时候，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那对亲人的怀恋，对往昔美好岁月的追忆，以及对眼前世界的无奈，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心中像潮水般的汹涌。


1968年6月20日，从国家体委大楼里走出了一位年轻人，他刚刚参加完批判大会，满脸愁云，双眉紧整，一双大眼似乎心不在焉地扫视前方，这种异样的表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因为那时，这绝望、憔悴的面孔，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见到。



他，拖着像灌了铅的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里。他留恋地看着这个刚建立三年的温暖的小家。他眷恋贤惠的妻子，疼爱不满两岁的女儿，更牵挂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他知道，自己就这样走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巨大的悲怆！



但，他是个男子汉，又有着十分执拗、甚至过于执拗的个性，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他颤巍巍地拿起了笔，用泪、用血、用生命写下了临别的心声：



“我历史清白！”

“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他郑重地把遗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又装进了一条尼龙绳……



妻子黄秀珍回来了。她知道丈夫心情不好，政治风云变幻，她已做好准备，一旦他被拘留，自己也要前去和丈夫一起过“牛棚”生活。她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把晚饭端到丈夫面前，一同吃起来。



“今天的会有什么新情况吗？”妻子看了看丈夫的脸色问。



“还不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揪我。”丈夫眼里闪动着愤慈的光泽。



“你怕什么，事实总是事实。”妻子像往日一样抚慰着。



妻子要开会去了。他欲言又止地望着妻子，眼神中蕴含着深情、哀伤和歉疚。因为他决定远行了。



他走了。走向遥远的“天国”。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也是一个非凡的人—他为中华民族体育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是我国体育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容国团，你这响亮的名字，曾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容国团，你不该匆匆离开你热爱的球台，不该离开你心爱的亲人，更不该舍弃你的青春与生命。走上这一步，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他意志薄弱？

对于一个名人之死，人们总是想把来龙去脉弄清楚，这也是对历史负责任。在那特殊的时代，在众多受凌辱的人中，为什么他偏偏要以死抗争呢？



可是，在人离世前，不会像摄像机一样在大脑皮层留下记录。而那个年月也太黑暗了，别世的人，留下的遗书也只能是经过筛选的话，因为他们还要考虑到尽量少株连自己的亲属。他们甚至不能像革命先烈那样，在公开的敌人面前，痛快淋漓地倾诉自己的愤恨。



在人们印象中，大凡寻短见都是意志薄弱者。其实也不尽然。一个从各国强手的密林中冲杀出来的人，一个代表中国率先登上世界冠军奖台的人，必然有着超人的意志和品格。


容国团是从苦难中崛起的。在1950年代初，在还谈不上繁荣的香港，他13岁因生活困难而退学。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的他，打过杂，搬运过又脏又腥的鱼。在老板的呵斥声中，他没有半点的媚骨。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时刻，16岁的容国团兴奋地参加了一场迎国庆的乒乓球表演赛。鱼行老板暴跳如雷，向容国团发出警告：“你马上给我写悔过书！”容国团毫不示弱地回答：“爱国无罪，不能写悔过书。”老板再度紧逼：“你要考虑后果。”容国团更是斩钉截铁：“人头落地也不写！”



他果真辞退了工作。鱼行老板自知赌注下错了。他并不看中容国团的力气，他只是为自己的球会少了根台柱子而后悔。老板不得不反过来加薪，求容国团去球会打球。容国团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他一口回绝：“不去！我人穷志不穷。”



1957年，他怀着当主人的心情回到了大陆。在跨过罗湖桥的第一天，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多年后，他还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我一生最感激父亲的，就是他支持我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来。”




容国团的意志和品格更体现在对待理想与事业上。他回来后，周密研究了世界乒坛的现状，感到自己应该为国争光，去争取中国人从未得过的世界冠军的金杯。他在省体委提出，要在3年内夺得世界冠军。不少人摇头、怀疑。他身体不好，名望较荻村、别尔切克逊色多了，又没有参加过世界性比赛。他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对他能力的怀疑只能是一种新的动力。为了使自己适应未来的鏖战，他练长跑，练举重，练跳绳。半年过去，他的体质增强了，变得强壮潇洒。而他的技术，也因其抽、杀、削、吊、拉、搓、推、挡样样精通，而被誉为“八臂哪吒”。



在25届锦标赛中，他先是拉下3位欧洲大将，接着又淘汰欧、亚两颗明星：星野、别尔切克。半决赛中，遇上连挫中国强手的迈尔斯。打法刁钻的迈尔斯，起初以2:1领先。在大势将去的危急情势下，容国团不气馁，不手软，以大力推挡和多变的搓球，终于使迈尔斯节节败退。最后，在决赛中又碰上曾9次获得世界金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人们已为西多准备好祝捷的鲜花。然而，容国团却奇迹般地连扳3局。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被容国团掀开了！西多在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容国团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



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评价。



来源：《春秋》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