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牢骚
父亲发牢骚的原因不可理喻，完全是根据他的喜好和心情。我是在父亲的牢骚中长大的。
荷叶边、花样图案、粉红色等都是我幼年时的向往。每当母亲给我买新衣服，父亲总是不开心。他认定只有藏青色或白色，要不就是灰色，才是有品位的儿童服装的颜色。
不能使用的词也多得不计其数。“因为”和“但是”是代表性的，这一类的词刚出口，立刻就遭到训斥，不再听我继续说下去。
 
小学一年级暑假的时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记绘图日记。画完第一页，立即喜滋滋地拿去给父亲看。哦，我看看啊（即便在工作，父亲也绝不说待会儿再说）。父亲说罢，把视线移到日记本上，表情立马严肃起来，说道：
“日记不能用‘今天’来开头，因为肯定是写今天的事情。”
六岁的我是何等的失望。我垂头丧气地往书房外走，父亲冲着我的背影追着又说：
“对了，也不能用‘我’来开头，因为肯定是写自己的事情。”
中学的时候，校规规定的发型是有刘海的短发。父亲说刘海把额头遮住了不许留，必须把额头露出来。我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在父亲眼中，似乎没有违反校规之类的事情。
外出玩耍之前，父亲说：把和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碰头、去哪儿玩、什么时候回来，都说清楚了！当我全部汇报完毕后，父亲又训斥道：早已定好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汇报？尽管我还是个小孩子，也觉得不合逻辑。
父亲的牢骚实在是名目繁多。关于服装、回家时间自不待言，甚至对说话的方式、笑的方式都毫不留情地挑毛病。结果，父女之间总是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
父亲的牢骚突然减少，是我到了二十岁的时候。不知是承认我已长大成人了，还是认为我无药可救了，总之从那时开始，父亲不再像从前那样爱唠叨了。我深夜三点回家，父亲也不发火（但是不睡觉等着）。
牢骚自然淘汰的结果，是最精彩的牢骚保留了下来。
“这是什么呀？又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就是这一句。色彩鲜艳的毛衣、圆圆的大耳环、宽松的连衣裙，全被我父亲说成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风格的东西，但是他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风却没有明确的定义。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经常把这话作为“像个女流氓”的同义词来使用。比如我抹了鲜红的口红，父亲便会说：
“不许这样，又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女人。”
另一种说法是：
“不行，不许涂得像个女流氓似的。”
两种说法的几率几乎各占一半（诸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公民，真的非常抱歉）。
但事实上，要是问父亲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国家究竟在哪里，他也肯定答不出来。更何况巴布亚新几内亚女性口红的颜色什么的，他根本不可能知道。对父亲而言，那个国家只是一片十分遥远的异文化的大地，只有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而已。从他对就职于商社的朋友说的话里可以得到佐证：
“如果把你派到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布扎比之类的地方去，那可怎么办？”
父亲是个好恶分明的人，并把好恶直接等同于爱憎。我觉得他就是那种体质。他热爱语言，憎恨使用错误的语言；热爱平和的事物，憎恨过激的事物。这是他本质的性格，因此父亲的牢骚没有商量的余地。
问题不在于哪一方是正确的。我认为父亲所发的牢骚是不合逻辑的。但是，父亲在发这些不合逻辑的牢骚时紧锁双眉，充满过于认真的苦涩，让女儿在哑口无言的同时又不得不苦笑：这便是所谓父亲的哀愁吗？
 
虽然在念中学的时候，对于父亲这些没有商量余地的牢骚，我曾经感叹他是个何等非民主、何等非文化的父亲，但最近开始觉得，能认真地发些没有商量余地的牢骚，难道不是一位非常有文化（或许该说如古董般）的父亲吗？
最后若要补充的话，就是打扮成“伪巴布亚新几内亚人”、被父亲说成讲一口“杂乱的日语”、喝酒喝到深夜才回家的女儿，即便到了现在，也绝对不会以“今天”作为日记的开头。
妹妹的不在及其影响
妹妹工作已经一年。去年的现在，我曾经百般劝阻哄骗，说别找什么工作啦，结果无济于事。在妹妹乐此不疲地拜访公司期间，我常常吓唬她：一旦工作，会很辛苦哦。还不时诱惑她：工作什么的就别干了，一起快快活活过日子吧。但妹妹要工作的决心很坚定，每晚把西装、皮鞋（分明在家总是穿着运动装）放在枕头边，对以怨恨的目光盯着这些的我说：“不许（把衣服）藏起来啊。”然后才睡觉。由于这种执着，她总算如愿被心仪的公司录用了。
于是，这一年妹妹每天（何止是从早到晚，是从早到第二天早上）去公司上班，星期六和星期天也去公司。她天性是极端热爱工作的人，当然也认真地去出差。我这个长期依赖妹妹过日子的人，生活便轰然崩溃了。
至于我为什么会如此依赖妹妹，那是因为我缺乏的许许多多能力，妹妹一样样都拥有。
比如计算能力。从平时买东西计算消费税开始，到三月那恐怖的申报个人所得税（不是因为税恐怖，以我的收入，还有一些税金可以退还给我。恐怖的是申报过程，是复杂的计算），没有妹妹帮忙，我会被逼入窘境。
再比如处理事务的能力。一旦过了交稿期，还有尚未写好的稿子，我便会惊慌失措，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因为无法忍受面对稿纸上一片空白的恐慌，有时会在浴缸里待上五个小时。如此一来，妹妹就出现了。她首先会这么说：
“什么和什么是必须要写的，都先说来听听。”
我小声地（有时是抽泣着）回答：
“A和B，还有C，啊，对了，还有D和E。”
妹妹想了一会儿，以惊人的冷静替我做出了安排。
“首先是C了，今晚就能写出来吧。然后是A。把D和E收拾完以后，B放在最后就行啦。”
为什么？我问。妹妹条理清晰地说道：“这不，从杂志的发行时间来考虑，B不是还有时间吗？A不是比D和E先约稿的吗？你总是给C的某某先生（报出责任编辑的名字）添麻烦，所以这次可得优先。”
十分钟以后，我用发软的手握起了钢笔。
这一类的事情不知可以写多少，但是，我最佩服妹妹看电视的本领。
比如看大相扑。妹妹把当天一组组比赛弄得一清二楚，一到下午便来到我工作的房间，告诉我什么时候去楼下客厅看就可以了。
“今天吧，如果想从舞之海[1] 开始看的话是四点四十分，想从寺尾开始是五点零五分，要是贵斗力的话就是五点十五分。”
我想看枥乃和歌，他什么时候出场啊？今天比较忙，只想看琴锦的……这些问题她也能很快给我答案。
她还是调节音量的高手，比如观看NHK的大河剧时，因为这剧目的音乐和效果声（马蹄声和刀碰撞时的声音等等）格外响亮，妹妹总是一手拿着遥控器，在相应的时刻把音量提高或下降，还考虑到每个演员声音的大小，把音量调节到最佳状态。更不用说妹妹是我家唯一能正确使用录像机的人才了。
最精彩的是在体育新闻方面，阪神队夺冠的那一天，只消把遥控器给她，这振奋人心的比赛一个晚上能看五六次。妹妹把所有新闻报道中的体育新闻时间全部印在脑子里，说：
 
“首先看十点十五分的新闻站，然后看NHK，再回到十频道看《霹雳一声响》，接下来是职业棒球新闻。中间插入四频道的掛布先生和六频道筑紫先生的报道，最后是十二频道的古泽先生。”
还有：“今天是星期天，所以看了十频道栗山先生的节目后再看十二频道的藏间先生，看了六频道的定冈先生之后再看八频道田尾先生的节目。”
真是一张出色的节目单。
自从妹妹工作以后，我明显不看电视了。
还有！
妹妹有一个“烤年糕女”的绰号，如文字所示，是我家专门负责烤年糕的（顺便说一下，我是泡红茶女）。把烤年糕的金属网放在电热器上，排放好年糕块。不能烤得黏成一团，得烤到中间柔软得像融化似的，外侧则焦黄香喷喷，四角还不能硬，否则就前功尽弃了。年糕要烤得好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小尺寸也很重要。我家的人吃得不太多，却希望吃各种风味的年糕。所以要烤上许多块小年糕，变换着味道品尝。切年糕又是一个重体力活儿，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耐心。因为刀立刻就变得黏糊糊的，得边切大萝卜边切年糕。像我这种意志薄弱的人马上就会打退堂鼓，只见大萝卜切成了白白的碎片，关键的年糕大小却丝毫不见改变，而且还逐渐减少（生年糕也是很美味的）。
因为这种种原因，妹妹不在时，谁都不愿吃年糕。
不过，烤年糕女和泡红茶女之间是有约法三章的。比如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一旦妹妹想喝红茶了，她有权把我喊起来为她泡红茶，而我有义务去泡。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如果我想吃烤年糕了，我有权把妹妹喊起来为我烤年糕，妹妹有这个义务。这就是我们在很久以前非常认真地订立的条约，还不时加以确认。
重要的是这一点，即安心感的问题。我再怎么样，也不会在半夜把睡着的人喊起来让他烤年糕。我喊你，你一定会起来吧？会给我烤年糕，对吧？万一家里没存货，你会跑去便利店给我买年糕，对吧？就是这样一种可以确认的安心感。更何况这安心感的来源毋庸置疑，恰恰是因为我们把约定当真。当我对妹妹说：半夜喊你，你肯定会给我烤年糕吧？妹妹是知道我不会做那种事情的。但是，我知道倘若这么做了，妹妹就一定会给我烤年糕。这种傻头傻脑的信赖可以让人生充满快乐，让生活变得舒畅。
妹妹工作以后，我常常这么想：“如果我现在想吃年糕的话，该怎么办？”
有关妹妹的能力还有许多可写的，正因为有如此出色的妹妹，为妹妹不在家而叹息的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父母亲也在暗暗期待着妹妹写辞职报告。三个人围着餐桌吃晚饭的时候，父母仿佛在竞相展示盲目的溺爱：
“公司招到像这孩子那样有才能的新员工太幸运了。”（母亲）
“可是糟糕啊，公司一定不同意她辞职。”（父亲）
不一而足。最后，针对妹妹的工资在新员工中相对较高这件事，我甚至还听到过这种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话：
“这不就是抛砖引玉嘛。”
自然，对于家人的意图，妹妹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现在依然在好好地工作。就连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凌晨二点四十五分），她也没有回家。
最近，和她见面总是在拂晓时分，在这个时候终于各自结束了工作，眼圈熬得黑黑的一起泡进浴缸。我家对面那位太太不知为什么总是起得很早（在我们看来是这样），不到六点已经在门口扫地了。我们一泡进浴缸，便传来清晰的扫地声。
“我们真是爱工作的姐妹啊。”
妹妹小声说。就这样，我们俩又是自我表扬，又是自我慰劳。
不想读书的时候
人们经常认为：既然是写书的，那也一定喜欢书吧。我的确喜欢书，所以不介意这种看法。还每每有人认为，儿童书（我却不清楚儿童书是凭什么来界定的，这世上充满了谜团）你写了不少，那么对孩子一定很了解吧。这也让我困惑。而且这两点还莫名其妙地合而为一：你一定是从小就喜欢书的。这更让我困惑不已。
其实，我从小就极度缺乏忍耐力。没有忍耐力的人总爱走捷径。我是个与其看书，不如在院子里吹肥皂泡玩的小孩。
 
除了肥皂泡，喜欢的还有绘画、折纸、软不邋遢——趴在叠好的被子上唠唠叨叨地聊天，不知不觉之中便睡着了，我和妹妹把这个叫软不邋遢。“我们又软不邋遢啦”，“最近好久没有软不邋遢啦”，“玩什么？”“先软不邋遢一下再想呗”——然后，我们就创造幻想中的城镇、玩KEY HUNTER游戏等等，每天玩得不亦乐乎。
现在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时常有人问我：小时候读什么书？怎样才能使小孩喜欢书呢？
提问接着就转变成了咨询：我家的孩子已经几岁了，根本不看书。我家的孩子呀，挑书没品味，净想看××××（写出具体的书名很失礼，就不写了）那样的书。我家孩子吧……
啊哈。
我觉得，我要是接受了谁的咨询，那真是世界末日了（但是蛮有趣的，不妨姑妄听之。我可真够坏的）。
必须说些划时代性质的书，就是《稻草富翁》。
小学二年级时，有一门名叫“图书”的课。我喜欢图书馆，却不喜欢看书，所以那门课对我来说真是无聊透顶。不管什么书，抽出一本来摊在桌上，摆出一副读书的模样，其实什么也不看，在那里发呆，每次净做这种愚蠢透顶的事情。倒是算术课上还有些可做的事情，居然让我觉得有趣得多，简直不相信这是我。
于是乎，《稻草富翁》出现了。
这是本粉红色封面的绘本。有一次漫不经意地拿在手上，被其文字之少所吸引，开始阅读起来。这本书真有趣。接下去会怎样？勾起了好奇心，把书页翻过去。读书最基本的快乐，我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体会到的。
在那以前，我明白故事的乐趣，是个虽然讨厌看书，却喜欢有人读给我听的刁钻的小孩子。睡觉前，迷迷糊糊地听相声磁带，听父亲讲拿手的自编故事——我爱听“在漆黑漆黑的森林中”遇到了危险，陷入绝境时父亲登场化险为夷这种一成不变的故事。
但是，这与读书的快乐是截然不同的。读书是通过自己翻动书页阅读下去，把封存于纸张里的另一个空间释放出来，它拥有这样一种能动性的工作所带来的快乐。
我被《稻草富翁》深深吸引住了。但凡图书课时间，我只借这一本书翻来覆去地看。因为是短篇故事，一节课内可以阅读无数次，可是，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是在观赏。惊讶的是竟然看不够，我一心一意地爱上了这本书。结果，老师在“联络簿”上写下了“也要看稍微难一点的书”的批语。
接下去会怎样？
那是诱惑，是禁果。欲罢不能。这样一种阅读的兴奋，称为肉体的快乐也未尝不可。
但是，三岁看到老，缺乏忍耐力的我还是常常觉得与其看书，不如到门外去吹肥皂泡玩。至今依然时常有不想看书的时候。
因为想看所以买来、其实还没看的书有一大堆。以前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打算近期一定要再看一遍的书，也有一大堆。加之因为工作关系必须得看的书，还有别人赠送的书，打算看了后写一封表达谢意的信，却就此搁在那里的书等等，总之不乏必须得看的书。尽管如此，扫一眼书架却唉声叹气，嘟囔着：没有想看的书。
糟糕的不是不想看书，而是养成了以为自己想看书的习惯。
坐电车、泡在浴缸里以及在牙医的候诊室，看书已经成为习惯，不带上一本书便感到坐立不安（或者觉得浪费时间）。其实我是一点都不想看，就心情而言，分明是与其看书不如玩肥皂泡，却深信自己一定想看，陷入了饥饿的窘境：想看些书，却没有想看的书。
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暂且什么书也不看，但在无法如此奢谈的时候（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希望读些什么的欲望——即便是错觉——根深蒂固的时候），我也有打破僵局的办法。那就是读《日本传说百选》《绿色小鸟》《不眠树》这一类的书。一个个故事都很短，马上就能读完，每一本收集的都是民间传说。当然，这是《稻草富翁》的教训在发挥作用。
传说是强有力的，简短精练，骨架非常之美，而且精彩无比，随意翻阅便能唤醒对故事的信赖。
有时候我会念出声来，这样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语言拥有的力量。由于《日本传说百选》等是用各种方言记叙的，念出声来既新鲜又十分有趣。光是开头就有：
那是从前的事。
那是老早老早的事。
说是从前有过一件事。
这是发生在老早的事情啰。
很久很久以前有过一桩事儿。
是许久许久以前发生的事。
这是老早以前的事。
多么丰富多彩。相当于结尾的套话“可喜可贺”的说法也非常多，读着读着，单单是节奏也足以令人快乐。
吊起读者胃口，吸引读者欲罢不能地阅读下去，就这一点而言，推理小说与传说一样值得期待，具有同样的效果。尽管有风险较大的难点，但是为了防备阅读欲望减退，我有时还搜寻一些精彩的推理书，买来备读。有个四五本还没看过，就暂且放心了，与Makiron、MMSC及SEDES一样。[2]
尽管有时也会自问，何苦要如此激发读书的欲望呢？但是，读书时心跳不已的兴奋、其所具有的某种毒瘾已经侵蚀到了骨髓。看来，还是不要“让孩子喜欢书”为好。
无处不在的变态们
我认为有爱的地方就有战争。所谓家庭，就是爱与恨的波莱罗舞曲。
我还记得从前洗澡时，父亲用毛巾给我们做的馒头，还有亲脸时父亲下巴那粗糙的感觉。“再来一下，现在可是滑溜溜的。”按照父亲说的话亲一下，那惊人的光滑和飘散着的柑橘清香让人记忆犹新。记得自己喜欢在咖啡色的小镜台前为祖母梳理长长的头发。还有母亲的遮阳伞映在地上的圆圆的影子，每晚为我们读书唱歌时那清脆的嗓音，母亲拥抱我们时的胸脯，那被吸附住的感觉，以及柔软雪白的肌肤，这些我全都清清楚楚地记得。我觉得自己是沐浴着爱成长的。
尽管如此，我却是个喜欢独自坐在灰暗的楼梯上发呆的小孩。冰冷的仿佛发光似的白墙，尽头的柱子，还有从大门漏进来的光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客厅里传来的微弱的电视机声音，还有光溜溜的脚趾尖，那时内心深处真切感受到的孤独，还有以出奇的冷静享受着孤独的自己，我都清晰地记得。
还有，与父母吵架后，自己声嘶力竭地号啕大哭；还有，对“家人”这个字眼讨厌得起鸡皮疙瘩；还有，想孑然一身去浪迹天涯。这样的事情不计其数。
我爱我的家人。当然，也差不多同样地憎恨他们。爱、被爱，仅此就已经是一种憎恨了。
我觉得，所有的家族都是变态的。“家族”这个排他性的集团居住于一处，以他们独有的节奏，生活在他们独自的光环之中。仅此就足够奇妙了。
然而，我们摆脱不了这种奇妙状态。犹如《百年孤独》中的布恩迪亚家族、《新罕布什尔大酒店》中的一家人那样。连充满活力的“海螺小姐”一家也同样如此。
在我家，曾有一段时间流行做“家庭组合”游戏，那是一种收集四张同一种牌的单纯游戏，我们四人（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喜欢得入了迷。旅行时也带着，直至深更半夜还玩得兴高采烈，遭到神户一家老字号宾馆的管理人员训斥：“请稍微安静一点。”试想一下全家人的手都被染成蓝色的染坊一家子、每个人都胖得滚圆的肉铺一家子。表情怪异夸张、嘴里交替喊着“给我油漆铺的儿子”“给我杂货店的女儿”的我们这一家子，真是足够恐怖，更何况那只是暑假家庭旅游中司空见惯的场景。
我由衷地感到，家人这玩意儿，真是够奇妙的。
比吃人更可怕的事情
大约四年半以前，我在一家专卖儿童书的书店里打过工。我在这家总是播放着莫扎特音乐的舒心的小书店里，看到过许多热心教育的妈妈和期盼孩子热爱读书的老师。他们都竭尽全力，可是（正因如此？）常常认真地说一些非常可笑的话，比如“这种书中有主人公和朋友打架的场面，会让孩子们变粗野的”，“山羊刺中巨怪的眼睛把它推落到山涧里，这种描写太残酷了”等等。每逢此时，接着第二句话必定是：不适合孩子，不希望给孩子看，对孩子如何如何。（引起争议的《小黑人桑布》问题也是如此，不知何故，蒙受莫名其妙、吹毛求疵的灾难的总是儿童书。）真想把这本《格林童话——让孩子听行吗？》（野村泫著）作为礼物送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