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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模范生”为何疫情数据屡破纪录?

送交者: MKE[★★★声望勋衔13★★★] 于 2020-12-19 15:13 已读 21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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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数周时间,在创纪录的新冠感染率和专家的恳求下,首相菅义伟政府终于暂停了极具争议的“去旅行”活动。该运动鼓励国内旅行,以支持经济复苏。


就在周一,宣布取消活动后的几个小时,菅义伟被发现在东京银座的豪华餐厅与名人政要们一起参加了年终牛排晚宴。这位在安倍晋三辞职后,于9月份上任的首相,终于引起了公众的愤怒。


但也有数据显示,自满与困惑的情绪正在更广泛的影响公众 —— 导致曾帮助政府成功抗疫的日本民众越来越懈怠。


“对于日本来说,社交距离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英国营销服务公司Tag的日本代表总监久保秋彦解释道。事实上,日本人保持社交距离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人们几乎不会握手、拥抱或大声说话。在拥挤的东京地铁里,很少有人讲话。“如果你认为日本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了实际上的成功,这其实与政府的所作所为无关,更多的是因为人们自发的尊重和相互关心。”


日本第三波新冠疫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情况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东京都政府首次将医疗卫生警戒提高到最高级别,因为首都一天内新确认的感染病例达到822例,创历史新高。在全国范围内,日本每天的疫情数据自11月中旬以来,持续刷新纪录。虽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接种疫苗,但日本的免疫接种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准备时间 —— 即使东京夏季奥运会将于7月份开幕。


感染率激增,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有证据表明,在日本的首批病例被证实的11个月后,日本第一个冠状病毒冬季中,公众的防疫疲劳症可能就已经开始了。


“人们可能在第二波疫情期间,开始对新冠病毒不再重视,”东京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医学社会学家和政府冠状病毒小组成员武藤香织说。“我发现,虽然官员们一直很努力的在工作,但防疫小组发出的警告和政府部门的决策之间,还是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差距。”


虽然年末的聚会基本被取消,很多商家也因为没有顾客而苦恼,但东京的铁路枢纽和购物街仍然处于拥堵状态。一些提供酒类服务的场所,如女招待俱乐部、餐馆和酒吧,已被要求缩短营业时间。但并非所有场所都遵守了规定。


在日本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口罩几乎是普及的,这得益于人们平时也会戴口罩来抵御季节性过敏和流感。但它们并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戴。


“不断增加的误导信息”


一些没有遵循防疫建议的日本人似乎被那些利用政治和社会动荡的边缘团体所鼓动。举个例子,“匿名者Q”这种极右阴谋论是如何传播到日本的?在网络平台封禁她的帐号之前,这个发布者在推特上拥有8万多名粉丝。


“随着冠状病毒危机带来的经济崩溃,在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人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评论家真锅笃志最近在《周刊现代》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日本的“匿名者Q”。“人们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这一切都让人们更加容易受到真假难辩的信息影响。可以说,对阴谋论深信不疑的动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在线下,边缘团体纷纷反对戴口罩。7月份,宣传阴谋论的油管红人平塚雅之以“冠状病毒只是感冒”为口号竞选东京都知事。虽然他落选了,但他成功地让少数追随者于8月在东京举行了“群祭”活动。虽然人数不多,但有时在东京火车站附近,可以看到他的追随者举着“冠状病毒是假新闻”的标语牌。


“人们更倾向于相信那些与他们的基本信念相符合的新闻,”首美大学社会学家、《面具与日本人》一书的作者堀井实说。这本书在2012年出版,探讨了为何日本不同于西方国家 —— 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疫情后的几十年里还一直使用口罩。“而如今有了社交媒体,那些反制度的人更容易找到朋友来分享这些信息。这让处于社会价值边缘的人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日本的退步…..


日本的退步是在相对成功地控制了几个月的新冠疫情之后发生的。它摒弃了硬性封锁,采取了集群式的遏制方法。并在早期的广播警告说,应避免封闭、通风不良的空间。尽管日本是世界上老年人易感人群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日本的冠状病毒防治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温和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全国累计病例仍在20万例以下,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下,比美国和欧洲的发病率要低很多倍。


企业收到的是“要求”而非“命令”,以减少他们的营业时间,学校也只是在春天的紧急状态下暂时关闭。医疗界的一些批评者表示,这些还远远不够。


“地方和中央政府都缺乏领导力,”神户大学的传染病专家岩田健太郎说。他在2月份严苛地抨击了停靠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游轮上受到病毒威胁的检疫条件,成为了头条新闻。“他们并不认为新冠疫情对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还有,日本公共卫生系统无法追踪和捕捉的集群太多、太大。只有在集群很小、数量不多的情况下,这样做才有效。”


日本政客缺乏科学素养,岩田表示,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可能在参加“去旅行”活动时无意中传播病毒。虽然只有一些传闻证据表明该活动助长了病毒传播 —— 例如,北海道地区偏远的利尻岛,当地人将11月份的10起感染事件归咎于“去旅行”活动。


在日本,政府仍然是公众行为的最大影响者。诸如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等领导人正面临着新的呼吁请求,要求他们花更多的精力来传达疫情曲线平坦化的紧迫性,因为首都的医疗系统面临着严峻的压力。距离3月份开始接种疫苗还有3个月的时间,这个冬天对日本来说,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在日本,人们希望政府权威能够发出明确的指示。但它现在提供的信息却前后矛盾,”东京大学死亡与生命研究和实用伦理学中心教授堀江纪香分析,“因此,人们试图像身边的人那样行事。他们认为,如果别人都参与“去旅行”活动,一起出去旅游,只有他们错过了,那就是一种损失。这就像一个笑话:‘如果大家都在红灯亮时过马路,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但新冠病毒会夺走更多弱势群体的生命。高危行为的罪与罚将是很严重的。我们应该在红灯亮时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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