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类社会斗争性在现代的异化表现。
先看一段富有文学性的描述：当流连于山水之间时，一种人会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吸引而发出赞叹（源于一种深远的模糊性）；但也有那么一种自以为明察秋毫的人，会趴在地下，甚至还可能带着放大镜显微镜之类的东西一寸一寸地观察着地面，然后发出声嘶力竭的哀鸣：看！真脏！到处细菌滋生，蛇虫鼠蚁，大自然是如此的丑陋（否定一切）!
在信息化的社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递无孔不入，但结果是懂得欣赏世界的人越来越少，趴在地上的“观土者”越来越多。借用哈姆雷特的名言格式：做一个眺望者还是一个观土者，这是一个问题。
眺望者，万水千山任我行；观土者，四面楚歌，步步惊心。
否定一切（零容忍）的观土者，是真正的完美主义者。
因此，有意思的是，完美主义者眼中的世界，反而是不完美的。完美主义者对现实永远不会感到满意，因为他们都有着敏锐的观察力，都善于发现、透析世间的一切不完美。为什么他们眼中的世界不能完美？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内心始终有着（因“是”判断而产生的）缺陷，他们的人格二重性始终不能兼容。
完美主义者内心的缺陷，就是基督教所谓的原罪。因此，西方人是完美主义的主导者。
更有趣的是：完美主义者的“眼界”都非常之高。因此这个世界上那些优秀的、美妙绝伦的、出类拔萃的（特别是西式的）音乐、绘画、雕塑、建筑、文学作品乃至于各种科学上的发明创造者，以及“资深的”、“有品位的”鉴赏者，往往都是完美主义者（其实也就是塑造“自定义真实”的佼佼者——笔者称其为“智者”——“纯理念”的柏拉图或为智者们的“先祖”）。
但完美主义者同时也是立场坚定者，“嫉恶如仇”者，批判者，攻击者甚至是毁灭者。故西方之美的“极致”往往是“死亡之美”，例如“垂死的高卢人”、“拉奥孔和儿子”、“耶稣受难”等雕像，例如十字架，例如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哲学观。
这么一来，那些“不入流的”、“愚昧的”、“平庸俗气的”但相对真实得多的普罗大众、芸芸众生，就全都成了夹在建设与破坏、塑造与毁灭的冲突之间的，无所适从的，真正的受苦者。
对不完美的世间不满意，自然就希望对不完美的世间进行“改造”，力求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希望建立完美世界的思想，就被称为理想主义。
要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意味着在执行（建立）过程中必须力求“事事正确”，即必须事事作出“对的”确认性判断。
现代社会以西方思潮为主流，由于西方哲学的本质不过是对确认判断的狂热偏执追求，通过西方千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确认判断确实是“越来越精细地”正确。
但是，完美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即使有这么一个“睿智”的判断者，能够百分之百地对“所有事情”都做出“对的”判断，他也阻止不了这个世界的种种纷争。更可能的是：他的判断越是正确，造成的纷争反而越多：
例一：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各种被州议会提上议程的独立运动就持续了上百年时间。独立运动引起的纷争，放在国家层面，就叫做内耗。“公正”地说：美国所有独立运动的理由都是“正确”的。但越是正确，把帝国推向崩溃的力度越大。
例二：一对事事讲理的夫妻，其理“都有其道理”，但其夫妻关系一定是紧张的，“迟早”都会“出问题”的。
例三：中国国内许多“大V”，因为有着较广的知识面，有着因专业质素而比普通人高明得多的能言善辩，其对时弊的针砭往往是“切中要害”的。问题是：系统是用来运作的，不是用来“切”的。一个不断被“切要害”的社会系统，就发挥不出正常运作的功能。
正确都必须“因非而是”，必须永不停息地排斥“错”才能“对”。
而越是正确，“非”就越多。即需要排斥的“错”就越多。
相互排斥，也就是纷争——中国“崩溃”是对的，中国“威胁”也是对的；美国强大是对的，美国衰败也是对的；反中是对的，拥中也是对的；民主是对的，专制也是对的；资本主义是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是对的。因为得出不同结论所运用的逻辑，其实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立场是因为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争的其实不是对错，而是“值不值”。
最后，当为了排斥而排斥，什么是“对”反而会越来越糊涂，越来越“看不透”。
“从头到尾”看得透的过程，叫做明确。
明确是：不需要排斥也不能排斥的不存在纷争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事实“明摆着”。
因此，正确不等价于明确。
为了明确，我们力求信息的透明、细化、全面。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看电影是平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了看一场电影，我们可能要早早吃完晚饭，然后隆而重之地更衣沐浴之后，再与情侣或家人一道，挤上公共汽车或步行若干路程到电影院，再自觉地跟在队伍之后排队买票。我们总是缅怀这个“不方便的”过程而没有怨言。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期待的过程（作家木心为“缅怀过去”而创造过一首诗歌《从前慢》）。
而在现代信息社会里，我们想看什么电影，只需在电脑荧屏上用鼠标一点，电影就开场了。信息的轻易获取让我们越来越便利，也即是行动越来越迅速。行动越来越迅速，意味着事情越来越快地“办完了”。但“办完了”，意味着之后就“无所事事”了。无所事事的我们必须“找事情”做，否则就空虚无聊了。即信息越多，让我们“忙不过来”的事情反而越多。
并且，虽然我们轻易就能够“正确地”获得某部电影的内容、情节，好不好看的评价，但“看电影”这个过程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精神生活”的内涵，则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地关注（现代科技正在迅猛发展，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所谓越来越“便利”，其实就是“过程”被越来越简化——生活模式碎片化）。
明白是为了明确。
但明白不等价于明确。
现在的我们，轻易获得结果（信息），代价是缺失了过程（故本文下卷会重新诠释“过程”）。
缺失了过程的明白，我们并不明确。
结果就是：为了明确，我们不断地明白，但越是明白，我们越不明确。
明辨也是为了明确。
但明辨也不等价于明确。
因为：过程不存在斗争性，斗争性永远是目标所引发。这两句话进一步深化的语义是：过程不存在对错，对错永远是在后因果关系逻辑下围绕着信息（答案）产生。
实际上，过程永远是“对”的（永远是明确的“既定事实”），我们以为过程会出错，是因为我们把“指”这个行为与过程混为一谈（下卷会讨论两者的不同），目标震荡与重复的“对或错”，通过“纠缠共生”就被“误判”到过程身上。
被近、现代西方人推崇备至的“程序正义”，正是把“指”的行为与过程混淆了的典型例子：所谓的“程序”，并非真实的过程；所谓“透明的公平及正义的程序”，不过是一系列人为自定义的“前目标”，这些“前目标”加和之后最终的目标（结果），已经不具备真实性，即不过是自定义真实的目标。
严格而言，在真实关系中，目标也永远是“对”的，因为真实关系中的目标一定是与过程“牢牢捆绑”（下卷讨论的“是就是了”）的、永远是已经实现的“既定事实”的目标。我们认为目标出错，是当事实上的目标与我们心中“希望”的目标不一致时，我们往往不能认识到，“希望”的目标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下思觉暂留的自定义目标。
同理，信息本身也没有对错之分。对错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总是要维护自定义目标的纯正性，这就造成每个信息都一定有真假、肯定否定、对错、好坏、喜恶等两面性（容错性），因此都需要我们去分辨、识别（知识就是“知道后要识别”）。
结果就是，信息化的社会里，信息量越大，识别量就越大，纷争反而越多。
此外，再加上“误读”甚至“误导”的因素，同一个信息往往会出现不同的“版本”，更令引起纷争的识别量大大增加。
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当今的社会现状，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信息发达的今天，从大国之间的博弈，到对因明星出轨而煞有介事的分析，人人都可以通过信手拈来的资料，成为种种问题的“明辨专家”。但信息的透明度不但没有消弭社会上的种种争执，反而造成更多的流言飞短流长纷争此起彼伏。这正是因为：信息量越大，纷争越多，也就意味着斗争的密度越大（信息熵越高。注：信息熵本身并没有斗争性，斗争性是否产生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信息熵）。
因此，对于所谓的知情权、信息透明度的迷信，我们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了：我真的有能力、有本事从海量的信息中得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吗？我有能力、有本事让人们相信我的信息是“对”的吗？即使我“知道”我的信息是真正“对”的信息，但别人不相信，我的“对”的信息，就毫无价值（参考2019年新冠病毒爆发后世人对疫情、对疫苗种种数不胜数的 “谜之反应与操作”：我们往往低估了信息的复杂性。具有复杂性的信息越是透明，人的反应越是反智或越是无所适从。因为我们“八卦”的好奇心其实不是真正的为了“知”，而是为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