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斗争的分化化与巨量化。
在自定义价值观之下，人类社会的以“有限过程对付无穷”的自相残杀的斗争性，会以两种表面上完全不同，但内在机制密切相关的模式展现。
首先展现的模式是斗争的分化化：
什么是斗争的分化化？
“是”判断一定是分化的。
“是”判断的目标，涵括了所有被称之为“信息”的事物：广义的信息论对“信息”的定义是：“物质在相互作用中表征外部情况的一种普遍属性”。
此属性是一种物质系统的特性，以一定形式在另一种物质系统中的共时性再现。
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心态（即确认心态）。历史由无数大大小小的事件组成。历史本身，是历时性的前因果关系下的产物。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却一定是依据共时性的事件再现。而共时性的事件再现，并不是事件真的可以“再现”，而是通过一种叫做“信息”的形式再现“记忆”，才能被我们接收。
因此，要还原历史真相，即是要还原事件真相。要还原事件真相，就要力求事件再现清晰化。事件再现清晰化，也即是信息清晰化。而信息的清晰度，则取决于信息的具体细节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即信息的清晰化与信息的精细化成正比关系。
而细节越具体，细节之间的连续性就越低，这种现象在数学上称之为“离散现象”（热力学里称为“熵增”），即信息的精细化会产生分化性（笔者把离散及发散统称为“分化”）。
任何的“是”判断，都会出现悖论。“是”判断一定是分化的。信息精细化所产生的离散性带来的结果，是悖论的碎片化。而悖论在现象学中表现为斗争性，因此悖论的碎片化，在现象学中就表现为斗争的分化化。
斗争的分化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信息的有效性，即信息存在的意义，是由被排斥的“非”场所决定。由于斗争是共时性的，共时性强调的是时间纵轴上的横向差异。斗争的分化化，意味着对“非”场排斥时的模糊性越来越减弱。模糊性减弱带来“再现”的“表征外部”清晰化，将令信息在历时性上的共通性被弱化甚至割裂（完全屏蔽），以至于信息在时间轴上的横向差异被后因果关系逻辑所固化。即信息因分化性，而被定格为种种准确清晰不可置疑的独立元素，造成信息的有效性被过度强化。信息有效性被过度强化的意义在于：被不断割裂的信息越精细则越保守，为了维持信息有效性所形成的排斥性的震荡与重复的频率反而越大，即斗争的密度越大。
美国因持枪权而产生的恶性循环、抗生素与耐药菌之间的斗争等为上述论述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下面透过美国的民间持枪分析斗争是如何表现出分化化的。
美国允许民间持枪的法案，其逻辑依据之一是基于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的著作《常识》中所论述的：政府在最好情况下也不过是“必要之恶”。为了让这个“必要之恶”不至于“恶化”，美国宪法把能够起着监督、抑止作用的民间持枪作为最佳选择之一。表面意思就是：政府这个“必要之恶”，必须有某种与其对立的“东西”加以制衡。这里面“对立”的深层意思就是：既然政府是“恶”的，那么民间的持枪就是“正义”的（注：这里的正义不能理解为“善”，接下来的讨论会解释）。此时的“恶”与“正义”的斗争，是两大阵营之间“并不分化”且壁垒分明的斗争。
民间持枪能否真的制衡政府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只是看到，事实上因此而造成的美国的枪击案无日无之（斗争密度大），即民间持枪根本没有反映出正义的“普遍性”，反映的反而是“普遍性之恶”。也就是说：制衡政府“必要之恶”的民间持枪本身，却又形成一种“普遍性之恶”。
斗争的分化化也就通过“普遍性之恶”表现出来。
为什么民间持枪具有“普遍性之恶”？
美国并没有因枪击案的严重性而禁枪，对此“官方”的解释是：枪是“道德中性”的，禁枪“没有用”，道德问题只存在于枪（也包括其他武器）的使用过程中（因财团的利益因此禁不了枪的话题不在此讨论。但有几句题外话笔者还是不得不说：西方人源自于基督教教义的原罪说，其实已经自己“打脸”自己上述论调——既然道德上人人都带着原罪，“有罪者”使用枪械就注定“大概率”会产生“道德上的恶”）。
“道德中性”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当中的理由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枪在使用过程中总是出现在“恶”的场合会远多于（大概率）所谓“正义”场合的情形（即普遍性之恶）。
中华传统观念里，枪被视为“凶器”。对此笔者认为，枪本身确实是“道德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因为枪本身没有自定义，任何对枪的描述、定义都叫做“他定义”（这部分可参考文章后面讨论的人造物在“形式第二定律”中的表现），这个“他”就是枪的使用者“人”。人是自定义的生命体，其自定义的社会性表现就叫做“人性”。枪与人性的结合，即枪被自定义的人“他定义”，他定义之后的枪就成了恶，当整个民间都允许持枪时就产生“普遍性之恶”。这种因与人性结合而令社会出现“普遍性之恶”的枪就被中国人称之为“凶器”。
中国人认为，凶器只是“不得已而用之”，只要把凶器与人性的关联“拆散”，具体做法就是把凶器“毁掉”，或者“马放南山，枪刀入库”，凶器的恶就不会出现，也就不存在“普遍性之恶”。如此一来，在中国就难以产生因凶器的“普遍性之恶”而产生斗争离散化的土壤。
为什么枪与人性结合后会成了“恶”？
这是由目标与“非”场的关系决定的：
设目标自定义为恶时（通俗地说就是“恶人持枪”），这个“恶”的意义必须以否定整个“非”场的善为前提（通俗地说就是要“大开杀戒”才能表现出恶）；
设目标自定义为善时（通俗地说就是“好人持枪”），这个“善”的意义则是以整个“非”场皆为恶作为前提（通俗地说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也就是说：无论自定义目标是善是恶，目标与“非”场的关系都是斗争性关系：“恶”的是斗争性，而枪不过是服务于斗争性的具体工具，即枪械是恶的具象化——只要是服务于斗争性，枪械的恶并非大概率的问题，而是百分之百表现为恶。
这个表现出具象化的恶，被美国的国策最大化地发挥了：
中文里，恶的反义词是善。然而，善恶两字的对立性并不强，因为“善”在字义上本身没有任何争斗的内涵。因此，以善恶来讨论对立中斗争性的“恶”，似乎带着牵强。西方人或许也意识到当中的牵强，因此尽管西方也有善恶观，但西方人认为与恶“斗争”时，“善”显得相当之“无力”。为此，西方人就为“恶”找了个完全对立的“克星”，叫做“正义”（好莱坞电影里与邪恶的斗争都是冠以“正义”之名）。如此一来，斗争的力度就大大增强了，这种大力度的斗争再被作为武器的枪“加持”，无论持枪者自认为是代表正义还是邪恶，与“非”场的斗争都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局面。
当允许民间持枪时，政府的“必要之恶”不过是持枪者的“非”场里“其中的”一个补集，而现实中持枪者为了维护某个甚至多个“正义的信息”而要与之“斗争”的“非”场是全方位的。
每一个持枪者都进行着全方位“斗争”的社会，就是一个充满了碎片化（分化化）的“万恶”的社会。
但这种分化化状态下的斗争性，却是越强越难以被“释放”。因为，差异被固化更意味着形成僵持的局面，就如同绷紧的弦，形成表面上的斗争无效化（本文笔者参照热力学的概念称其为“热寂效应”）。但表面上的斗争无效化，却并不意味着差异能够被消除，不能被消除的差异就形成了积压，僵持中不断积压的差异所具有的震荡与重复的能量由于不能释放，就会积聚为巨大的势能。
之后展现的模式是斗争的巨量化。
当有某一种契机出现，斗争模式就会从分化化转化为巨量化，原本不能释放的势能就会以“共振”的方式，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
物理学意义上的共振现象需要某种特定的共振频率，在共振频率下，只需要很小的周期驱动力就可以产生很大的振动。
而社会学意义上的共振频率，则涉及到“事物的同一性属性”的问题（在某些哲学文章里，“统一”与“同一”是混为一谈的，但两者并不是等价的概念。实际上统一反而意味着不同一）。
在《逻辑后缀学》中，同一性属性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
一个是“非”判断层面意义上的同一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一性。有关这部分将在下卷的章节中继续深入探讨。
另一个是“是”判断层面意义上的同一性。
在自然界中，“是”判断层面意义上的同一性会产生厚实的“非”场，以至于改变环境。
在人类思维中，“自定义是”判断层面上的“同一”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同一，即自定义真实关系的同一。中国人不乏对这种价值观同一性的文学性形容，例如：同心协力（下卷会重新“解读”什么才是真正的“同心协力”）、众人拾柴火焰高等等。这种价值观上的同一是我们人类思维中对事物同一性的普遍认知和理解。
价值观上的同一是一种“伪兼容性”：
当双方有不同的价值观时，在势均力敌的情形下只能够各自互不干涉对方价值观而取得暂时性平衡（对立）。建立在价值观上的同一能够达成，则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一是被征服后出于无奈的认同；二是共同利益驱使下的认同。当我们“大度地”接纳、认同别人的观点时，本质上不过是自己对自己“我是”的认同（自定义真实的认同）。例如：同一类产品、同一款品牌、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朋友圈、同一个民族、同一个阶级、同一种语言、共同理想、“普世价值”等等。
“是”判断一定是分化的。因此这种建立在价值观上的同一性并非真正意义的“同一”，而只能称为“统一” 。这样的“同一性”，反而误导了我们对斗争性乃至对整个对立统一局面的认知，继而产生更多更大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因为，从集合论的角度理解，价值观上的同一等价于交集，可称为“同一必一”。
“同一必一”本质上依然是“自定义是”判断所必然产生的目标。对这个“同一性”目标的确认判断，同样具备了“是”判断所有的逻辑属性及其外延，当然也具备“是”判断逻辑属性第九个外延的特征：以脆弱的保守孤立姿态在互相依赖又互不相容的冲突、制约、平衡的辩证关系中走向不可持续。也因此同样受“形式第一定律”的制约，即必须在震荡与重复的斗争中才能得以维持。
对“同一”的追求是为了“不再斗争”，但根据价值观追求同一（统一），就形成怪异的逻辑：为了不再斗争必须不断地斗争（即斗争不过是“分化”的“政治性”说法）。这其实就是任何“是”判断都必然具有的逻辑悖论基因的一种具体外现，因此这种同一性的本质依然是斗争性（分化性）。
价值观上的同一等价于集合的一种：人为的、有选择的、刻意地突出共同点的“交集”，不过同样是一种自定义真实下的（新）目标。因此，同一价值观的确立，意味着更多自定义的相关联的补集产生。即因为后因果关系逻辑而形成更加深厚的，并且是自定义的“非”场，造成悖论的扩大化——形成一个共同的、强大的假想敌。原来因为差异的积压而积聚的势能，终于可以通过悖论扩大化后出现的假想敌，在“转移视线转移矛盾”之后，以“一致对外”的模式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形成斗争规模、强度的巨量化。
并且，“是”判断的震荡与重复属性，在巨量化的斗争中就表现出共振性：尽管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可能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观，但追求价值观的同一，却是人类从未改变过的、共同的、“崇高”的愿望。但如此一来，价值观同一性，反而成了人类社会中，周而复始的斗争越来越巨量化的“共振频率”的产生机制。
并且，种种价值观里的同一，往往是具有“欺骗性”的同一，往往是有意无意地“导引（也就是所谓的‘洗脑’）”下人为性的统一。
这种人为性的操控，美国政界专门有一个形容词：astroturfing（假草根运动）。
那些在每次（反抗）运动中被操控的民众，并不明白：在自定义“是“判断的语境里，任何反抗，皆以服从为大前提。这里的“服从”，就是某种“一定被广泛认可”的价值观。而这些所谓被认可的价值观的“广泛性”，其实是已经被前期的各种灌输手段导引后才形成的（因此，传播学排名第一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在公开课中特别提到：公共事件的舆论突破点与客观公正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作为传媒人需要抛弃的幼稚幻想）——先导引人们相信某种价值观，然后通过“民意调查”确定人们都认同这种价值观，再“根据”这种被“民意”认同的价值观行事。再然后，民众就对这个“顺从民意”的政府“表示满意”了。这就是“假草根”之意：表面是民意，其实是大利益集团的诉求。西方新闻界称其为“旋转门现象”：资本家提出需求给学者，学者研究出满足这些需求的理论，这些理论通过政府或媒体传播给民众，民众接受这套理论后，资本家就因此而获益。这种“旋转门现象”屡试不爽，普罗大众尽管被“旋转”到昏头转向，却始终坚定不移地相信那是“自己独立思考的意见”。以至到人类历史上的战争，能成功地发动的，莫不是这种“旋转”在当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而把“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这句话作为其宪章的首句。
从局部的小型战争扩大到第一、二次全球性战争；从文艺复兴中人权与神权的斗争，到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不同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冷战；看看曾经在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的种种运动；再看看美国为了维持霸权而通过“代理人”推销民主这种“普世价值”模式以至在全世界所引起的动荡；以及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同一价值观的确立——金钱的确立，所带来的扩展成世界性的种种金融问题，无不印证着价值观同一性背后那种愈加广泛深入的可怕的巨量化“共振性”斗争。
当以金钱为主导的消费主义成为世界性的主流文化的道德规范最高准则，从生活中的日常用品，到多少个亿堆积起来的航天器，就让我们产生了以为一切都可以购买，只要有价值，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我们就全然忘却了“自然并不需要人类”的真实性，反而在集体潜意识里，共同形成了“人类不需要自然”的自定义真实关系的“共识”。这种共识下，人类社会的斗争就“不再关自然（真实）的事”，而异化为自定义真实之间的斗争。
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小国寡民…不相往来”，正是对价值观同一性的朴素而又深刻的反思。
辩证逻辑妄图根据价值观层面上的同一性，在对立统一的局面中寻求统一，结果是事与愿违，反而不断形成更深层次的对立并导致更大规模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