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我的《太白山脉：“三千里江山”的磨难与悲歌》


   华夏与半岛：民族命运的异同与人心世情的微妙连接
     半岛发生了这些，而在它所连接的那块大陆上、在华夏大地，也发生过既颇为相似，又颇为不同的历史转折与变迁，决定了更大土地和更多人民的命运。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轨迹/中共崛起当政与朝鲜的相似和不同
    对中国历史略有研究者，都会明白这种相似。简而言之，与朝鲜半岛一样，中国同样兴起了既波澜壮阔、又浊流汹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同样是从西方传入、在20世纪初广泛传播、都曾经既有共产主义革命性质又有民族解放性质（如半岛“三一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都受到苏俄（联）的大力支持、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大规模参与、土地问题是冲突博弈的焦点、引发了残酷的暴力革命和血腥内战。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中共），同样与民族主义势力（国民党集团）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并最终分道扬镳且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两国也都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进程均遭日本打断。但两国/两国“共产主义”政权都并不激烈反日甚至较为亲日，却对帮助本国本民族抗日解放的美国视若寇仇、百般诋毁对抗。还有一些颇为相似的细节，如中共也是从北到南“解放”中国大陆，而反共民族主义势力则在南方以防御姿态相抗。

      而中共取得中国大陆控制权后，所作所为与金家的劳动党同样充满相似。无论是权力垄断、一党乃至一人独裁；剥夺公民各项权利自由、将国民变成现代奴隶；实行户籍制度剥夺迁徙权、将不同阶级和区域的国民分成若干等级；对敌对力量、异见知识分子、内部不同派系的残酷清洗、肉体消灭；经济上禁制自由市场、完全计划经济、没收农民土地和收成，以及造成经济乏力乃至饥荒；无神论意识形态蜕变为一种新宗教、大兴个人崇拜、领袖人物被神化；一方面大规模破坏传统文化和人文道德，另一方面又利用传统的礼教纲常和驭民之术规训控制国民，且极度忧虑和全力抵制从西方兴起且普世全人类的人文科学与自由主义思想……两国在诸多方面，都是惊人的相似。而两国的红色极权，也都控制国家七十多年，至今仍存。

     而两国、两个民族，虽然有如此多的相同，也有许多重大的不同。如中国在1978年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由并行，拥抱西方的同时又防备西方，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又颇为可观的繁荣富裕。而朝鲜金家政权，则仍然高度专制和封闭，多数国民迄今仍然在饥饿中挣扎。

    还有的区别，则更值得详细探析。在朝鲜，金日成为首的劳动党集团仅仅控制了半岛的半壁江山，且人口仅有南部的一半。朝鲜民族/韩民族的大多数国民，反而属于自由民主阵营一方，北部的影响局限于三八线以北，也难以对南部形成足够威胁。因此，朝韩民族仍然保留了独立的民族意识，以及基于民族传统和民族意识的价值观念、道德品行、人文风貌、国民团结，及在这些基础上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精神文化成就，让朝韩民族仍然屹立于世界族群之林。

     而中国、中华民族、汉民族的境遇则大相径庭。因为在中国，名义上信奉共产主义、实际则是混合中外专制特性的中共势力，从1950年代初起就控制了除台湾、香港、澳门及少数边境争议地区外的中国全境、控制了95%以上的中国人和汉族人的生死与命运，并垄断了权力与暴力、无所顾忌的在华夏大地肆虐横行。

   从清算早已投降甚至“起义”的原国民党/国民政府人士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到对知识分子清洗的“反右”，再到几乎摧毁一切人与物的“文化大革命”，中华民族尤其汉民族的道德修养、历史传承、人文风貌、文化积淀，都被摧毁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整个中国大陆都陷入了由毛泽东操纵、中共其他野心家和暴力分子广泛参与的暴力、混乱、癫狂。数千万人直接死于各种暴力，而数亿国人则几乎全部生活在苦痛中（毛泽东也不例外，同样在残酷权力斗争中惊恐不安，直到死去）。

    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民生、思想文化、文教科学虽然有所恢复，但经济社会成就颇为有限，政治专制仍在继续且于六四事件后重新强化。更重要的是，汉民族的道德理想、民族精神、国民意识，仍然饱受压制。专制统治下缺乏民族意识与凝聚力的国民被“原子化”，被权贵阶层剥削欺凌，不仅物质上损害巨大，精神领域也异常扭曲和空虚。在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文艺自由的中国，民族声带被挪用、正义之声无法伸张、歌功颂德大行其道，既外表华丽，内部又死气沉沉。中国大陆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既没有民权，又生计艰难，也缺乏真正的信仰和良好的道德，精神生活或空虚或糜烂，长期处在麻木、堕落、沉沦中。

   直到2022年，中国还有6亿人口月收入不超过1200元。而同时，中国权贵阶层家资都不低于千万。物质还在其次，国民普遍没有尊严、饱受愚弄欺辱，才是最惨痛可悲的。最近三年中国为防治新冠疫情而实行的“清零”政策中，从内陆重镇西安到边境小城东兴，从贫困的河南罗山到发达的东方明珠上海，人民被歧视、殴打、驱赶、囚禁、饿饭……这是21世纪，国人的处境却如封建帝制和殖民地体制下被剥夺权利自由的臣民一般（甚至比许多殖民地都不如）。 

    因此，70多年来的这个窃取了“中华”之名、更非人民所有、也无“共和”之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了包括汉族人民在内全国各族人民的大监狱。

    而中国大陆，有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共统治中国大陆，也极大的影响了世界政治经济的特色与格局。中共与世界各独裁专制国家勾结，并渗透各民主国家及第三世界、对抗欧美主导的自由民主阵营。而朝鲜金家政权之所以能生存至今，中共中国对其的支持可谓是根本性、决定性的。

    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还明里暗里输出以侵害人权、欺压弱势为代价，保障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共的独裁专制和对人权的侵害，极大的阻碍了世界的民主、进步、互信、和平、繁荣。如果没有中共独裁、中国实现民主化，今日的世界早已在整体上结束各种不必要的对立与冲突，实现基于普世价值的一体化。中共对14亿人的宰制，成为了世界走向进一步文明的最大障碍，而中国国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成为它的受害者。

     因此，无论从影响的规模、范围、复杂性，中共政权都远超朝鲜金家政权，对华夏大地和世界文明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中共政权这个踞于亚欧大陆的庞然巨物，相比仅居这个大陆一角的半岛中一半土地的小国朝鲜，显然更加难以撼动和颠覆。仅仅依靠十多亿“人矿”、各种自然资源、中华文明的“老本”，就能让它继续保持生命力、活力、韧性。它也能比朝鲜更加持久的侵害人权、迫害大众，让这个世界最大的“集中营”持续运转。


为什么中国变成了现在这样？中共为何能够取得对中国大陆全境的控制并统治至今？为何美国没能阻止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控制、没能像朝鲜那样直接出兵？国民党集团为何连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都未能保住？

    回溯1945-1949：误判、轻信、“心软”，是让中共掌权中国沉沦的关键
    这要追溯回1945-1949年寻找答案。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沉浸在击败日寇、重新迎来和平的喜悦中；另一方面，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上，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势力，各执一词并激烈冲突，中国前路未卜。而美国和苏联则也积极介入中国局势，试图将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拉入己方阵营。

    但是，当时的各方，无论国民党、第三势力、中国民众、美国方面，都没能预料到中共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低估了中国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

   在当时，国民政府颇为腐败，治下的中国乌烟瘴气、一片脏污，社会死气沉沉，民众怨声载道、第三势力激烈批评，作为盟友的美国也对国府有所嫌弃。而中共给各方的印象，却是淳朴而富有理想主义，朝气蓬勃充满希望。

   于是，各方都对中共颇有好感，而对国民政府/国民党集团很是厌恶。国内各界民众对国府的抗议从不间断，知识分子对政权的批评也十分激烈，美国也拒绝对国民政府进行更多军事和经济援助，坐观国共冲突的成败。

     但当中共统治了中国大陆、垄断了权力，就将投诚的敌人、中立分子、同情中共者、中共内部不够忠诚者，纷纷除掉，即便不死的，也被斗的死去活来。例如镇反运动，就将已投诚甚至“起义”有功的、以国民党人士为主的数十万至更多人处决。这些，当然是在国共争霸中动摇、中立、同情乃至最终选择支持中共者，完全没想到的。尤其那些被处决者，临死之前，有些完全懵了，有些则必然肠子都悔青了。

    1947年的中国东北四平市，国共内战正酣。国军名将陈明仁固守四平，击败了林彪率领的中共军队的围攻。陈明仁看到中共军队在国军阵地前尸横遍野，不禁十分伤悲。他知道中共军队也是为理想而战，而国军同样是为中国的统一与民主，手足相残又是何苦？这也是当时许多国军官兵的想法。相对于在抗日战争中的坚定与勇气，内战中国军士气低迷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不认为内战是必要的，且许多人内心同情敌对的中共，认为中共官兵更有理想和值得尊敬。

    国军普遍是这样的心境，当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态度歼灭中共，甚至明里暗里“放水”。在国共内战中最具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即国民党所称“徐蚌会战”）中，国军司令杜聿明、邱清泉等人基本看穿了当时潜伏在国军中的共谍郭汝瑰拟定的战役计划的用心，如邱清泉就对郭汝瑰说：

   “你今天这个部署就等于当年项羽在垓下的部署，今天陈毅从济南下来，也就等于刘邦当年的情势一样。而今时代变了，战略地势没变，我们现在在九里山，也就是当年项羽失败的地方，这个部署非蹈历史覆辙不可！”

   但是，郭汝瑰并未被逮捕，杜聿明等人甚至最终还采纳了他的战役计划。而淮海战役中，国军虽有兵力、装备、地形等各种优势，但从上到下战心不坚、胜意不决，甚至严重“放水”。而中共则软硬兼施、势在必得。在战役中，中共还给被俘的国军发路费，留下参加解放军还是回家，哪怕回头再参加国军，都听凭自愿。这样一来，许多国军不仅利益上不愿追随国民党方面，情感上也都不好意思再和解放军死硬的打下去了。中共组织的支前民工，很多也是因获得分配土地而真心为解放军推小车送给养。最终，“60万战胜80万”，中共取得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成为国共内战的转折点、决定了国军失败和中共胜利的全局。

   我想，这并不是杜聿明等人的技术性失误，而是他们并没有必须战胜中共的决心，甚至一部分国军将领，在内心深处厌恶自己效忠的腐败的国府、暗暗希望中共胜利。

    而后来的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更是反映了国军从上到下皆无战意、内心希望中共统治中国的心态。这两场战役中双方都伤亡很少，北平直接和平“解放”，即便发生战役处（如天津、江阴）也很快结束战斗。而民国首都南京及武汉、广州、成都等极为重要的城池，国军几乎不战而降。或许当时国军上下都被中共开明进取的形象吸引，不愿违逆“历史潮流”。于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就在各方主动被动的配合下完成了。    

   而工人、农民、学生，更是普遍同情中共，有些加入中共，有些对中共持善意的中立。即便对中共原本没有好感的大城市市民阶层，也并不强烈反共。尤其在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城市市民也越来越厌恶国民党，不少人都期盼中共“改天换地”。中共所说的“民心向背”，在当时一定程度的确是事实。

    中共对于各路人士，也是积极拉拢、好话说尽。不仅对相对中立者各种许诺，对敌对的国民党人士包括高层都伸出诱人的橄榄枝，承诺将建立一个基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联合政府、保障公民各种权利与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进一步让各方倾心中共、支持中共。

     正是在这样的民意下，中共才以弱胜强、意外击败国军、国党、国府，成为统治中国大陆的主人。

     可当它掌握了所有权力，不再受国军威胁和在野力量制约，就迅速翻脸。那些在镇反中即将被处决的国民党人，必然想到当年对中共的好感与同情，简直是鸡怜悯黄鼠狼，瞎了眼蒙了心；在“三大改造”中破产自杀的资本家，也恨自己听信中共宣传，没有及时携款跑路或捐资反共，最终几十年的辛苦尽数丧失，自己也成了十里洋场高楼下的一具具尸体；大饥荒中的农民，许多都当过支前民工、曾经给解放军推过小车，如今却全家即将饿死，逃荒要饭都被包括解放军在内的各种暴力人员打死打残；而曾经为中共获胜颇有功绩的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工人员、起义投诚人员，文革中基本都没有幸免的遭残酷批斗。他们虽然嘴上还仍然说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可起码部分人心底里必然悔恨的要发疯。

   但是，晚了。这时这些人后悔、想反抗，都已无用。连中共内部试图挑战毛泽东权威的人，如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解放军统帅和国家二号人物林彪，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死亡（前两位生前还饱受羞辱），何况那些中共党外的人士呢？虽然也有一些前国民党要员在各种运动中被当成“吉祥物”般得到“保护”，如陈明仁就得以善终，但绝大多数前国民党员、第三势力知识分子、地主和农民，都下场悲惨。

    当1974年已处于弥留之际的陈明仁，回忆惨死于镇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的国军同袍战友们，再回想自己在1947年四平战役中对倒毙战场的中共军人的恻隐，会否觉得自己这种慈悲显然用错对象、悔恨自己没有彻底歼灭林彪所部、守住东北了呢？在文革中被整得尊严扫地的杜聿明，是不是也后悔在淮海决战时没有全身心投入、彻底粉碎中共的攻势呢？而早在镇反中被处决的邓玉麟、夏之时、何海清等数百名曾参加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对汉族和中华民族劳苦功高的国军将领，威风凛凛戎马一生，却死于属宵小之辈的刽子手的枪下，连仔细回忆人生的机会都没有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两千年前兵家先驱的教诲，他们没有铭记，而是被中共的花言巧语和如伪满残余等邪恶势力暂时的蛰伏迷惑，最终导致失败的结局。

    这一切，在于误判，在于轻信，在于心软。如果知道这一切，想必蒋介石必然会在重庆谈判时即扣留毛泽东，或并不扣留但迅速大军出击、击溃尚未得到苏援的中共军队；国军必然会竭尽全力夺取东北，不会在关键时刻接受马歇尔要求而停战；国军诸将领必然会以百分的精力投入到淮海决战，粉碎中共的企图；即便江淮失手，剩余的国军也会死守长江防线，保住中国半壁。如果后来国民党能保有长江以南，起码南中国不会遭遇中共建政后的一系列残酷荼毒，汉文明也得以发扬光大而非受到灭顶之灾。而且如果长江以南皆为自由中国，北方受迫害的各阶层人士也有机会“脱北”投奔自由，南中国也有足够的空间和能力接纳（而不像如今台湾根本无法容纳试图脱陆来台者）。

    又而且，如果自由中国拥有半壁江山，毛泽东恐怕根本不敢发动那一系列运动尤其文革，因为那必定导致人心离散、纷纷投靠南方，南方的“反攻/北伐”也很易成功。自由中国若有那样的面积和人口，及相应的经济体量、军事实力，足以威慑中共统治的北中国。

    但这一切都是幻想。事实是，中共统治了中国大陆，国民党仅仅保住了台澎金马，治下人口迄今也未超过2500万，不足大陆的五十分之一。所以，面对中共在大陆的肆虐荼毒，根本无能为力。

    而误判、轻信、心软的，不仅有国民党及其他国内民众，还有美国。抗战期间，延安表现出了强烈的亲美态度，面对美军考察团，延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展现其开明民主的政治表演，且成功的将许多可谓“不谙世事”的美国左倾青年军官迷惑。《新华日报》还刊登了不少赞誉美国民主的文章，毛泽东还公开声称中共将效仿美式民主。而抗战胜利后，中共也不断表达对美国的好感，以拉拢美国、离间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这让美国军政各界都对中共并不厌恶甚至颇有好感。而国民政府的腐败反而令其厌恶。当时调停国共冲突的马歇尔，甚至还建议美国援助中共方面若干武器装备，拉拢中共和增强中共实力，抑制腐败的国民政府、促进中国民主。虽最终未实行，但可见当时美国一些要人是对中共多么有好感和热情。同时美国方面对国府支持很少，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迟迟不到，还在国共内战的关键时刻掣肘国军。

    美国方面当时普遍希望中国建立一个由国民党、中共、第三势力共同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亲近美国，和美国一同对抗苏联、压制日本。所以，他努力在国共中间调停。即便调停失败，美国也并不认为中共能夺取全国。而后来中共取得明显优势、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时，美国仍然认为即便中共控制中国全境，也可能在美苏争霸中中立，所以仍然没有有力干预。

   直到毛泽东一纸《别了，司徒雷登》，才让美国如梦初醒，看到了毛泽东和中共对美国的真实态度。而几个月后，朝鲜金日成政权在中共支持下发动南侵，更让美国如当头棒喝。这时的美国，才决定保住已退往台湾的国民政府，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虽然亡羊补牢，但相对大局为时已晚。随着朝鲜战争以战平停战而结束，以及中共通过“一边倒”政策获得苏联大量援助，及对内一系列残酷镇压，中共在50年代中期即取得了对中国大陆的稳定控制，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在这七十多年中，除了少数时期因为对抗苏联需要，有过短暂的中美“蜜月期”，大多数时候中共治下的中国都与美国呈对立姿态。且即便是中美相对友好时期，也只是在对抗苏联等部分外交领域有利益重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意识形态、社会模式，都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与难以调和的矛盾。

   而且，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携经济高速发展的东风，逐渐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其综合国力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都仅次于美国，并且起码在部分领域可与美国分庭抗礼。而在历经三波（如算是“阿拉伯之春”，则已有四波）民主化浪潮、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实现民主或部分民主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土面积第三、综合国力第二的超级大国，仍然是高度专制、公民严重缺乏权利自由、对外相对封闭和自成一体的保守顽固极权国家。

   而且，中共中国也早已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模式（哪怕是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蜕变为一个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实际“核心价值观”主导的残忍顽固政权，对无权无势者、贫困者、女性、残疾人、老年人、LGBT群体及其他弱势者残酷剥削欺凌，是弱势群体的地狱。

    它还与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结成同盟或准同盟，组成专制独裁阵营，与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阵营相对抗，并向更多发展中国家输出以专制威权、侵害人权、压制弱势为特征的“中国模式”。

    如今的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几个专制堡垒之一，也是世界走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14亿人口成为它的工具、耗材、人质，9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其制造、储备、运用、输出丑恶的平台。而70多年的统治，让它越发纯熟的在国际舞台生存和活跃。它的体量让欧美无论软硬方式都难以演变，它的进化让其越来越难以被制约，让世界笼罩在持久不安和被其荼毒的危险下。

    而这一切，原本可以在1945-1949年就将之扼杀于萌芽，或起码限缩住它。那样，如今的中国和世界必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且无论怎样都会比中共统治中国要好出许多。但美国方面的犹豫不决，对中共的极大误判，让整个世界都长久的笼罩在中共极权的阴影下，未来人类的生存与命运也因之面临危机。美国虽然后悔万分，将中共掌权前对其的判断和态度视为美国20世纪最大的战略误判，可已于事无补。

     我想到刘慈欣的《三体》中，走出“大低谷”时期、物质极大丰富且有尊严生活的地球人，变得善良、温和，对敌人“三体人”也由过去的敌对变得相对宽容。饱暖生良心的地球人觉得，“三体人”生存处境恶劣，历经艰辛追求适宜生存的空间，颇为不易、值得同情和敬佩。即便“三体人”第二次入侵一度成功，许多地球人也并不在意，认为并不会把自己在内地球人怎么样。而“三体人”就利用了地球人的善良，欺骗后者、得寸进尺，并两度将地球人逼到绝境、死亡无数、被迫要“人吃人”，并最终导致了地球的毁灭、人类几乎完全的灭绝。

     而中共控制中国的过程，尤其1945-1949年的政治表演及建国后的转变，与“三体人”入侵地球的方式和行为多么相似？中国各路人士及美国方面对中共的认识和受骗，又多么像面对“三体人”时的地球人？1948年的中国各界各阶层各身份者，尤其知识分子和农民，怎么也不会料到十几年后的他们，会陷入大饥荒和“人相食”的地狱之中。

   中共建政前，包括国民党人士和美国友人在内各路人士，还对中共革命者们充满同情理解，暗暗希望他们获胜。有的“国际友人”如埃德加·斯诺，更是写了《西行漫记》这部颇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著作，动情歌颂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官兵。连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关键时期，都表露不愿再同胞相残、放弃与中共在大陆长期厮杀的打算。

    当时的人们，都觉得既然中共如此有理想和牺牲，那就让他们胜利、当权好了。既然国民党腐败无能，那就换中共让他们试一试吧。虽然如宋美龄等人曾怀疑中共当权后是否能坚持初心，认为中共“还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但也不认为中共当权后会毁灭国家和人民，最多可能只是腐败。

   后来发生的一切，谁又能预料呢？

   如果知道，国军官兵必然全力剿共，市民农民捐物推车的对象也会变成国府国军，青年学生也会声讨中共而非围攻国府，知识分子也不再会重批国民党而美化中共。即便国府国党国军再腐败，也比中共后来所作所为强太多。

    虽然这可能导致国共内战时间延长、反复拉锯，就像朝鲜半岛那样，但短期的“长痛”远胜过短期“短痛”后的长期“长痛”。即便1945年后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拉锯超过十年，双方死亡超过千万，许多城乡成为焦土瓦砾，国共也像半岛那样各占大陆半壁无人胜利，那中华民族的命运也会比后来几十年及如今要好上太多。

     但他们都被骗了，都选择错了。从此，中国的命运、世界的格局，都被深深的改变了。

      显而易见地，中共这个庞然大物，比朝鲜金家政权对其统治的民族和整个世界，有着更大、更深、更具持续性的危害。汉民族/中华民族在它的治下，几乎完全的沉沦，并被世界敌视和孤立。而它也在利用、挪用、滥用汉民族的土地、人力、文化、历史资源，用以自肥、压迫人民、毒化世界。

    虽然，由于改革开放、经济社会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中国要比朝鲜好的多；但它控制中国大陆全域和十多亿人口的庞大体量，及改开后物质繁荣政治专制的“中国模式”，不仅台湾无法抗衡、世界都对其难以颠覆的现状，对汉民族和世界而言，都比半岛上的朝韩民族整体状况要恶劣的多，更与不断反思历史、清除积弊的韩国有天渊之隔。（中共之所以长期存在、在国际上难以撼动，很大程度就是因其巨大的经济体量。各民主自由国家的围堵、国际制裁，不仅能够让朝鲜金家政权难以对外形成威胁，还能让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垮台，很大程度皆是由于其体量很小，对中共这样的庞然大物，则难以通过制裁和封堵而使其垮台。相反。其巨大的体量、与其合作发展可带来的丰厚利润，让各国皆与中共勾兑，中共也越发强大茁壮）

    讽刺的是，1945-1980年代大量屠杀左翼人士、镇压自由民主力量、维护独裁、腐败肮脏的韩国国军，无论主观还是客观上，却成为了捍卫当时韩国有限自由、保障后来韩国实现充分繁荣和高度自由民主的中坚力量。韩国国军许多反人权甚至反人类行为，某种程度反而有效的遏制了北部的极权力量及共产专制势力的入侵和渗透。韩国国军如铁壁铜墙般护卫了三八线以南的半岛、数千万国民。没有他们的存在及这些行为，三八线以南也会沦为金家王朝的统治区，与中共中国治下的大陆一样没有了自由区域，完全成为独裁者予取予求的殖民地，整个民族也将像汉族一样被利用、消耗、互害，走向堕落。

    民国和中共执政初期的政治人物、报人储安平，就曾经说过：“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的民主是‘多’和‘少’的关系；共产党统治下则是‘有’和‘无’的问题”。混合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右翼军政府，虽然肮脏腐败暴力，但是治下仍然有一定自由空间和民主因子，并有一定的反抗周旋空间；自称左翼的列宁斯大林式红色极权，在掌权之前和初期往往颇为廉洁自律、淳朴正义，但却垄断了一切权力、剥夺了一切自由，且大权在握后就翻脸作恶，国民只能任政权宰割无力反抗。

    而且，中共借助了国民政府下有限的言论/新闻/结社自由、工农和学生的广泛参与、知识分子的支持，以及各方的误判和“心软”，夺取了政权。而其夺权后，则最为提防其他力量以同样方式颠覆其政权，所以它反而最为打压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禁制工农运动和学运，迫害独立知识分子，以及不择手段的镇压，而不会动恻隐之心以免被大众“钻空子”推翻。而中共的这些行径，也反映了其前后翻转、满嘴谎言、双重标准、残忍酷虐的极度丑恶的本质。

    当年的人们被崇高的理想吸引、被半真半伪的淳朴所骗，后来则悔之莫及了。大多数国人根本没有看清楚、想明白中共究竟是怎样的势力，其组成者都有哪些人、都经历过什么、道德水准和做事手段是怎样的、怀着何种目的、将制造什么行径。各方“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于是被中共成功的欺骗、利用、宰割，持续七十多年且没有终止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