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一加一等于二”，多么无可置疑的结论。而“牛顿三大定律”，则是物理版的、略复杂的“一加一等于二”。而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无神论与宗教问题……也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变体，因为都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大厦之上，与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的推演过程使用的是相同的逻辑。可总是有人或出于愚昧，或出于私利，或出于逆反，或出于破坏，或出于偏狭……拒绝承认这些与“一加一等于二”一样清晰、与“牛顿三大定律”一样坚实的事实与结论。

    人类从蒙昧野蛮的远古和古代，到相对文明开化的近现代，所依凭的进步之阶，无外乎“民主（Democracy)”和“科学（Science）”。中国长期是无神论（或者说淡化鬼神）的世俗主义国度，在20世纪开幕不久更是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积极进取。只是，经历抗战与内战的涂炭，毛时代的极权与反智，改革开放至今的功利与浮躁，不仅让“德先生”远离中国，“赛先生”也在华夏命运多舛。虽然当今的中国仍然崇尚科学，但是更多是作为一种实用工具，而非指导人合理对待万事万物、知人论世的精神信条。

    就像中国一些名校的理工学者、理工科学生，即便精通专业知识尤其长于数理运算，但未必有真正的科学素养（更遑论科学精神）。他们对科学往往是“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更差一些的“知其然”都未必），许多中国当代“科学家”其实更像是“技术员（此处无意贬低技术员这一身份，仅仅是为说明中国当代科学家缺乏作为科学家应有的品质、素养）”。这从一些高知精英在略超出专业范围的言论荒诞不经、被邪教分子或江湖骗子轻易欺骗，就能窥之一二。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则普遍是“多愁善感”的“文青”，常常沉浸于非实用的文艺生活（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感性大于理性，志未必大但才普遍疏，缺乏例如量化认识、对比分析、统筹兼顾的能力。中国的人文社科界，“人文”早已在数十年中毁掉大半，而更令人痛心的是“社科”几乎是零。或者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也与自然科学一样，变成短视和实用的工具，而不是襟怀家国俯仰天下、将知识孕于道德滋润中、将专业立于责任基础上的真正“人文社科”。

    而自然科学领域亦是如此。我强调科学与理性，显然不是主张人变成没有情感、只有成败功利的物化机器。相反，科学理性必须用来造福而非戕害人民，科学也不应该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圣雄甘地所批判的“世界的七大错”中，“无人格的学识”、“无人性的科学”，都是对科学工具化、功利化、暴力化的鞭挞。而启蒙先贤梁启超在目睹各种新式兵器纷纷投入“杀人竞赛”的惨烈的欧战后，也感叹惟科学主义的悲剧。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要科学，相反我们要更加深刻、完整的探寻和掌握科学，舍避其害而留用其利。如本来作为军方战争用途的计算机的研发，在和平年代为民用电脑的出现与普及起到开拓作用；针对崎岖山河酿成的山洪水灾，通过精密测算和大胆建设实现“高峡出平湖”，让滚滚江流化作电能照亮千家万户；面对当代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发展革新，我们也要遏制其对隐私的侵害、对极权的助力，着力令其发挥便利沟通的作用。若要将技术之患害转为科学之增益，显然需要制度的构建、法律的约束、教育的导向，以及每个人尤其知识分子保有良知与道义。

    回到开篇提到的争议。那位记者朋友认为的社会需要多种声音、政治要有多元制衡，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言论应有边界，政治更需底线。不仅对于例如鼓吹如种族灭绝之类反人类言论要禁制，还要遏制各种假新闻、谣言与阴谋论的播散。立场可以有不同，但都应基于事实，而不能信口开河编织谎言。而对于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则需要更多约束和限制。尤其作为主流政治派别，即便不是极为推崇科学，但起码不能反科学，不能在攸关国家安危、人民生命、世界命运的问题上采取反智反理性立场，那将导致无数的人无谓的死去、世界被拉入深渊。

    从特朗普、彭斯、蓬佩奥等行政领袖，到麦康奈尔、卢比奥、科鲁兹等国会要人，再到托马斯、阿利托等大法官，美国右翼至极右翼保守势力在新冠的防治（尤其疫苗接种问题）、环境污染与治理、气候变化议题等诸多涉及科学和专业性问题上的反智立场和举动，已经造成许多人因之患病、受灾和死亡，并将继续造成极大的灾祸。作为全球最强大最先进国家的政要，其科学素养和对待疾病和灾害的态度，在21世纪的政治人物中只有声称有“托梦秘方”治疗艾滋病的冈比亚前总统贾梅可堪相比。他们确实代表了某些美国人的利益，但是是狭隘的无德的利益。他们的存在没有促使不同价值观的美国人互相对照反思，却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美国之所以没有（或者说暂时没有）被这些既愚蠢又败坏的反智保守派分子毁掉，恰恰在于政界、科学界、文教界进步人士对这些恶劣且疯狂行径的全力阻遏。但即便如此也已酿成极大损害。这样的政治人物和势力，一百年前就不该再出现在美国政治舞台，但如今却成为美国执政者/掌握法柄者，这是世界自二战以来最大的灾殃。（我在这文中提及很多次阴谋论者是右翼，并不是说只有右翼才反智和相信阴谋论，左翼也有许多反智主义者，1960-1970年代的美国左翼运动就包含很强的反智成分（当年左翼分子不仅反越战、反资本主义、反体制，同样也在蔑视和解构科学理性构建的权威。更根本上说，当年各国的左翼运动大多数本身就建立在非理性之上）。反智与否与意识形态的左右关系不大，而与是否为建制派有重大相关。一般来说，在最近数十年，建制派都偏向科学理性，反建制者反智主义者较多）

    而中国毛泽东时代及改革开放至今一些特殊时期，反智与伪科学大行其道。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不顾经济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局限，鼓吹“土法炼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导致工农业崩溃、大饥荒、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文革时将各项现代科学理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大加批判，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被扣上“资产阶级右派/白专/特务/反革命”帽子残酷批斗，国家科学建设和现代化进程除个别领域和个别项目外几乎完全停滞，清末民国至共和国建国初年原有的科技成果也被破坏；1980-1990年代以“气功热”为代表的“人体特异功能”热潮，众多老干部、知识分子（如诗人海子（查海生））甚至一些科学界人士（最典型即钱学森）都卷入其中，连“国防科工委”这样必须尊奉科学理性的机构都大肆研究“特异功能”、“人体科学（非真正科学而是伪科学）”，严重影响国民生产生活和冲击社会秩序，多少人被蒙骗而失财误治、家破人亡；从毛至今一些领导人对传统医学不加检验和扬弃的接受推广，也影响了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损害人民的知情权与健康权；“前三十年”尤其文革时期国人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及各种具体表现，更是反智与迷信的巅峰。最近两年中国实行高强度且长期的封城隔离措施以图防治新冠病毒，同样是既反科学又不人道的错缪行为，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人民也遭受了极大痛苦，如不改弦更张而是继续高强度管控，必定会以彻底失败告终。

    建国数十年来，从国家领导人到社会上层精英再到平民大众，多次的、长期的陷入非理性的癫狂，为达到一些不切实际或难以一蹴而就的目标，无视客观规律、不顾复杂现实，用政治运动等非常规方式推进政策，往往事十功一、虎头蛇尾，甚至鸡飞蛋打、全盘皆输，国家和人民屡次蒙受极为惨重的损失。这些“非科学”行为累计造成的损失，从生命价值、社会进步、经济得失等方面衡量，已经超越了“非民主”在这几十年里导致的损害。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吸取教训吗？难道应该容忍这种反事实、反科学、反理性、反人道、反正义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存在和掌权吗？

    “一加一等于二”，与作为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及万事万物间的联系，都需要我们认识、承认、运用，而非无道理的质疑、无依据的否定、无责任的舍弃。我们要从抽象到具象、从理论到实际，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及与之蕴含的科学理性的人文精神，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加以运用，以造福人类，让祖国和世界人民都得到幸福与安宁。

                                                             王庆民

                                                        2022年7月25日

                                                     共和历230年热月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