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论问题
    在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的争议中，都普遍存在相关阴谋论的流行。而阴谋论的信奉者，非常大比例即为宗教信徒（主要为各宗教的保守派信徒，如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基督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等）。所以前面四个领域的议题，均衍生出了“阴谋论”这个共同涉及的问题。

    所谓“阴谋论”，即缺乏逻辑的怀疑、没有根据的假说，往往假想某个势力试图利用某个议题/某种工具试图达成某种邪恶的目的。前述的转基因问题中就提到，一些中国的阴谋论者将转基因技术视为欧美试图控制中国农业、残害中国儿童的手段；而气候变化问题上，更是有许多阴谋论派别，例如前述中国阴谋论者认为气候问题是欧美压制中国发展的工具，欧美阴谋论者则反之，认为气候问题是中国阻碍欧美人民过幸福生活的说辞。还有许多阴谋论者将气候问题视为“大骗局”，因为气候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所以他们将之是“深层政府”试图控制全人类的借口；在疫苗问题上，疫苗阴谋论者往往认为强制接种疫苗是欧美国家/“深层政府”试图让人类感染病毒、绝育、改变基因的手段。除了这些议题，还有例如中医问题、进化论问题、艾滋病问题、阿波罗登月事件、911袭击事件……也不乏各种阴谋论式的解读，例如声称“阿波罗登月”是“伪造”、“911事件”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等。

    阴谋论产生的原因很多，简单化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知识和逻辑的匮乏，这是制造和相信阴谋论的基础；2.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且缺乏互信，让编排涉及“敌方”且阴暗耸动的阴谋论容易得到追捧；3.特殊的信仰和固定封闭的生活圈子，让阴谋论得到信仰的“加持”和圈子内的“巩固”。

    在这三方面影响下，阴谋论者可以对“一加一等于三”笃信不疑，并且将主张“一加一等于二”的都打成试图谋害他们的“深层政府”之类势力。例如美国的阴谋论者不仅敢于声称“阿波罗登月是伪造”、“911是自导自演”，连更加贴近生活实际、导致28人死亡（包括20名儿童）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他们也公然声称是“民主党和左派为控枪而自导自演”。而且这些阴谋论者大多并不是假装相信阴谋论，而是真的相信。一些狂热的阴谋论者还骚扰枪击案受害家庭，指责这些死难者家属是“撒谎者”等。还有在非洲流行的“艾滋病否定主义”阴谋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HIV病毒并不存在或是一种无害物，不会导致艾滋病。这种说法早已被医学研究推翻，但仍然广泛流传，严重影响了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

     这些阴谋论在接受过科学教育、通识教育的人看来荒诞不经，甚至都不值一驳。但现实却是，这类阴谋论大行其道，在世界各国都有大量拥趸。而发达国家中，宣扬阴谋论的气氛最浓、阴谋论信奉者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当然是美国。2016年特朗普凭借满嘴谎言打造的“后真相时代”，戏剧性的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就是阴谋论者一次巨大的胜利。诸如“希拉里性侵儿童”、“民主党人试图在美国建立共产极权”之类谣言，对民主党选情影响极坏，哪怕这类阴谋论非常荒诞。

    而这些阴谋论的制造和散播，普遍和美国基督教保守派势力密切相关。基督教势力自中世纪就是扼杀科学和理性的“中坚”，如哥白尼、伽利略被迫害，布鲁诺、塞尔维特、达斯科利被处死，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历史证言。而他们诋毁“阿波罗登月”，也是在面对人类理性缔造的伟大后恐慌的挣扎。如今他们诋毁代表进步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民主党人，在气候变化、疫苗接种等问题上倒行逆施，同样是出于维护其反智主义及宗教狭隘利益的目的。为此，他们不惜公然否定如同“一加一等于二”这般无可置疑的公理铁律，在白宫、国会讲坛、最高法院肆无忌惮的播散谎言、颁布反智的政策法条。

    不过，这些保守派一方面阻挠科学理性的进步议程，另一方面却享受着科学理性的成果。特朗普、彭斯、蓬佩奥等共和党政治人物一边非难科学界对于气候问题、疫苗问题上的铮言，一边乘坐科学理性的典型成果飞机前往全美和世界各地；共和党保守派国会议员们用来通话的手机和电话，哪怕少一道核心工序就无法正常通话；六位保守派大法官工作的最高法院大楼，哪怕建筑和维护时有部分流程未严谨的按照按物理学建筑学标准要求，包括极端反智的托马斯大法官、认为阴谋论属于“言论自由”且反对“政治正确”的阿利托大法官在内的最高法院成员都会死于大楼坍塌。这些身居高位的保守派精英们，并不拒绝为自身提供安全和便利的科学理性，却对关系到全美国乃至全人类利益的科学理性横加阻挠、对如“一加一等于二”般由科学推理和实证研究后板上钉钉的事实拒绝承认。这些穿着法袍和西装的美国权贵精英，借用科学理性的工具行反智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之实，与使用AK47和丰田皮卡对抗现代文明的“塔利班”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形神皆似，让人觉得滑稽而讽刺。

    还有一处令人感到讽刺的对比。如今这些保守派的“心灵祖辈（姑且如此称呼）”，当年是端坐教堂和高踞庙堂抵制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认为人类科技发展与资源开发会破坏自然环境与传统秩序。这其实有一定道理，现在环境被工业化破坏的现实，也印证了当年他们的担忧。但没有工业革命，人类就不会有如今这样安适便捷的生活，普惠的教育医疗都很难存在，仅仅人均寿命就会比现在短几十岁，没有油电车船和空调暖气的日子大多数人也都难以忍受。因此工业革命当然还是利远大于弊。问题在于，当工业革命持续了数百年，让人类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但同时又引发种种环境问题后，当年反工业革命的保守派的继承者们，口口声声要尊奉和践行“心灵祖辈”们的思想和意志，却又阻止他人保护环境、避免气候灾难的努力，成了工业革命既成事实的维护者、现代化既得利益的拥护者，等于是否定了保守派祖辈们保护环境、抵制工业化的具体主张。不过，如果从其思想动机的本质上看，现在的保守派与他们的“心灵祖辈”的确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保守”者，固守现实、墨守成规，也总与时代应行的方向相悖。

    在美国，各种阴谋论的制造和散播，被保守派冠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加以保护。一些保守派人士承认这些阴谋论荒诞不经，但认为不应该由政府定义何为真何为假，且即便对虚假信息，人们也有传播自由。进步派推动的所有试图禁制谣言的政策法律，都被保守派以“言论自由”这一挡箭牌阻回。而其实，言论自由显然是有边界的，毫无根据或明显与现实常识相悖的消息和观点，有百害而无一利。相对于立法打击各种“假新闻”的欧洲各国，在保守派以“言论自由”为挡箭牌阻挠类似法律出台的美国，将继续长期遭受阴谋论的荼毒。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要将“阴谋论”和有理有据的怀疑与论点区分开来。例如“犹太人控制美国和主宰世界”是阴谋论，但犹太人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经济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犹太人母国以色列在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及国际关系领域有重要影响，则是有充分证据支撑的事实。同理，认为有一个暗中决策一切、操控全人类的“深层政府”，是阴谋论说法，但各国权贵精英阶层对平民大众的压迫剥削、相互合作或勾结、对人类发展方向有决定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未必是坏的甚至一些时候是好的），则是现阶段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

    还有一些指控因看似荒诞、一度缺乏证据，曾经被视为阴谋论，但后来有各种证据证实指控为真，典型例子就是“朝鲜（官方）绑架日本人事件”。正常情况下，很少有人会相信一国政府在没有强烈利益动机情况下，会去绑架他国没有特殊身份和价值的平民，可现实就是发生了。但这种是特例，大多数情况下阴谋论都是被明确证伪的。

    在中国，阴谋论的影响似乎没有美国那样严重，但在转基因、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阴谋论思维，也阻碍了中国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有害于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和防治。在中医问题上的阴谋论，则颇具破坏力，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病急乱投医的民众，也不利于中国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在疫苗问题上的态度，也让不少中国家长在孩子是否接种疫苗问题上犹豫不决，有害于儿童健康。而在其他许多议题包括时事热点和政治领域的阴谋论，当然也不利于人们接近真相、去伪存真，而是让人们尤其缺乏分辨能力的弱势群体陷入谎言与迷信的深渊。

    相对于受宗教影响更大的美国阴谋论者，中国阴谋论者主要是出于对政府及上层社会的不信任。这甚至可以得到某种程度“同情之理解（但不认可）”的。中国的平民百姓在和党和政府、公检法、医院、学校等各种机构打交道中，不知被或粗暴或精巧的坑了多少次。党和政府的各种政策、法律也不知被“上位者”们选择性的使用了多少回。统治阶层经常将损人利己的丑恶目的，包装在听起来颇有道理的言语中，利用看似正当的理由巧取豪夺。而略有知识和话语权的知识阶层，大多数人也是将知识用来颠倒黑白、文过饰非。多少冠冕堂皇都是道貌岸然，各种凛然大词皆为图谋私利。人民尤其缺乏文化教育的底层不断的被欺骗、耍弄，时间久了经历多了，自然觉得选择相信国家和“上位者”才“傻”，也丧失了对有头有脸的“读书人”的信任。因此，即便某些议题上官方的宣讲真的是正确的，人们也不愿意相信了，也无心无力去分辨是非曲直了。

    有时，他们相信阴谋论也是一种无奈，是绝望下的必然反应。例如面对现代化医疗机构动辄万元计的诊疗费用、一次大手术和两周ICU让半生积蓄荡尽的残酷现实，贫困而愚昧的弱势民众只能选择中医中药“姑且一试”。而面对“中国人吃肉导致亚马逊冒烟、加剧气候变暖”的指责，对统治阶层巧取豪夺敢怒不敢言、每天辛苦劳作后就指望着饱餐几顿的中国平民，可是有了发泄愤怒的出口，将谩骂要求中国承担减排责任的人士，当成捍卫吃肉权利的神圣行动（和文革中红卫兵自觉正义的批斗知识分子“卖国”、更早的义和团团民破坏铁路、打砸西式学堂等行为，异曲同工）。

    对于很多长年累月生活在痛苦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在极度痛苦、惊恐、绝望中，就容易接受阴谋论、信仰宗教或邪教、相信一些常理推断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面对死亡或极大痛苦时，他们的恐惧感和绝望感才能减轻（甚至消失），心灵才得以慰藉。中国古代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中，起义者舍生忘死，也和宗教的慰藉与激励颇有关系。从古到今各种宗教“圣战者”，都是用类似方式蛊惑贫苦大众。装备简陋、毫无重型火力和制空权的塔利班，历经二十年击败全副武装、被美国大力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同样是“信仰的力量”让一个个“塔利卜（原教旨神学学生）”如此坚韧、不怕失败和死亡。他们冷静时也知道有“七十二个处女”和美酒果肉的“天堂”大抵并不存在，但极端贫穷和绝望、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就姑且一信吧。

    不仅许多饱受欺凌伤害的底层如此，秦皇汉武也不例外。秦始皇和汉武帝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但面对衰老和病痛的侵袭，对死亡的恐惧，仍然一度选择相信世上有“长生药”并为此不惜血本的搜寻。即便到了近现代，俾斯麦、毛泽东这样威风赫赫的人物死前也显示出其恐惧与虚弱（据说俾斯麦死前不断发出呓语；毛泽东临终遗言是“我很难受，叫医生来”）。当然，也有如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临死时想的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和性命，而是“和平、奋斗、救中国”。不过，大多数人在痛苦与绝望（尤其面临死亡）时，除了已麻木者，普遍都会陷入迷信和偏狭中，成为阴谋论和种种谣言的笃信者，以使心灵拴在那虚幻的“救魂稻草”上。

    还有一些国人，则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获得正常的通识教育、无法拥有基本科学素养，又生活在恶劣和痛苦的环境，所以对知识、逻辑、科学、理性充满着仇恨与排斥。这类人就以清末的义和团、文革中的红卫兵为典型代表。到了现代社会，这样的人无法像清末和文革那样在现实中兴风作浪、对坚持真理与常识者上演“全武行”，于是就在互联网上发表反智言论、推崇阴谋论，攻击诋毁宣扬科学、持守理性的正直之士。

    而且，一些国人还在这些议题中寻找到了“逆反”的快感，例如谩骂支持转基因的科普人士、抵制“碳中和”的具体措施并攻击要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公知”、将拒绝强制接种疫苗当成反抗政府压迫的手段等。他们大多数时候很难也不敢直接攻击压迫和欺骗他们的国家机器、权贵阶层，但对敢于与他们“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则不吝疯狂侮辱谩骂。更讽刺的是，这些“逆反”者还经常将“科学”、“逻辑”、“常识”挂在口头，反而攻击坚持科学理性者“不尊重科学”、没有常识”，试图把水搅浑、模糊科学迷信、理性与虚幻，既无耻又可笑。当然，这些“抵制”和“逆反”，最终反噬和伤害最大的还是这些愚昧又可怜的人民大众。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相对于美国人文和理工知识精英均普遍鄙夷阴谋论、崇尚科学理性的价值选择，中国却有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知识精英笃信阴谋论及各种谣言和诽谤，起码对这些阴谋论及谣言诽谤半信半疑、没有全部的、彻底的否定。例如2016年至今中国知识界普遍拥戴特朗普及其右翼至极右翼宗教反智保守集团及其政权，并对该集团的各种谣言和阴谋论深信不疑或起码不加否定，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外，在各种国内外议题中，也时常可以暴露其知识的差劣、科学素养的低下。不仅自然科学知识不足，人文社科知识也极为有限、充满各种谬误。

       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将极端务实、手段肮脏的里根政权的外交行为称为“理想主义外交”，还称赞类似的小布什政权及其对伊拉克的入侵（萨达姆政权肮脏但尚未达到需推翻的地步，按专制严酷程度沙特显然胜于伊拉克，按屠杀弱势派别民众那叙利亚和苏丹也更糟）。刘晓波生前还赞誉普京政权，将之作为反共的标杆加以赞扬，与如今欧美极右民族宗教保守分子立场不谋而合。刘的其他各种知识错缪和价值观错位可以在其文章及言论中找到许多；

  “文坛新秀”作家蒋方舟，将大陆与台湾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简称服贸协定）》称为“服装贸易协定”，说明她完全不了解协议的内容和性质。除了这件事，她在各种访谈中的发言也能暴露出其知识的浅陋；

   著名异见人士、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在抵美不久后就投入基督教保守派怀抱，经常在推特等处转发对奥巴马、拜登及其他民主党人无根据的诽谤言论，以及涉及少数族裔/性少数/政治正确问题的各种谣言。他当年在山东的抗争非常值得称赞，后来与一些美国民主党人的恩怨也可以商榷，但不断转发甚至直接发表大量谣言和阴谋论，还有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侮辱性言论，显然与其作为知名维权者的身份不相称；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如女作家李静睿）将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比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左倾）、从未明确反对共产主义、主要是反对极权主义的乔治·奥威尔，包装成反共的右翼自由主义者。他/她们无意或有意的篡改和利用奥威尔的本心，达成其意识形态价值和利益目的，令人厌恶；

  中国自由派学者荣剑对话美国知华派学者黎安友时，谈到特朗普的褒贬，不顾基本是非而声称“基于美国政党政治，难以（对特朗普）形成客观公正的立场”、“（贬低特朗普经济成就的说法）太党派化了”，还对特朗普执政集团的“狗哨政治”伎俩懵然不知，对其玩弄诈术营造的“政绩”啧啧赞叹。而与他对话的黎安友则价值观正派、识见明晰，两厢对比，荣剑知识不足和价值观错位更明显。作为中美高层学者对话的中方代表，荣剑足以代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相关问题的立场态度……

   还有余杰、郭于华、萧瀚、刘军宁等人，更是不明是非乃至故意颠倒黑白，反智反进步反科学反人权之烈，在部分问题上中共都难以企及。（当然他们也在反专制反极权方面有些贡献，但是根本上只是两丘之貉罢了）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他们连“老本行”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都严重匮乏，更难以指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有多少见识。这固然和他们长期生活在缺乏正常科学和通识教育的中国，又经历文革等教育缺失阶段有关，但到了21世纪他们还如此无知、不思进取，令人叹息。

        而中美乃至全世界阴谋论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是科学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匮乏，尤其逻辑思维培育的不足。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能取得其他任何动物都难以企及的成就，构建了灿烂的文明，正是在于人普遍拥有相对抽象、长远、深刻的思维能力，而非仅仅看到某个肤浅的表层现象。这就像人不仅懂得一加一等于二，还在“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数学基石上构建起繁密庞杂的数学大厦。虽然在最近一百多年尤其二战后，普惠性的基础教育在世界铺开，但质量良莠不齐，世界上大多数民众的科学素养和对常识通识的掌握仍然十分不足。而中国和美国分别由于政治原因和宗教原因，政权有意阻挠或淡化通识教育、科学教育、逻辑思维的培育，导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没有起码的公民素养，不能正确认识事物、无法有效判断是非，殊堪痛心。

    想要拒斥阴谋论的播散，让人们成为信奉科学理性的现代公民，需要多管齐下。在教育领域，科学教育与通识教育必不可少。其实，我们在科学与通识教育中，并不需要多么人为人工的构建科学与理性的思维，而是要人们在显而易见的客观存在中寻找其蕴含的本质与规律。这就像从“一加一等于二”建构起的数学大厦、“牛顿三大定律”为基石的复杂物理学，并不是人们凭空想象而出，反而是对人日常所见所知的总结与归纳，当然还有总结归纳后的提炼升华。科学与通识教育的普及，并不能让所有公民都拥有科学知识与逻辑思维，但起码应让包括掌握重要权力与话语权的精英在内大多数人拥有相应的知识与能力，而非像如今这样让反智者大量跻身于世界第一强国的执权柄者、世界第二强国的知识精英之中。

    在教育中，应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知识，循循善诱的开启民智，而非填鸭和强迫，这样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接受科学知识，发自内心的信奉理性主义。现在的人们之所以对许多内容正确的教育宣传非常抵触，往往在于宣教者使用粗暴的方式强迫人们接受。这当然容易导致逆反。如果强行灌输、要人们将科学理性当成“神明”一般不加思考的信奉，那这种“科学理性信仰”也只是另一种内容形式的、披着科学外衣的宗教迷信罢了。而且，当一个人并不真正明白事情的所以然，也就很难去正确的、恰如其分的对待和运用它，更不可能真诚热心的对其支持或反对。如前所述，科学理性蕴于一切客观事物和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为编造，我们要做的只是将之从具象中析出和升华，而非过犹不及的拔高和美化，也不应将科学理论变成教条化的“科学八股”。科学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教育宣导中对阴谋论和各种谣言的批判，要立足事实、生动形象、接地气，让人们心悦诚服。这样，人们也能够纯熟运用科学知识，以理性思维恰当的对待各种事物。

    公共传媒机构/主流媒体应负起更大责任，作为反击阴谋论、传播科学知识与常识的基地与传声筒。其实，最近十几年来，起码发达国家的传媒一直在发挥这样的作用，将“辟谣”和“事实核查”作为仅次于揭露社会黑暗面的重要程度予以重视，在气候变化、疫苗、涉“政治正确”争议等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正是由此，这些传媒机构/主流媒体也被阴谋论者打成“深层政府”/进步派工具的一部分，予以谩骂诋毁，鼓吹人们不要相信主流媒体的“谣言”，甚至故意站在主流媒体的观点的相反一面，行如文革中之“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一般的反智荒谬行径。

    在这样的环境下，主流媒体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很难说服那些被阴谋论和各种谣言洗脑的人。但传媒界还是要尽到责任，多进行对话沟通，最大限度弘扬科学理性、对抗危害人类命运的阴谋论传播。除了主流媒体，各种名人学者也应该通过自媒体壮大科学理性的声音，让真相的来源更加多元，更能取信于人。

    而无论是人文社科界还是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成为反阴谋论、持守科学理性的中坚力量。如前所述，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做到了，但中国知识分子却不仅没能成为反阴谋论和弘扬科学理性的旗手，反而是散播阴谋论、抵制科学理性的帮凶。他们不仅没能启蒙大众追寻科学理性，却成了各色迷信邪说的拥趸。美国的知识分子要加油，中国的知识分子则要转变。

    此外，除了那些有明确立场的知识分子，中国还有大量沉默的、拒绝对转基因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疫苗问题、中医问题、无神论与宗教问题及相关阴谋论表明态度的学者名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之所以沉默，是由于政治环境、舆论压力、学识水平、个人及所属势力利益等许多因素，他们选择沉默似乎情有可原。但如果从这些议题的重要程度看，这些沉默者显然成为传播阴谋论、制造谣言、扭曲事实者的帮凶，所谓“乡愿”也。很多时候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且往往意味着对谬误与邪恶的纵容、对真相与正义的冷漠。这些人没有直接撒谎和传播阴谋论，但是其沉默助长了“大盗”们的谎言，这些“乡愿”和“大盗”心照不宣的合谋，对于国计民生乃至人类存亡是极大的危害。

    对于拒绝沉默的呼吁，中国自由派早有相关回应。他们在遇到不便表态或内心倾向于错误立场者一边的情况时，普遍以“反对‘逼人表态’的‘文革行径’”等理由为沉默辩护。这是完全错误的类比。面对极权噤若寒蝉、面对真相不敢诉说，才和他们这种沉默属于相同类型行为。在正常的国家尤其欧美发达国家，知识分子集体表态以促进政治、推改现实，已成为常态。2018年，正当特朗普将任命法官卡瓦诺担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包括卡瓦诺母校耶鲁大学法学院上千师生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集体发表声明反对卡瓦诺出任大法官，原因是卡瓦诺在法官生涯中经常做出不利于弱势群体的判决。这样的联署很多，都是正常的政治参与与监督行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集体站错队”，现在变成“不站队”或者“选择性站队”，但仍未进化到“积极站对队”。当然，很多人会以“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没有绝对标准”来批判这种要求站队的行为。价值判断可以多元，但事实判断只有一个正确。而在正确的事实判断基础上，价值判断的正义与邪恶也很容易分辨和选择。即便不在价值观差异问题上站队，在涉及重大的是非问题上，应该站在哪边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要击败阴谋论和各种谣言流言、树立科学理性的价值与权威，知识分子必须在自省自纠后积极的站出来，启蒙人民，共同解决各种与科学有关的议题，促进生产发展、保护人民安全、维持地球康健。虽然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价值错位、知识浅薄，但想矫正和弥补其实不难，哪怕简单的把法国（启蒙运动及之后）、美国（二战后）、俄国（近代化及之后）知识分子的价值主张和知识积累一下子都“拿来”填鸭式接受，以及对百年前中国诸进步主义学派批判继承，也比现在强一百倍。再简单一点，对当今欧美乃至世界主流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思想，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充分了解认识后认可接受，牙牙学语，就已经算他们“涅槃重生”了。

    立法则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慎用的手段。“言论自由”在发达民主国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言入罪”也的确是许多专制国家打压异见者的常用伎俩。但言论自由显然应该有边界，不能成为播散谣言和诽谤言论的挡箭牌。目前除美国外，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都对言论自由进行了一定的法律规范。在美国，规范言论的呼声也十分强大，只不过暂时不敌掌握最高法院和足以掣肘国会的共和党保守派。

    相对于美国知识精英主张管控言论，倒是有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认为这是一种损害“言论自由”的行为，鼓吹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这些国人混淆了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体制下对言论自由的规范，与专制极权、权力垄断、媒体受控下对言论自由的封锁压制。诚然，具体哪些言论为谣言与诽谤，哪些属于正常的评论与监督，并非每例言论都那么容易区分。但这并不代表真的难以区别（相反大多数案例是很容易区别的），更不代表为了害怕偶尔有损正常的言论自由，就不对言论加以限制。就像自从有了法律、法庭，就总会有冤假错案，但不应该因此把所有法律都废止、把所有法庭都关闭。只要在民主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独立发达的前提下，出台法律规范言论，一定是利远大于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