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罗马法学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绞尽脑汁想要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民族——希腊和波斯——会发生战争”？上述所有故事都声称已经给出了答案，但实际上并没有。希罗多德在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敌意中长大成人，亲身品尝了它的恶果。他于公元前490年左右出生在哈利卡纳苏斯，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港口城市博德鲁姆，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正是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对欧洲发起全面进攻，这是亚洲强国第一次尝试要征服整个欧洲。哈利卡纳苏斯是一座希腊城市，不过在希罗多德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它受波斯人统治。希罗多德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它们虽然并不总能融洽相处，但当时显然正处在和平时期。他想知道，两个民族曾经维持着的相对的友好，如何逐渐演变成长期的痛苦仇恨。为了找到答案，他余生的所有时间和全部的创造力，都被用来讲述亚洲和欧洲之间发生的一次重要对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希波战争”，它指的是从公元前490年到前479年间断断续续发生的一系列冲突。
希罗多德知道，伊娥和欧罗巴的传说以及特洛伊的故事不过是借口。这些近于神话的冲突是在诸神的摆布下进行的，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人类是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希罗多德是最早认为人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里，神仍然存在，只是隐于暗处。他们只能通过神迹、预兆和不大可靠、暧昧不清的神谕发声，但是不会让任何事情发生。现在，主宰和控制世界的是人类。
和特洛伊战争一样，希波战争也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大战。但是此时的战争已经属于历史的范畴，而不再是神话，它们有着明确的起因和结果。希罗多德在为自己的《历史》（他简单地称其为“探究”）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曾经亲自和很多参加过这场战争的战士谈过话，他显然对所有战士都抱有同情心，无论他们出身于哪个民族。尽管从未学过波斯语（例如，他似乎认为所有波斯人的名字都以“s”结尾），不过他宣称自己占有一些只可能从波斯人那里得到的资料；尽管有时和后来希腊人对“东方人”的刻板印象一致，不过与大多数后世作家相比，他对波斯人的看法更为微妙。
纵然如此，他的立场必然是希腊式的，而且由于他的著作是我们仅有的对那场战争的详细叙述，因此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他的视角来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和它们为什么会发生。现代考古学为我们描述的阿契美尼德人——他们是现在通常所说的波斯帝国的统治集团——的崛起过程、他们统治下的社会的面貌，有时与希罗多德的记述截然不同。从这个新角度看，希罗多德似乎不仅是历史之父，也是“谎言之父”（罗马时期的希腊哲学家和传记作者普鲁塔克曾经这样称呼他）。不过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他的故事是否完全准确。《历史》这本书不仅要重述一系列战争的经过，它也想描述希腊世界的文化、政治和（某种程度上）心理的起源。尽管他抱怨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明明是一块大陆，却要有三个名字，而且还是女人的名字［欧罗巴、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不过希罗多德显然很清楚欧洲和亚洲的区别。他显然也很清楚“希腊性”是什么，而且用一个术语to hellenikon来描述它。用他的话说，它意味着“共同的血缘、语言、宗教和习俗”。这就是欧洲——也就是“西方”——意义上的特殊性的起源。但他同时也承认光有某种特殊性是不完整的，希腊——以及欧洲——从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宿敌身上学到过很多东西。
“希腊性”可能是一个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概念了。不过希罗多德清楚地知道，尽管古代希腊各城邦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是它们实际上却是千差万别的社会。虽然所有人都敬拜相同的神祇，操同一种语言，有着共同的血源（这多少有些疑问），但他们的习俗肯定是迥然各异的。当希罗多德在叙述是什么将希腊人和他们的亚洲敌人区别开来的时候，他想到的通常是雅典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民主的价值观。
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在散布于地中海沿岸——从西西里岛一直到塞浦路斯岛和爱琴海沿岸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小城市里居住。除了那些受波斯人统治的城市，它们都是自治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城邦。尽管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希腊人”，但他们绝不是和平相处的。在标志着古希腊世界被马其顿的腓力终结的喀罗尼亚之战于公元前338年8月爆发之前，它的内部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不断变动的联盟关系。在希罗多德的书里，波斯人常常提到，希腊人很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御敌。当时欧洲和亚洲的边界实际上也非常容易通过。希腊城邦在波斯人的统治下兴旺发达，有影响力的希腊人常常为了躲避自己同胞的怒火而逃到波斯宫廷避难。
希罗多德对这些事实既没有视而不见，也没有加以掩饰。他想要表达的是，波斯人和希腊人，或者说亚洲人和欧洲人之间的区别，要比这些琐屑的政治差异深刻得多；他们的区别在于世界观的不同，二者对于人是什么、该怎样生活之类的问题，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解。虽然每个希腊城邦都有各自的特点（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看，欧洲城市也是如此），有时甚至会发展出截然不同的社会，而且希腊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毫不犹豫地相互欺骗，但是他们对上述根本问题的看法却基本一致。他们能够区分自由和奴役，而且全都接受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主义的人性观。
伟大的雅典剧作家埃斯库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亲身经历过公元前480年秋著名的萨拉米斯战役，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希腊人的最终胜利同时决定了自己和欧洲的未来命运。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它是现存最早的一个剧本）里，当薛西斯的舰队在萨拉米斯被全歼时，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遗孀，同时也是继任国王薛西斯的母亲的阿托莎做了一个梦。这部戏剧多次提到梦境。大流士的前任居鲁士在梦里见到大流士的肩上长出一对翅膀，一只盖住欧洲，另一只遮住亚洲；在薛西斯为了实现祖先的预言出征时，他梦到了自己的垮台。
阿托莎梦见了自己儿子的失利。她也在梦里看到了导致现在的冲突的历史根源。她说：


我从未见过如此清晰的梦境，昨夜之所见，我这就相告。我梦见两个衣着漂亮的女子，其中一个身着波斯华丽的长袍，另一个穿着朴素的希腊短衣。凑近一看，她们两人的身材比现今的人高出很多，貌美无瑕，是同宗姐妹。她们的祖国和家园，一个在希腊，另一个在异邦。


在这个梦里，希腊和波斯——也就是欧洲和亚洲——是姐妹。和所有的姐妹一样，她们也彼此不同。差异在于一个奢侈、另一个简朴，这将会成为两个民族长期形象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两姐妹很快发生了争吵，而薛西斯试图“劝阻安慰”，把她们双双驾于轭下。其中一个，象征亚洲的女子，


以这种处境为荣耀，听从缰辔的约束，沉默不语。


而另一个，象征希腊的女子，


极力挣扎，用双手折断了驾车的辕具，拖着大车迅跑，挣脱了辔头，把辕轭折成两截。他被摔下车来，吾儿被摔下车来。


这个梦预示着，希腊——欧洲——不会向任何人低头。那些试图给她“套上笼头”的人，到头来只是在自寻死路。观众们——其中不乏像这出戏的作者那样参加过萨拉米斯之战的老兵——十分清楚，这正是薛西斯的下场。
《波斯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很可能是唯一一份——萨拉米斯战役目击者的证词。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部戏剧，是虚构作品，而且和希罗多德的《历史》类似，它要探讨的问题同样是到底是什么使希腊人成为希腊人，他们为什么和波斯人如此不同。和希罗多德一样，埃斯库罗斯同样深知，二者各自的特征是在冲突中，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冲突中被创造出来并一直流传下去的，而萨拉米斯将会是毁灭性的最后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