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西方的观念，经济上的自由化将导致政治上的自由化，因为这种自由的观念将由经济生活，慢慢浸染中国的政治生活，而自由化的政治生活将使中国完全接轨西方的轨道，从而成为可控可预测的二流国家。
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是西方发展的基本轨迹，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适合于西方社会的民主体制，这是西方崛起的先决条件。这是因为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建立在严格的契约基础之上，这是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根本。
因此，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的过度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样遵守现有游戏规则使得所有人都在一个行为边界上，这意味人之间的平等合作得到相当的保障，如果是这样的话，集权化的管理方式就成为不必要的，政治自由的边界得到了遵守。
而西方所期望的中国经济化到政治自由化的过度并没有实现，而政治的集权化反而在一定的形势之下更能促进经济的调整，因此政治的集权化和经济自由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似乎说明了，在中国而仅仅是在中国，经济自由化和政治集权化的好处被充分利用了，而其弊端则得到了有效的治理。
这可能解释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持续的发展的基本原因。
如果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那么经济的相对自由化一定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以这样的方式才能将资源分配到最可能发挥其最大效力的地方，从而实现了节约。尽管存在着很多弊端，以及由于无法充分共享信息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的发生，但是即使这种情形是非标的，但由于政治上的集权化存在及时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减少了经济上的波动和循环，这是经济持续性的关键。
在中国鼓吹市场化的人，与鼓吹非市场化的人都有相当的市场，但对于国家的集权化则是具有大部分的认同。虽然非市场化行为比比皆是，但是市场化的概念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这就是交换的观念。从这些概念出发，发展出中国人出色的交易能力。然而中国人情社会的存在，使中国缺乏交易条件的约束，因此为了实现交易的自由化，就需要一个最终的背书者。这个背书者必须具备公平公正的权威性，并具有相当的连续性，而只有集权化才能解决市场的自由化保障问题，因为在西方所信奉的游戏规则的严格界限，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为人情社会所腐蚀。
中国社会的强大弹性决定了经济上的自由可与政治上的集权并举，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西方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改头换面才能生存。政经分离的中国与政经一体的西方世界，其发展的路径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中国试过政经一体，并没有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而经过政经分体的改革之后，分工的发展造就了经济的繁荣，而政治集中体制得到了保留。
这才是中国真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