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始思维的两重性（下）


作者：王震中


《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社祭土”实际上是祭祀土地的生育、孕化能力，而当人们意识到阴阳交合可促进生育时，在社坛内出土“双龙首璜形玉饰”（蜺虹玉璜）这样的礼器，就体现了红山文化先民的互渗思维。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幼稚而朴素的哲学认为一年之中四季流行乃是阴阳二气相荡相薄、交替轮番的过程”，包括“以人力去影响自然进程做法还有仲春通淫与万用入学”。周人认为二月之节六畜发情，互相择偶是自然规律，人类婚配的最佳时节也在此时。故《周礼·地官·媒氏》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止。”

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是春秋时期把男女相聚一地、野合而欢于社称为“观社”的现象。《春秋》庄公二十三年记有“公如齐观社”一事，三传皆曰非礼。《公羊传》注疏皆谓越境淫于异国民间，故为非礼。《墨子·明鬼篇下》云：“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郭沫若认为：“燕之有祖”，即指“燕有驰祖之习”，“祖而言驰，盖荷此牡神而趋也。此习于近时犹有存者……往岁于仲春二月上巳之日，扬州之习……号曰迎春。”宋之桑林，即《帝王世纪》所说的“桑林之社”。《诗经·鄘风·桑中》所描写的男女幽会相恋的情形及《左传》成公二年称人私通或有孕为“有桑中之喜”，都有助于说明直到春秋时期桑林之社既是神圣的祭祀场所，也有作为男女相会相合之地。楚之云梦，即楚社旧地。据宋玉《高唐赋》，在这里也有人们相会相合的情况。闻一多曾考证：云梦即高唐神女之所在，而楚先王幸神女，与祀高禖的情事也相似，故知云梦即楚之高禖，并认为社神即禖神，而桑林之神即宋之高禖。

“观社”与“祀高禖”有重合的一面，正表明社祭中含有生育崇拜的内容。在神圣的社中野合而婚，最初的本意并不在于寻欢作乐，而是祈求大地生育、五谷丰登。就社崇拜的形态而论，如前所述，社崇拜有原生、次生、再次生三种形态。将社与野合之地分开，社坛只是祭祀场所，这些应属于战国以后社崇拜的再次生形态。在这之前，社坛最主要的功能是用作祭祀，但为了增强土地成长万物的生育能力，提倡男女在社的附近相会相合是符合当时思想观念的。人类学材料告诉我们，当原始人发现人类的生育繁衍离不开男女婚配交合之后，在当时“互渗”与感应的思维机制的作用下，人们认为只要在田地旁边或含有土地崇拜的社坛附近进行一番婚合，就可以互渗感应于土地，促使它像人类子孙绵绵不绝那样，生育繁茂，结出累累硕果。事实上，局限于生产力低下和知识的限制，“古代人总是喜欢把许多具有共同特征的物体联系起来作为同一的意向”，生育和土地种植的作物成熟都包含孕化的过程，这本身就是原始的“互渗律”。这种习俗和思维习惯，不但我国的一些地区尚有存留，在爪哇地的农家，当稻花开时，农人夫妇每于夜间绕田间行走，并相合相会以促其成熟。这些都属于原始思维中的互渗思维。

社神是土地之神，祭社就是祭祀土地的生长（生育）功能，在社坛发现“双龙首璜形玉饰”（蜺虹玉璜），该玉器在这里所发挥的功能作用就在于能促进大地万物的茁壮生长，生育繁茂。

东山嘴遗址出土陶塑人像肢体残块二十余件，其中有2件小型孕妇塑像，头与右臂已残，左臂弯曲，左手贴于上腹，腹部隆起，臀部肥大，具有明显的孕妇特征。关于东山嘴遗址出土小型孕妇陶塑像的解读，有学者把它作为母系社会的生育崇拜来谈论，并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妇女石雕像相提并论，说“这些绘画、雕像和泥塑艺术品和当时人们祈求生育、希望生产获得丰收的原始信仰有密切关系”；有学者认为“长方形的祭坛，应是祭祀地母的场所”；陈星灿则直接指出小型的孕妇塑像是丰产巫术的道具。人类借助视觉来感知外部世界，并通过对身体的认识而类比自然现象。把女性怀孕生育与土地对于万物生长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当然属于原逻辑思维的一种。这与和妇女相关联的某些单纯的生殖崇拜不相矛盾。

如果将东山嘴作为社坛的大型方形祭坛与小型孕妇陶塑像的思维类型联系考虑，我们认为小型孕妇陶塑像所象征的意义，表示其生育力量。这与社神有生长万物的功能，祭社有崇拜生育的内容完全一致。红山文化先民认识到土地（社神）对于万物生长如同妇女怀孕生育一样，并认识到生育是阴阳交合的结晶，这既有形式逻辑的一面，亦有在互渗律支配下的原逻辑思维的另一面。所以，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小型孕妇陶塑像、蜺虹玉璜以及社坛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反映出当时红山文化先民原始思维的两重性特征。

（四）新石器时代人兽合一题材所反映的原始思维两重性

我国新石器时代人兽合一题材也反映出原始思维的两重性。作为人兽合一的题材，最典型的有良渚文化玉器上人兽合一的神徽和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彩陶上的人形蛙纹图案。

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玉器上，每每雕刻有繁缛的人与兽组合形象（图3）。也有只刻出人形的神像，或只刻出兽形的神像。关于良渚文化玉器中反复出现的或人兽组合、或只雕刻人形、或只雕刻兽形的这类题材，学术界一般称为“神徽”。笔者认为，这个“神徽”所象征的就是良渚文化先民们的祖先神。


在人兽组合形象中，人作为祖先神是容易理解的，而兽意味着什么呢？良渚先民、良渚制玉工匠，为什么要把兽和人雕刻在一起？其实，之所以把人和兽结合在一起，就是要表达祖先与兽的关系——祖先与兽是一体的——祖先来源于神兽；而只雕刻出兽形，或者只雕刻出人形，并把兽与人置于同等的地位，所要表达的是人与兽是可以相互置换的，是同一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符合原始思维中神秘主义的互渗律，雕刻所呈现的对称性以及高超的艺术水平，又符合逻辑思维，而整体的思想观念意在说明自己的祖先是由兽而来。也就是说，良渚文化玉器上人兽结合的神徽，反映的是含有图腾痕迹的祖先崇拜，这是一种祖先崇拜的早期形态，背后大概有祖先是如何诞生的神话。

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兽的形态有如下特征：（1）有圆而大的眼睛。（2）有锋利的前爪。（3）兽嘴中有锋利的牙齿，有的有獠牙，有的没有獠牙。由于有的兽嘴中有獠牙，有学者认为良渚玉器刻画的兽是野猪。但我们认为，獠牙采用的是夸张的手法，意在对兽的神化，增加其神秘性。这种表现手法与高庙文化双羽翅兽面口中的獠牙、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肖家屋脊文化”的“人面神像”玉器人嘴中上下各有两个獠牙、江西新干吴城文化玉器上“人面神像”人嘴中上下各有两个獠牙、西周玉器面部似兽亦似人的玉饰一样，这些獠牙，特别是人面神像人嘴中的獠牙，是不可能与野猪相联系的。实际上，这些獠牙都是为了增强或凸显其神秘性而已，这种情形就如龙角是一样的——最初的龙是没有龙角的，龙角是为了增加龙的神秘属性而在后来加上去的。总之，从前爪、锋利的牙齿和面部的整体特征看，这个兽接近凶猛的老虎，只是有所神化，或者说既有写实的风格，又有所变化，但主体是虎的形象。所以，良渚文化玉器上反复出现的人兽合一的神徽代表其祖先来自虎，是带有图腾痕迹的祖先诞生神话的艺术表现，或者说是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相交融的一种表现手法。

良渚玉器上的人兽合一的神徽，可以解读为“祖先神徽”，展现的是祖神亦即本族保护神来自虎图腾。从思维角度看，图腾观念意识的出现远远早于祖先崇拜，但后者中却可以包含前者。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祖先崇拜与图腾崇拜相交融——后起的祖先崇拜中包含有先前的图腾崇拜转型后的因子，正如下文将叙述的那样，在图腾崇拜的思维中原始思维的两重性交织在一起：在形式上包含着逻辑上的推理关系；在内容和实质上体现出的却是神秘主义和互渗律，含有浓厚的原逻辑思维。

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的彩陶纹样有一种是人形蛙纹（图4）。半山、马厂类型的人形蛙纹是由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蛙纹发展而来的，而马家窑类型的蛙纹又是由仰韶文化中的蛙纹图案发展而来的。仰韶文化的蛙纹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蛙纹属于写实的蛙形图案，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的蛙纹则演变为人形蛙纹，严文明把这种人形蛙纹称为拟蛙纹。人形蛙纹是人蛙相融，合为一体；在人像和大蛙的脚下，围绕罐或壶每每饰有一圈水波纹样。


我们曾论证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的蛙纹是图腾纹样，而且可与青铜器族徽“ 
”相关联，是轩辕黄帝之轩辕（即“天黾”，大青蛙）图腾。人形蛙纹或可视为蛙纹与人纹的合一，透露出这种纹样背后的族群自认为来自蛙。

总之，良渚文化人兽合一的祖先神徽、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的人形蛙纹、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都是意在说明自己的祖先由何而来，叙述的是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相融合后的典型的祖先诞生神话，或者说是祖先崇拜中包含着明显的图腾因子的神话故事的艺术表现。这样的艺术表现，就其形式与内涵而言也是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的合一。

四、图腾崇拜中的原始思维的两重性

“图腾”（Totem）一词，是由北美洲使用阿尔衮琴语的奥吉布瓦人（Ojibways）的土语转化而来，意为“我的血亲”；澳洲土著所谓“科旁”（Kabang）与之同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宗教崇拜信仰。人类学家广泛考察发现，不但美洲印第安人有这种崇拜，澳大利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因而这一用语和现象引起广泛注意。19世纪初，严复在他翻译的甄克斯《社会通诠》一书中，第一次将“totem”音译为“图腾”。

关于图腾的起源，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图腾应起源于原始人在不了解怀孕与男女性关系的情况下，原始社会的妇女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当社会出现氏族、部落、部族后，它又成为对本族来源的一种解释，但这已属于图腾转型时期的情况了。

在远古社会，关于怀孕与男女性关系的知识人类最初是不清楚的，但是人类的求知欲又促使他们力图对怀孕生育现象作出自认为合乎道理的解释。在“原逻辑”的“互渗思维”机制的作用下，妇女们很自然地将母体胎儿明显的胎动与当时所看见、所接触或所吃的东西联系起来，构成原始人的因果推理，从而认为怀孕和生育是这一动植物或其精灵进入母体的结果。例如，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即认为怀孕与性交及父亲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阿兰达人没有关于生理上的父职的概念，怀孕不认为与父亲的作用有任何关系，而被认为是某一图腾祖先的神灵进入母体的结果”。因此，“当一个阿兰达人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混血儿的时候，他并不感到任何惊异或忧虑，而可能认为这仅仅是由于她吃了由欧洲人那里获得的面粉的缘故”。阿兰达人的“图腾集团与婚姻无关，一个男子可以与任何图腾集团的女子结婚”，“这种集团的成员认为他们紧密地与某种自然物——通常是动物或植物——相联系，并且是这种自然物的后裔”。

我国古代各族始祖诞生神话有力佐证了图腾起源于远古妇女对其怀孕生育现象的解释。以商族为例，《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在《玄鸟》《长发》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男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从史料原始性的等次性来看，我们认为《玄鸟》《长发》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长发》成书年代较《楚辞·天问》和《史记》要早有关。

上述商族男性始祖诞生神话体现了原始思维的两重性：思维在形式上带有逻辑性或者说带有逻辑推导的因果关系；但在内容和实质上，因果关系中的“因”与“果”，并非一种真实的关系，而体现出的是神秘和互渗律，所以又是原逻辑的。

因果关系与逻辑既有区别又有关系。康德将知性的12个范畴分为“数学的”和“力学的”两类，因果关系属于力学推理，也就是说，它的“真”是由经验来保证的。维特根斯坦接受了康德对逻辑的这种分类，认为针对包含因果关系的物理命题的“真假”，需要通过经验事实来进行判断。所以，能够通过经验事实检验的因果关系属于逻辑推理。因果关系与逻辑的区别在于，因果关系中原因在前，结果在后，这就有了时间因素。而逻辑推理不考虑时间因素。逻辑推理的条件是有限的，而在因果关系中，“条件”可以不受限定；也可以说因果关系是偶然命题，逻辑关系是必然命题。因果关系的推理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作为“原因”的条件是怎样的。但是，因果关系与逻辑又是有关系的，其关系在于“逻辑就是建立必然的联系”，因果关系的因果律讲的是任何一种现象或事物都必然有其原因，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只要是真实的关系，它就具备了逻辑推理的条件。这就像在数学语言中，∵（因为）与∴（所以），二者之间的推理关系也是因果关系，这也说明因果关系与逻辑关系是有关联的。总之，在图腾观念的思维中，由于“因”与“果”并非是真实的关系，而只是非经验的主观设定（自认为）的因果关系，这样的因果关系的推理只在思维的形式上具有逻辑性，而实质上却不然，经不住真正的逻辑追问。

一方面，上举的这些事例中都含有因果关系，有因果关系的思维在形式上有逻辑性特征，貌似符合“逻辑就是建立必然的联系”这一定义。例如，在阿兰达人的事例中，图腾精灵进入母体是怀孕生育的原因，怀孕生出了孩子是其结果，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建立了自以为是的联系。阿兰达人女子吃了欧洲人的面粉是原因，生出混血儿是其结果，这种因果关系也属于貌似建立了二者的逻辑联系。再比如，在商族始祖诞生神话中，简狄在河边游泳时吞食玄鸟卵是原因，由此而怀孕生出商契是结果，也有形式上的因果关系。周族女性始祖姜嫄，在野外踩踏巨大的脚印是原因，由此而感到身动怀孕乃至生育是结果，在形式上前后也具有因果关系。所以，就这些事例的思维形式而言，它们都含有自以为是的因果关系，有表面上的逻辑性。

另一方面，这些事例在思维的内容上，即作为原因的思想观念，却是神秘主义的原逻辑的，遵循的是互渗律。阿兰达人把怀孕认定是“某一图腾祖先的神灵进入母体的结果”，在形式上是解释怀孕的原因，在思想实质上却遵循互渗律。其实，图腾概念中，作为图腾的动植物等乃“我的亲族”“我的血亲”这种观念，就已经是在互渗思维的支配下形成的了。

我们在谈论图腾起源时，对它作了逻辑性的思维形式与原逻辑性的思维内容两个方面的分析，作这样的分析只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实际上，在原始人的行动、作品、信仰中，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是密不可分地合为一体的，是混存的。

五、从原始思维到创造性思维

我们在吸收泰勒等人与列维-布留尔等人原始思维学说中合理部分，并排除其错误部分的基础上，提出“原始思维具有两重性：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交叉共存”的结论。原始思维两重性命题的提出，有助于理解人类进化表现在思维上的原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关系问题——人类逻辑思维之所以愈来愈发达就在于它原本在原始思维中就有自己的雏形；有助于理解后来发展起来的一神教何以是神秘主义与理性长期“合户”以及难解难分的问题；有助于理解人类的思维如何由原始思维演化到现代文明社会的现代思维；有助于理解现代思维在东西方之间有无差异问题；有助于理解为何中国人的“象思维”或意象思维的文化传统问题；也有助于理解现代思维中创造性思维的机制。

那么，原始思维是如何演化为现代思维的呢？从原始思维到现代思维，经历了由原始思维到古代思维、再到近代思维和现代思维的漫长演化过程。对于这一漫长的演化过程，既需要做认识发生论方面的研究，亦需要做认识发展论方面的研究；既需要做人类认识的系统发生的研究，亦需要做人类认识的个体发生的研究，还需要做“人类认识的系统发生在个体发生中的重演”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属于重大课题，显然不是本文所能承担的。尽管如此，我们愿意尝试概括出从原始思维到现代思维总的演化机制。我们认为，每一代人都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过程中增强智慧和积累知识，并通过遗传基因把积淀和增长的智力智商代代相传下去。人类个体可以在智慧增强和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得到锻炼，特别是发明了文字并用于文献的记录之后，人类社会“总体的智慧和知识”不但逐渐累积，而且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得到传承。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虽然智慧和知识不可以遗传，然而人类的智力和智商是可以遗传的，即人类逐渐增强的智慧会使其智力和智商不断提高，而不断提高的智力和智商对大脑皮质的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应该有所作用。这样，作用于大脑皮质的智力智商不但会使大脑皮质产生细微生理变化，也会积淀于人类的基因之中，代代相传，代代发展。与现代文明的人类相比，原始人的心智和思维因个体智力开发锻炼不充分、社会总体知识积累不充足，不如后代人因遗传和基因所获得的逐渐升高的智力智商，因而其心智和思维相当于人类的童年时期。人类从原始思维经古代思维到近代思维再发展到现代思维，既得益于每一代人个体智力的开发锻炼和社会知识的积累增加，亦得益于其智力通过大脑皮质的生理积淀而作为人类智力基因传给下一代；而社会积累的“总体知识”则可能成为“文化基因”因袭下来。所以，每一代人的智慧成就，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成就是重要的，而基因遗传也是重要的，人类思维的演进正是这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结果。

文明社会人的心智有因袭和遗传的一面，也有通过“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得到自我提高的一面。在文明社会中，中国人和欧美人的思维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作出思维倾向的类别划分。中国人的思维倾向，有的学者称之为“象思维”或“意象思维”，我们把它概括为“悟性的整合性的辩证的意象思维”。与此相对，我们把欧美人的思维倾向概括为“理性的概念性的分析的逻辑思维”。需要指出的是，在“悟性的整合性的辩证的意象思维”倾向中，并非没有逻辑思维；在“理性的概念性的分析的逻辑思维”倾向中，并非没有意象思维，二者只是各有所偏好而已。准确地说，在现代人的头脑中原本就是逻辑思维与意象思维相交叉并存，就像原始思维是“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相交叉并存”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东方与西方这两种思维倾向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是各自社会环境和各自文化传统造成的。以逻辑学而论，讲逻辑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墨家和名家的重要特点之一，古印度和印度佛教中的“因明学”也是具有逻辑思辨的学问。然而，后来不但墨家和名家衰落了，中国的逻辑学也没有更好地发展起来，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不足。西方在古希腊时就发展出了逻辑学，并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再以绘画而论，中国的绘画（特别是山水画）更多地显示出意象思维，欧美的油画（特别是印象派油画）更多地显示出分析性的或抽象思维，二者所反映的思维倾向也是不同的。所以，在智力智商都很高的情况下，在都具备逻辑思维与意象思维的生理机能的情况下，不同的文化传统可呈现出不同思维倾向。

“悟性的整合性的辩证的意象思维”和“理性的概念性的分析的逻辑思维”都属于人类思维由原始思维升华和转化而来的高级形态，各自都有自己特殊的功能，都有创造性思维的某些方面，但又都不是创造性思维的全部。理想的创造性思维应该是“理性的概念性的分析的逻辑思维”与“悟性的整合性的辩证的意象思维”的结合。试想，在科学研究中当我们的研究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考虑转变思路？这种思路的转变其实就是思维的转换。再比如，我们所说的“思想火花”“顿悟”之类，它可能是在“悟性的整合性的辩证的意象思维”中冒出来的，但是要想让这个“思想火花”结出硕果，是不是还需要“理性的概念性的分析的逻辑思维”的持续性工作？以往所说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其“大胆设想”与悟性、“思想火花”相联系，而“小心求证”则需用详实材料通过理性的逻辑推理才能完成。所以，“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显然需要意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完美地结合才行。


再以AI人工智能科技而论，它本质上属于“逻辑思维”，由于它没有“意象思维”，它的超级算力产生不出悟性悟力，产生不出“思想火花”，所以，它只能服务于人而不能支配人。真正的创造性思维一定是“悟性的整合性的辩证的意象思维”和“理性的概念性的分析的逻辑思维”的有机结合。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倾向偏重于“悟性的整合性的辩证的意象思维”，这就需要在中学和大学教育中增强逻辑学教学，以使得受教育者心灵中奠定“悟性的整合性的辩证的意象思维”和“理性的概念性的分析的逻辑思维”相结合的创造性思维基础，这也是我们提倡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文化相融合而促进当代中华文化创造性地发展的措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