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可以无，可以舍去”并不意味着逆来顺受。“该争”的，还是要争。只是，所争取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本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让五人死亡还是一人死亡？》里，摈弃西方的主人观，也摈弃了东方的客人观，首次提出的“受训者”理念，其“使用权”就是含有并集意义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智能性共享”理念。
在并集的语义里，自他认同这个论域里的自由，同样是关系性质的描述。这里的关系，属于一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这里所“供给”的，与“受训者”理念相同，即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人）权”：大家都无权拥有，但大家都有权使用（共享）。并且，使用权还类似于工具，用完，就应该“放下”，下次需要时再用，又或者留给需要的人用。必须强调一点：是“需要”时用，而不是“想要”时用。也就是说：对开集的智能性共享性质的理解，不是（使用权）“享”得越久越好，而是要懂得放下。因为，“享”得太久，意味着工具“迟早”会变成了锁链。
要懂得放下，对“付出”及“获取（拥有）”的内涵就有必要重新诠释——“付出”的真正内涵是：减少甚至消除自定义（撕下标签）；“获取（拥有）”的真正内涵是：增加自定义（贴上标签）。
当自我认同与自他认同都同时并行并集的语义，这个世界，人类社会的分数自由度就会大大增加；当个人与政府都同时并行并集的语义，个别与全体之间的矛盾就能够大大消除。
对自由（度）的争取，不是拥有权的争取，而是使用权的争取。
从人民的角度。政府是自定义真实（的一个“状态”），是由人民通过后因果关系逻辑产生的一个契约式的“价值性共有”的交集，即政府是一个被全民所拥有的“民用”政府，因此政府的自由度是受人民约束的。人民对自由使用权的需求是政府的责任，人民的需求越多，政府的自由度越小。并且，政府的自定义真实与人民的真实或自定义真实之间一定存在着滞后性，即政府的具体行为一定是被动地受民众的需求所左右——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才是“无为”的表现（下卷会从“非”判断意境进一步解释“无为”的本质）。
从政府的角度。作为一个交集，因为“价值性共有”而“集大权于一身”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政府不应该是“弱”政府而应该是“强”政府，才能够真正有效地管理国家。在“强”政府里，所谓“民主与专制”皆是政府管理人民的工具，这些工具的所有权“且属于” 政府。但“拥有”工具是为了“使用”工具：民主与专制是政府自身这个交集的不同补集的“或属于”的功能性共存的并集。政府对并集意义上的民主与专制有充分的使用权，根据需要，或者是根据不同的条件，随时可“放下”或“再用”。为什么“专制”也是政府管理人民的工具？当人民过多地、以交集的理念“想要”，或滥用“使用权”时，只有政府的“专制”才能够起着约束作用。
一个放任人民肆意“想要”或滥用“使用权”的政府，可称为“民恣”的政府；
仅仅为了政治正确而民主的政府，就是“有为”的民恣政府；
一个政府，如果剥夺了人民对自由的使用权，这个政府才是一个“独裁”的政府。
如果充分赋予人民对自由的使用权，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民用”的、“无为而治”的、“良政”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语）政府。人民与政府都能充分合理地行使各自使用权的社会，就是一个理想的“智能性共享” 的“自由民用社会”。
但绝对不存在“民主”的政府。
民主政府是一个伪命题（本文下卷将根据系统学的原理进一步论证这个论点）。
因为：
从人民的角度，政府只是一个自定义真实的存在。没有人能够对一个不是真正真实的真实宣称“作主”。
从政府的角度，假如政府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真实，那当然是可以自己作主，但这就“有为”了，也就没有人民什么份了，也就“不民主”了。
有人说，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民主自由这些基本的理念上。而笔者反而认为，民主自由，与美国的“国运”是负相关关系（其实这种负相关关系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莫非如此）：在对原住民的杀戮及贩卖大量黑奴的同时，“免费”获取大片的土地及资源这种不民主不自由的“殖民”基础上累积了雄厚资本，才有之后可以凭藉高资本投入和高能源消耗而任意挥霍的民主自由。而这种资本支撑下任意挥霍的民主自由，并不具备长久的可持续性，因此美国的强大在历史长河中注定了是昙花一现。
对交集与并集的“智能性共享”性质的理解，还可以对比一下西餐桌“有为”的布局与中餐桌面上特有的“转盘”布局，看看坐在哪种布局的餐桌前“享受”的“自由度”更高：
“文明”社会里，“优雅”，是判断一个社会，或一个人是否“文明”的“标准”之一。那么，如何才叫做“优雅”？当今世界被西方文化所席卷，西餐，就成为“优雅”的其中一个“重要外延”，一个文明的“符征”。西餐之所以“优雅”，在于“标准”的西餐有一套严格的流程“标准”：西餐厅的环境布局、餐前餐中餐后、各种刀叉的摆设及使用方式、用餐者的衣着坐姿谈吐进餐的手法食相，都相当的讲究。这里所有的“讲究”，皆可称为“状态（交集）”，所有达到标准的状态合起来（交集的交集）才是“优雅”的标准状态：某一个状态出了“状况”，也就出了“洋相”，脆弱的“优雅”也就“崩溃”了——西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自由的一种进食模式——西方文明，是一种“西餐文明”（当然，中国、亚洲及至世界上各国的进食文化里也有许多的讲究。但因为西餐的讲究特别的高大上，特别受大众的推崇与模仿，也就当仁不让地被笔者选为不自由的“典型”）。
中餐桌上的转盘，让用餐者与食物之间建立起“无可无不可”的“关系（并集）”，用餐者想吃什么请“自便”：这才是自由（度）的发挥——中华文明，不妨就称为“转盘文明”。
发散思维：当今中国的“崛起”，被西方指责的其中一条“罪状”，就是中国破坏了西方的规则——不同“吃相”之间的冲突——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冲突——自我标榜是自由世界但实质上并不自由的西方，为了维护不自由的规则，却以自由为背书指责比其自由得多的中国——这叫做“滑天下之大稽”的黑色幽默：“上帝发笑”的原因之一。
根据笛·摩根定律得出的“智能性共享”性质，实际上就是“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八个重要外延的相异表述：任何“是”判断，都必然表现为指者根据前、后因果关系建立及维护、发展形式（目标）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里所具有的关联性、逻辑性、必然性、排斥性及不确定性五大内在的根本属性之间存在着的辩证关系，令事物都表现出非线性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性质（在《逻辑后缀学》下卷称为“自相似原则”）。
交集反映的是状态；并集反映的是关系。
交集反映的是确定；并集反映的是不确定。
状态具有斗争性；关系具有活力性。
反映在人际关系上，确定“自我”状态就具有斗争性；不确定“自我”甚至“忘我”更甚至“无我”，就具有活力性的“关系”。
状态具有不可持续性；关系具有可持续性。
也就是说：真正确定了就必然是“死”的（紧捏着的琴弦不会发出声音）；不确定才意味着是“活”的（“撩拨”的琴弦才能发出声音）。
确定意味着封闭；封闭反而意味着“熵增”。
因此：“是”判断是一种熵增行为。这是“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十四个重要外延。
不确定意味着开放（耗散性）；开放才会“熵减”（《逻辑后缀学》下卷会讨论真正的“开放性”）。
观察“状态”，必然“熵增”；观察“关系”，必然“熵减”——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之间的“演化悖论”产生的原因。
交集与并集能够“智能性共享”的性质，在集合论里就叫做：“开集”——开集反映的是事物的“性质”，即一切事物都具有智能性共享的开集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