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毅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体系中，包含着双重的内容，一重是中国特有的条件，是较为显性、特殊，也是得到了更多关注的内容。然而，即便是对于这些要素作用方式的理解，也应该尽可能避免陷入“中国例外论”的思维定式中去。否则，我们恐怕就将不得不接受福山对于“中国模式无法仿效”的结论。[31]而第二重则是中国经验中蕴含的普遍规律，比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32](P171)这是对后发国家摆脱西方化陷阱的更直接的启示，对其要旨的解读，则更不应该离开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属性。

 

简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破解西方体系中无解的种种难题，关键还是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当下最新、最成功的表现形式。归根到底，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其世界意义的体现，也是在确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从全局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使人们得以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历史、理论与现实，弥合此前三者间存在的裂痕。中国式现代化从不像西方式现代化那样向其他国家“推销”一套可供复制的模板，而是通过“一个穷国、一个和平之国、一个东方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人口大国”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成功，[33](P15)向世界昭示，现代化的进步成果并不该，也不会永远只属于先发者。只要后发国家坚信自己的选择，就完全可能从现代化与“民主化”的西方化前提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作为这一努力的报偿，诸如所谓“现代化反对民主”与“民主反对现代化”之类的问题也必将在一条非西方化的道路上得到彻底的克服。

 

四、在定向改革发展中释放中国式现代化的潜力

 

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也给渴望更平等地从现代化中获益的人们带来了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希望。但在保持自信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地看待现实，正视百年变局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首先，要正视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严峻外部形势挑战。正如我们所明确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独断和“专利”为特征的。因此，“中国绝不可能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巧取豪夺以维系资本增殖的行为，同时西方国家出于维系资本垄断地位的考量，也绝不可能允许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类资本主义国家’。”[34]作为“只属于西方的现代化”秩序的维护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拥有着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先发优势，而且始终保持着维系旧秩序的强烈意愿，习惯于“以直接的强权概念与人打交道”。[35](P5)时下，一种捍卫“美国第一”地位的帝国宣示与强调美国作为“民主世界领袖”的意识形态已经实现了结合，[15]而这种结合又赋予了资本主义体制以极高的治理容错率和“体制豁免”韧性。由于西方式民主的“选主化”绑定了全民责任，所以西方式民主条件下的治理问题，并不容易转化成对体制本身的质疑与变革压力。相对的，发生在非西方世界的同类问题，则往往会被导向对于体制、文化等方向上的“内省反思”。从民主模式竞争的角度看，这种西方制治韧性方面“比较优势”的存在，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应对传统的帝国主义式的颠覆破坏的同时，还需要面临“双重标准”体制比较所带来的压力，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转型解题”诱惑的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辨别和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中国式现代化便很难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其次，要科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复杂内部发展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毕竟是起步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如同以往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及各类非西方现代化探索一样，它需要在很短时间内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两三百年内走完的现代化历程，还始终面临着后者由于不甘绝对优势丧失而进行的各种干扰破坏，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大国治理与发展问题挑战。与此同时，虽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推动民主与现代化发展的高起点与高标准，也具备“革命和投身现代化对中国人的影响超过今天第三世界任何国家”[36]等先天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又面临着实践中“低起点”的现实困难，而上述制度红利的保持也不能仅从历史遗产中汲取资源，而需要同时从认真地面对与解决当下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现实矛盾问题入手。因此，在确立坚定“四个自信”的前提下，我们便不应该回避问题，而是要正确区分判断问题的起因与性质。

 

对于问题成因，我们应该区分客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由主观认识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前者指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诸如人均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生产的单位能耗、高科技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差距。这类问题需要通过逐步提升发展质量来耐心解决。后者则是指以往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源于移植西方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老做法带来的问题，比如粗放型增长及由此带来的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等，[37](P333)对此，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这些问题作为历史可以理解，但作为现实和未来则不应延续。

 

同时，从问题性质的角度，我们也应该区分对待发展维度上和分配维度上两大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对于那些属于技术性、政策性层面的问题，比如实现“三农”现代化应该靠“加速农村城市化”还是“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靠政府主体推动还是多元主体推动，等等，我们可以鼓励理论探讨，致力于在实践层面的探索比较中择优而从。但对于那些原则性、导向性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发展中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以“涓滴经济学”原理为基点制定政策，还是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则需要更加明确地以人民中心立场和社会主义标准来选择定向。这是因为，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维持赶超增长态势的同时，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更高的居民消费能力以及更均等化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进步要求也将变得更加迫切。这就要求我们务必从正确导向的改革中发掘动力，辨析真问题、把握正确导向，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要想更充分地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还需要找准发展中的真问题，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随着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以更具前瞻性、科学性、规范性的改革来降低“制度摩擦成本”，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趋势。当然，这也就需要我们准确地判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真问题与伪问题，避免被“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38]之类的概念，或者被所谓“防范多数暴政”或者“警惕福利陷阱”之类的话术所误导。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所形象地指出的那样，“现阶段说中国要患福利病，就好像富豪们坐着自己的豪华车指着路边的乞丐说，你千万不要得了肥胖症或者富贵病”[39]一样可笑。同理，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还需要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给民主建设做加法时就大谈要防范“群氓政治的弊端”，或者将西方式现代化的政治弊病归结为“民主过度”，都是一种错误而有害的意见。在原版的西方问题中，妨碍经济增长与社会活力的并不是“过度”的民主与福利，而恰恰是因为异化的民主在事实上维护日趋不平等的现代化成果分配格局时，将责任由资本逻辑转移到了民主与福利身上。而在中国的案例中，我们固然可以把特定时段内中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不尽完善的福利保障水平视为某种客观的“优势”，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从长远看，这种“优势”不但不应保持，而且蕴藏着可能摧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与普遍认同基础的现实危险。

 

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加明确当下的主要矛盾，明确具体的政策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是否能针对性地“以救弊也”，而不能一味追求以对差别化的利益诉求与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矛盾“打包全覆盖”的整合。这是因为，共情与全面的表述固然可以增加理论的科学性，但过分追求科学性的理论也可能会因为导向性的缺失而丧失致用的活力。当“民主不足”与“民主过量”、“贫富分化”与“平均主义”问题得到等量齐观的对待时，就必然导致政策选择中的左右互搏、无所适从。这既会显著地增加政策成本，更意味着对现代化社会主义属性的虚置，可能孕育出侵蚀社会共识基本盘的风险。从确保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角度考虑，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防止资本逻辑向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渗透和溶蚀，杜绝资本力量与政治权力勾结与融合”。[40]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也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项事业是在“孕育一个本质上全新的经济组织形式”。[41](P6)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成功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于人类而言意义重大。在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事业遭遇挫折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那就是“一旦这个宣扬平等主义的体制崩溃，所有那些受到压制的可怕的偏执就又一次浮出水面”。[42](P87)更可怕的是，那些无情摧毁了这一努力的人，不仅会在人民事业的废墟上加固不平等现代化的堡垒，而且还会剥夺世人记住真实历史的权利，在史书中颠倒现代化历史中压迫者和解放者的角色，使由此而生的西方化崇拜成为维系现代化诅咒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鉴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就更有必要牢牢站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立场，在实践中搞清楚“改什么不改什么”的问题，把握方向，找准痛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3](P181)科学、稳妥、依法推动让人民满意的改革，由此更充分地激发出中国之制中蕴含的转化为中国之治的力量。

 

以往限制我们更好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的原因，除了事事求证于西方的思维惯性之外，还在于话语体系的建设。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学术发展、理论阐释、大众宣传往往是相互区隔的，大家各自在各自的舒适区中实现逻辑自洽，同时又都没有适配于中国实践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学术繁荣、理论繁荣和宣传繁荣更多地停留在了表面层次，没有很好地转化为为实践提供有效阐释与指导的助力。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学术与理论的问题导向跟踪与适应实践需要，更需要三者间彼此的融合，共同以实践为生长点，解决学术自觉、文化自觉与致用自觉的问题。在总结中国经验、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把握原则、站稳立场，既要避免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诠释为所谓“儒家市场经济”成功的注脚，也应该特别避免“文化冷战时代”出现的问题，即基于对中国问题现状的偏颇认识，导致原本必要的对官僚主义等非社会主义元素的批判蜕变为“对资本主义的隐秘命令无条件地服从”。[44](P50)最后，我们还需要始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而作为一个类概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相对概念应该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式现代化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乃至后发国家现代化类探索中迄今最成功的一种形态，但绝不能因此就错误地将中国式现代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探索完全区分开来，单一且片面地总结二者之间“异”的差距。一般而言，人们并不会因为美国式现代化相对于英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而过多地强调“美国例外论”，也不会因为后者的退场贬斥其价值。同理，在后发国家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处于话语弱势的情况下，过分强调中国经验的例外性和差异性并不是一种明智的策略。相反，如果我们更多地从中国式现代化对应多元与解放，而西方式现代化则意味着独断与束缚的角度开展比较工作，倒更可能引起广大后发国家人民的共鸣，也更有利于分享有益的中国经验，塑造可信的中国形象。

 

结 语

 

随着中国崛起日益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已经更有理由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正鼓舞着广大后发国家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追求现代化的成果。但另一方面，对这种启示的有效传播却还需要建立在破除壁垒、加强认知与信任的基础上。很显然，已经享受了一个多世纪不平等现代化红利的西方国家，不可能放弃其对现代化与民主的垄断解释权。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西方体系仍然拥有霸权的情况下，不可能仅靠良好的“双赢”意愿来实现破局，因为毕竟“友好善良的中国面对的，可不是类似中国的国家，而是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国家。美国内心才没有想什么双赢”。[45]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此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仅确立了政治与经济上“中心—边缘”的结构，也导致边缘地区之间的沟通被无形的屏障所隔绝，不同后发国家的人们被局限在一个本土与西方的狭隘视野内，同时失去了审视自己和审视邻人的自觉。因此，这就更需要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其中，也包括了更有说服力地阐释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能够重塑现代化与民主间的关系。

 

而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比较，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清后者的局限。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西方式现代化只是提供了现代化的愿景和部分参照，但其本身却只是属于西方的，从不属于全世界。同时，西方式现代化之所以必然出现现代化与民主的悖论，也是因为它在将地方性知识上升为全局性知识时产生了过度自负。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则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一个开放性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对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重塑，并不是用一种模式代替另一种模式，而是旨在为人们拨开西方化前提施加在民主与现代化上的迷雾，重新从积极含义上为理解二者、推动二者提供启发、开辟道路。早在中国探索独立自主现代化道路的早期阶段，邓小平就已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14](P135)这一原则在时下仍然有其现代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真正展现力量之处，并不是以一种霸权代替另一种霸权，而是用打破西方式现代化限定性的方式启示广大后发国家，也在改变外部环境的意义上帮助广大后发国家找回现代化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可行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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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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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当今国际政治结构下的大国博弈——对话安德烈·弗尔切克先生[EB/OL].https://news.sina.cn/gn/2016-04-14/detail-ifxriqri6282171.d.html?wm=3049_0015, 2016- 04-14/2023-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