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知青办1973年对24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自1969年以来迫害知青案件有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
其实，迫于传统文化——包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操观念——与专制权力的双重钳制，还有许多知青女性在受到迫害后隐忍不发。被强奸后，否认其事的有多少？没有报案的有多少？
这个不完全统计漏掉的有多少？这次统计之后发生的案件又有多少？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出版的，刘小萌写的《中国知青史-大潮》，文革时砸烂公检法，造成各地干部“权大于法”，极权专制主义盛行，知青在强权前没有保护自己免受强奸的能力。
下图是知青们为了返回城市而请愿示威。

有一个典型案例是，驻西双版纳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的张国良连长，强奸3人、猥亵17人，调查组为了包庇他，对受害女性做思想工作，要她们“实事求是”。
一直到1973年李先念副总理发火，狠批“张国良那个连长，和日本鬼子差不多……你还把他当干部……讨论来讨论去就是处理不下”，张国良才伏法。
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是工农兵大学生，她之所以被推荐上大学，和李先念的不倒翁地位有关。李小林在大学里结识了高干子弟刘亚洲。
而对于大量平民子女来说，从农村上大学却很艰难。有些女青年付出了贞操的代价，被迫为改换命运而献身。
不少农村干部以从农村返回城市上大学、进工厂的名额作诱饵，强迫女知青与其发生性关系。这里有权力寻租和性索贿，也有性贿赂。
驻农村和边疆的党政军基层干部有不少人涉案，涉案者职务最高的至少有团长。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通告中斥责某些干部把奸污迫害女青年的重大问题看成“生活小节”。
还有县公安机关包庇强奸女知青的已婚干部，如果第一次强奸后女方没揭发，那么再次进行奸污的，罪名就由强奸变成了通奸。
下面是司法部门的两个相关文件。如果问题只是九牛一毛，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
一个文件是1986年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奸污女知青案件有关问题对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请示报告，内容是：
据各地、市法院反映当前历史遗留问题中“奸污女知青”案件比较突出。主要是由于对中央的政策理解不同，有的主张纠正，有的主张维持，以致久拖不决。根据各地、市法院反映，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
一、１９７８年有关文件规定，“对于迫害下乡知识青年和强奸、奸污女青年，教唆青年犯罪的，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根据这个文件，奸污女青年是依法惩办的对象，故对因与女知青通奸、与女知青乱搞两性关系或男女知青发生的性行为，原以“奸污女知青”或“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罪判处的，应当维持原判。
二、在１９７８年有关文件下发后判决“奸污女知青”罪，应当维持原判。但该文件下达前原按照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３年有关文件精神处理的“奸污女知青”案件，除“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而奸污女知青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可以维持原判外，对其他奸情问题以奸污罪或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罪判处都是错误的。因为，上述两个文件并未把“奸污”列为犯罪，只规定“强奸上山下乡女青年的，要依法严惩”。“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要撤职查办”。撤职查办并不等于统统逮捕判刑，只能对其中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犯什么罪判什么罪，但不能以“奸污”罪判处。
三、１９７８年有关文件中规定的“奸污女青年，教唆青年犯罪的，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和１９７０年有关文件中规定的“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要撤职查办”的精神是一致的，即依法惩办的是利用职权，为非作歹，奸污女青年，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对他们当时以“奸污女知青”或“破坏上山下乡”罪惩处是对的。但当时由于“左”的思想指导，有的处刑畸重，对仍在服刑的，应当改判，适当减轻其刑罚。对因受“左”倾错误路线影响，把男女青年双方自愿的通奸和男女未婚青年之间自愿的性行为等一般违法或者道德问题当作犯罪惩处是错误的，应改判纠正，宣告无罪。
第二个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针对上述报告给与的电话答复。内容包括：
关于处理强奸、奸污女知青的申诉案件，应该按照我院法（办）发（１９８６）２１号文件的精神办理。具体案件的处理，可以掌握如下界限：
一、对于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女知青的；利用职权或者乘人之危，引诱奸污女知青的；以玩弄女性为目的，引诱奸污女知青，情节恶劣的，应当维持原判，驳回申诉。对于原来以反革命罪判处的，应当改变定性。
二、对与女知青恋爱过程中发生两性关系的；女知青自愿与他人发生两性关系，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予以改判，宣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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