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标题是我写的，下文继续转载中国当代史学者杨奎松的文章《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未完待续。
我调整了段落的间距，倘若把网上的原文转贴过来，不加调整，那么在留园网发表后，段落的间距会太大。所以留园网上有不少文章有这个格式上的缺点。
我也把小标题的字体加粗了。

杨奎松1953年生于北京，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毛泽东的对策：硬着头皮顶住
1959年三四月，春荒时节到来，往年的灾难不仅重复上演，而且变得更加凶险了。
最严重的如山东济宁、聊城地区，1400多万人缺粮、断粮，三四十万农民四出逃荒，患水肿病的累计达到55万余人，且已报告的因饿病而死亡的人数即达1526人。其中，“因生活困难而自杀的163人，占10.68%；患水肿病致死的953人，占62.45%；因吃糠秕过多，大便干结致死的95人，占6.22%；因饿致死的315人，占20.64%。”另外，“卖婴弃子事件已发现者达58起”，仅金乡、单县两县即已死亡耕畜35600余头。
山东省委如实报告说，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去年的产量报高了，国家征了过头粮。报告称，去年山东省粮食产量确实取得了空前丰收，但制定国家征购计划前预计的粮食产量报得太高，秋天再度核定的数字还是偏高，实际产量和最初的预计可能相差一倍之多。再加上各级干部开会太多，未能深入实际，不了解下面缺粮的情况，反而还大搞反瞒产私分，“结果不仅未能反出什么粮食，反而对粮食的紧张形势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造成人心惶惶，有粮的无粮的都喊缺粮，真假难分，人口继续大批外流”。
类似的情况并不止于山东一个省。国务院秘书厅这时送来报告，说明全国15省发生严重春荒，至少2517万人缺粮、断粮，灾情严重。毛泽东看了也急，当即拟了一个《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的醒目标题，紧急批给周恩来，要求立即用飞机分送给15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手收”。因为他怀疑“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意识到中央此前认定的那个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能有较大问题。他在4月上旬开始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已经对六中全会制定的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10500亿斤的指标表示疑问了。因为，统计局和粮食部核实过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毛泽东估计的“定数”，即7400亿斤，还少2400亿斤。因此毛泽东开始承认，粮食、棉花的产量，要大幅超产恐怕是不可能的。他并且为自己去年相信并帮着宣传徐水等百万亩“卫星”田的事辩解说，去年我只看了那几亩田，其他地方的都没看过。什么万斤亩，我就不信，除非一斤一斤称。现在的问题是，10500亿斤的指标已经公布了，“现在改也不好改，改了怕泄气，中国人、外国人（面前）都不好看。”只能寄希望“七凑八凑，多种蕃薯，把豆子也算上，可能达到万亿斤、9000亿斤”。
当然，哪怕1958年能落实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还是增长了许多，故毛泽东相信这也是“大跃进”。因此，他对这一年的春荒紧张归紧张，却还是抱着年年春荒都能过去的信念，认为今年也不例外。故他一方面意识到今年形势比较严峻，因而同意李先念提出的压缩城乡，特别是城市粮食销量的提议，下令把城乡人口人均配给的粮食数额限制在每月28至30斤左右；另一方面则寄希望于春荒会快点过去。这种心情从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即4月17日刚刚心急火燎地批示要解决2517万人无饭吃的大问题，26日在得到内务部报上来的关于春荒有所好转的情况通报后，他又马上批转各地，宽慰人心。当然，他还是告诫各地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度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还指示要“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1959年春荒持续时间远较过去长，死人也远较过去多。光是一个山东，到5月中旬仍然有30多万水肿病人，有将近12万人逃荒在外。济宁地委即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该专区年初以来已有7569人因饿病而死。对这一报告，就连山东省委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因为巨野县一个县就已有报告称，半年间各种死亡人数达7536人，已知属于非正常死亡者达1860人；金乡县也报告称，半年间各种死亡6700多人，非正常死亡数1500人。这两个县半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即超过3300人了，何况两县所报正常死亡人数也不大可信，因为它们都大大超出了往年半年中的正常死亡人数。粮食匮乏的严重程度，还可通过耕畜死亡反映出来。据济宁地委报告，专区原有耕畜65万头，半年多因没有饲料等原因一下子死了12万头，即使活着的耕畜也非常疲弱。政府按规定留给农民的口粮，每人每天本来也只有五六两原粮，相当部分还是薯干，原本就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就是这样一点粮食，还会被各级管理部门层层克扣，或是8个人的定量均分给了10个人吃。因此，许多饥饿的农民最后竟把刚刚种下的青苗、花生种都挖出来吃了。人力、畜力本来就极度虚弱，春耕已经难以进行，好不容易种下一些粮食又被挖出来吃掉，春播、春种自然要受到严重影响，这又直接埋下了夏秋和来年进一步发生更严重饥荒的种子。
由于不少省份上一年虚报、浮夸十分过火，再加上“大跃进”期间到处“拔白旗”、打右倾，因此灾情已经十分严重，却没有哪个省会主动据实上报。各地即使发现了问题，也都尽可能隐瞒实情，以至许多严重情况还是中共中央或国务院从群众来信中了解到，批转地方查证才暴露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问题的覆盖面，仍旧缺乏足够的认识。如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谭震林也知道各地死人很多，困难很大，但还是要求地方必须完成原定的征购任务。他甚至强调要动员农民照顾大局来达成任务。他在6月20日的一个报告中说，今年夏季粮食作物的情况是：一、亩产比去年高得多；二、粮食供应情况紧张，收购任务比去年大；三、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很多，总产量能不能比去年多还难说。因此，粮食困难的形势从全国看还没有转变过来，还要等夏粮全部打下来，粮食局面才可能转为主动。但无论如何，他都要求切实把粮食征上来。他强调，工作做到家，任务就能完成。他的理由是：“不要把农民估计得过低，应该把农民估计得高一点”。因为，“中国的农民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已经养成了照顾大局的观点”。
有了主管农业的谭震林等人的这种意见，毛泽东更相信这次春荒差不多过去了，形势已经好转了。6月底，他召集中央及各地领导人上庐山，准备开一个“神仙会”，大家优哉游哉，轻轻松松地一起来总结研究一下前面“大跃进”的经验与问题。
当然，毛泽东丝毫没有意识到“大跃进”出了严重问题，他的总结是守住一条底线，即成绩和错误要“九一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至于那一分错误，比如粮食大量增产却搞得如此紧张，他虽耿耿于怀，不得其解，却主张眼下不必深究，“说得清就说，说不清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庐山转向并非彭德怀惹的祸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毛泽东又打算如何去改变粮食紧张的现状呢？以往的党史、国史著述，大都很重视庐山会议的转向问题。即认为会议原本是要反左的，彭德怀7月14日一封上书，批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惹恼了毛泽东，会议于是从反左一下子转到反右去了。而这个说法，也是毛泽东事后自己多次讲过的。
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庐山会议上从始至终毛泽东都没弄清发生问题的根子在哪，那么，说彭德怀不上书，会议就能形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会一直坚持反左，也不那么可信。事实上，研究一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段提出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意见，就可以印证这一判断。
7月5日，毛泽东结合粮食部部长陈国栋的报告，就粮食问题专门提出了他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假定今年年成确实比去年好的情况之下，还要多征购一点粮食，以备危急时国家手里有粮。二、下年度销售计划应该大力压缩，向1957年看齐。1957年大家不是过得挺好吗？“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可多收，可以多吃”。四、“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
从上述三、四两点可知，毛泽东是注意到了公社化导致农民日常生活受困的一些问题的，也提出了一些有助于解决农民饥荒问题的办法。但是，他的前提却还是“食堂吃饭”。“食堂吃饭”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农民还是不能自己开伙，意味着毛泽东还是希望坚持对农民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意味着农民还必须要过集体生活，自家的东西不能归自己所有，自家的房子多半也不能自己住。农民在连基本的家庭生活都不易维持的情况下，又如何去经营自留地、私人菜园、田头地角？如何能节约归己、自种自吃呢？
至于一、二两点，就是要求“多购少销”。“多购少销”是中共中央自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的一贯方针，但是，在粮食供应已经开始与民众生活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严重断粮并开始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明确提出这一要求，一旦确定下来，岂不会带来更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吗？毛泽东所以看不到这一点，显然是因为他并不清楚粮食问题的危险程度。他的信心和数据依旧是从主管经济和粮食工作的负责人那里来的。他所以要在全会上专门就粮食问题发表这几点意见，原因也就在于多数省份的领导人都在喊粮食困难，要求中央减少1959年度的粮食征购数量，放宽1959年度的粮食销售额度。而中共中央主管经济、财政、粮食工作的负责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已经出现顶牛现象，他出面要求其实是帮中央做说服各地领导人思想工作的。
毛泽东的依据是：一、1958年就算粮食总产量只有5000亿斤，也还是比1957年增产了35%，实现了“大跃进”。如果照谭震林等人报告的情况，1959年虽然播种面积有减少，但年成肯定比1958年还好，亩产还要高，产粮总数不会低于1958年，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仍旧比照1958年，征购到1100亿斤呢？二、1957年全国只销了839亿斤，没有出任何问题，1959年为什么不可以向1957年839亿斤的销售量看齐，甚至再低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820亿（斤）呢？”扣除军粮、出口和养猪饲料120亿斤，这一进一出之间，中央和各地不就可以净储备160亿斤，以弥补现有300多亿斤库存的不足了吗？
显而易见的是，靠听汇报了解全局的毛泽东这时不仅不了解全国粮食问题的实际状况，而且不了解1958年工业、水利“大跃进”所造成的城乡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粮食供需关系极大改变的情况。他只注意到1958年度粮食销售了1018亿斤，超出1957年度839亿斤太多，却没有想到城乡工业“大跃进”和大搞水利建设后，城市人口一下子增加了2000万，农村企业和兴修水利也使相当一部分农民转去吃商品粮了。光新增2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差不多100亿斤以米、面为主，不含地瓜干的粮食。再加上全国上亿农民被投入到大型水利建设工程中去，所需商品粮数量十分巨大。只要保持现有人口结构不变，继续各项“跃进”政策，1959年度的粮食销售量根本就不可能低于1958年度的水平。粮食部最初也是按此水平计划的，原定1959年度的销售额为1020亿斤。但是毛泽东会上一提出质疑，粮食部马上就动摇了，改调到855亿斤。对这个数字，毛泽东却还是觉得多，总觉得应该可以“和1957年看齐”，即所谓1957年大家不是过得挺好吗？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是很了解城乡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情况，至少对这方面问题不敏感。中共中央负责经济、农村和粮食工作的领导人则不然，他们早就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可是，他们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需要从这个方面着手来解决问题。相反，他们从缓解自身主管的国家粮食储备紧张的角度，马上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如此，对毛泽东所提恢复社员自留地，自种自吃、免征公粮的意见，他们还表示不同意，认为对国家粮食利益影响太大。李先念就特别提醒毛说：“按照自留地占耕地面积5%计算，全国约减征23亿斤细粮，折人民币2亿元左右。我建议，免征的这部分公粮，可以暂时转由公社或者基本核算单位交纳，执行一年再看。”
上述这一切讨论和决策，都发生在庐山会议初期，即彭德怀上书的7月14日之前。事实上，彭德怀也一样不清楚1958年度粮食的实际产量，更不了解当时粮食问题的严重程度，他同样认为“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换言之，7月14日之后，毛泽东虽然因彭信转而发动批右，会议对粮食问题的看法以及毛泽东在会议前期所拟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并未改变。
7月3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下一年度粮食征购和销售的指标，计划总产量5000亿斤，购1100亿斤，在征购量与上年度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却较上年度减少了近1/4的销售额，确定为820亿斤。加上增拨国家生猪生产基地饲料20亿斤，即840亿斤。这一数字基本与1957年839亿斤持平。而且，计划中粮食出口还有所增加，即由1958年的82亿斤，变成了100亿斤。
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在解释这一方案的报告中称：按照这一购销计划，并不会减少农民的口粮，相反，较1955年所定的417斤的标准还有增加，全国农民年平均每人留有口粮可到440斤，约相当于330斤成品粮，平均到每天每人可以有9两粮食吃。“如果在有瓜菜的季节里，掺食一些瓜菜，并有计划地加工一些干菜，储备起来，和粮混着吃，不但可以吃得饱，而且可以吃得好。”
从陈国栋的上述算法和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是粮食部部长本人也不了解，农民实际到手的口粮数是不能这样在纸面上平均推算出来的。除了种子粮、饲料粮未算外，光是一个公社化带来的县社提留的所谓公积金、公益金及各种机动粮，就从中截去了农民大量的口粮数。
毛泽东年初在郑州会议上就尖锐批评过公社一级“积累太多”，什么都“共产”，“实际是抢产”。他举的例子是河南，说河南除国家征税7%以外，县社一级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就占26%，生产消耗至少20%，还要收百分之几的公益金、管理费，如果再算上20%以上的统购数……农民年平均口粮数最多也只有两三百斤原粮，根本不可能达到440斤原粮的水平。
如果我们注意到柯庆施介绍的情况，就更能了解纸面上的计算有多不靠谱了。他讲，华东各省社队两级干部为工作便利，甚至为自身谋利，存在大量提留机动粮的情况。据江苏镇江9个公社15个大队调查，社员每人每年负担机动粮达31斤。有的大队为此不惜克扣社员口粮，本来每人年应得基本口粮只有226斤，竟被克扣去80斤，致社员实际到手只有146斤。
随后的情况也很快证明了粮食部的算法完全脱离实际。由于各地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根本不可能照人均440斤原粮水平给农民留口粮。在无法抗拒中央征购任务的情况下，各地不久即纷纷要求压缩农民口粮以满足征购所需，中央对此也只能迁就同意。一个多月后，即9月17日，中央正式批转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给各地，同意“农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粮400斤上下，最低不少于365斤”。这意味着，农民即使能够按照官定的标准拿到全部口粮，每人每天也只能吃到七八两粮食（此处指成品粮，原粮转化为成品粮的比率一般为70%~80%）。不要说农民每天所得的这七八两粮食相当部分是杂粮，不仅包括豆子在内，还有不少地瓜干。就是这些并不完全顶数的粮食，多半也还会因为各种中间过程的损耗和上述各种克扣、贪污而大打折扣。许多地方农民一天只能吃到四五两粮食，甚至更少，严重断粮乃至广泛饥荒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
知，在1959年粮食问题已经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无论庐山会议批左还是批右，只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其症结所在，继续坚持制定并实行“多征少销”的方针，就必然会加剧饥荒大面积的扩散与发展。
 

贴主:Weiggg于2024_10_15 21:33:27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