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标题是我写的，下文继续转载中国当代史学者杨奎松的文章《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大饥荒的？》

关于杨奎松，写作和发表过5部历史书的海外作家芦笛说，杨奎松的作品主要是披露史料，“为我这种玩票同志提供饭票；……有的读者不明此理，觉得杨奎松没有什么杰出的史识，这就大错特错了。人家的价值在于利用其特殊身份，披露一般人无从与闻的史实，文章留待你自己去做。”
杨奎松谈到，1961年年初，3位被处分的省委第一书记做了检讨。甘肃省委原第一书记张仲良承认：死人数字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知道，总数85万人（包括非正常死亡）”。
杨奎松还引用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吴芝圃的检讨说：“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左右……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那些否认大饥荒的人请看看这些当事人、责任人的痛苦叙述。
我在转载杨奎松的文章时调整了段落的间距，倘若把网上的原文转贴过来，不加调整，那么在留园网发表后，段落的间距就会太大。所以留园网上有不少文章有这个格式上的缺点。此外，我也把小标题的字体加粗了。

杨奎松1953年生于北京，人民大学毕业，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
以上是我的介绍，下面是转载。

反右倾创造出的虚假成绩
庐山会议转而批右，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大批试图向中央反映基层严重问题的干部成批成批地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处罚。湖南80多个县，有30多个县委第一书记挨整。河南信阳地区16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被撤职。山东聊城一个地区，2万多干部被批判或定性右倾，并且批斗了数万名群众。由此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各级干部吓破了胆，只能更加不顾一切地采用各种强力措施向农民催逼征粮；二是虚假信息更加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到的情况与实际愈加脱节和扭曲了。
因为各地干部尽心竭力地为完成中央交付的“多征少销”指标而努力，1959年秋冬到1960年年初，国家购销指标完成得异乎寻常的好。粮食部为此极为兴奋，在1960年1月26日粮食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上来第一句话就是：“当前粮食局势好得很。”
据粮食部报告称，按照1959年度（即从1959年7月到1960年6月）的征购计划，不过半年时间，即到1959年12月25日，就已经完成了94%。加上1960年5至6月份将征购到的新夏粮，肯定会超额完成计划。粮食销售计划的执行也十分稳定，1959年7月至12月仅销售了401亿斤，比1958年同期减少了42亿斤。同样，粮食出口供应计划也顺利完成，而且超额。报告说：“从以上情况来看，多购少销，争取粮食工业变被动为主动……已经做到了。”受此鼓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更明确提出，要争取国家粮食库存（包括周转粮在内）到1962年时，能够达到1000亿斤。李先念也提出，有必要争取使粮食总产量到1962年达到7500至8000亿斤。
据此，中共中央于1月30日正式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其中粮食一项的目标被规定为6000亿斤，比1959年要增长11%。中共中央相信，1959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400亿斤，比1958年增长了8%，因此1960年粮食产量理应争取更进一步的增长。
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是完全没有渠道发现问题。像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就还在零星地反映报道一些比较真实的基层情况。比如它在年初一段时间里就接连反映了江苏、甘肃、湖北、宁夏、贵州等地出现农民断粮逃荒、浮肿干瘦、非正常死亡、弃婴死婴、妇女子宫脱落，乃至于人吃人等情况。但是，和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高度评价《内部参考》刊登农村实情的消息，并几度批示的情况不同，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对《内部参考》这种零星的报道明显不重视。他主观上显然更乐于相信来自中共中央和各地党政领导人的形势判断，更愿意听到他们讲，“目前形势很好，去年春夏都没现在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是从1958年开始，1959年巩固，从1960年看，是更前进了一大步”。
受此心态影响，这一年3月，中央发现山东再度出现春荒，农民外流10余万人，肿病9万多人，死亡1000多人，也只是认为，问题出在省里各级干部没有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只要重视起来，做好工作，粮食不是问题。
几乎同时，周恩来读到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大批饿死人的群众来信，也只是批转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称：“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词，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
如此政策下粮食问题的大爆发是迟早的事。进入三四月份以后，各地粮食紧张即导致粮食销量无法抑制地猛增，原定1959年度销售计划被大大突破了。还在2月底，中共中央就已经不得不同意各省关于增加粮食销售数额的要求，把原定销售820亿斤的计划修改为917亿斤。到4月中旬，中央吃惊地发现，各地粮食销售的数量还在增加，年度销售指标很可能会超过1050亿斤。
与此同时，还是有大批农民得不到粮食，因而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生严重的饿死人事件。鉴于无数群众来信雪片般地飞往北京，许多中央高级干部也通过亲友了解到农民饿毙的惨况，许多地方难以隐瞒，不得不把一些情况上报到省委和中央来了。
3月中旬，江苏省委上报了所属“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
4月初，河南信阳地委上报，“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累计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包括正常死亡在内），占总人口的0.85%”。
事实上，凡是这时地方自报的死人情况都有隐瞒。如中央赴信阳工作组6月调查即发现，信阳地委上报的死亡数字被人为地大大缩小了。实际死亡人数超过43万，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竟然达到28万之多。
毛泽东就推动“共产风”做自我批评
从1960年5月开始，全国性粮食紧张的情况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大量发放粮食救急，国家各地粮库也日渐露底了。国务院财贸办并粮食部从5月下旬开始，接连4次向各地发出“紧急指示”，并以中央名义几度召开各省、区农业负责人电话会议，要求全力完成中央计划和部署的调运粮食任务，但各地自顾不暇，纷纷向中央告急，始终不能照中央要求行事，以至于由中央负责供应的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三市一省也面临断粮之危了。
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和粮食部负责人不得不联名求助于李先念，要求救急。李先念随即先后向周恩来和邓小平，乃至毛泽东告急，说明：“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2天，辽宁只够销6天，如果不加速调运补充库存，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
到8月初，中共中央已经发现此前的乐观估计又错了。1960年的粮食产量不仅无法达到计划中的6000亿斤，很可能只能收获4500亿斤。粮食产量一下子缩水1/4，无论是购还是销，原来的计划全都无法实现了。这一情况让中共中央十分紧张，开始提出，全国下一年度的粮食安排必须马上“按需要从低的原则”妥善部署计划。按照这一思路制定的1960年度粮食收支调拨计划，仍旧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坚持要大大增加国家征购粮的数量。1960年度的征购数字被进一步增加到了1325亿斤，虽然销售粮数也相应提升到1108亿斤，出口粮数降低到48亿斤，但在粮食总产量已经低于1957年水平的情况下，即使纸面上全国农民每人全年口粮也只能安排到360斤原粮。不要说留给农民的这部分“粮食”不少是靠白薯、大豆之类充数，即使农民真的能够拿到这个数字的粮食，每人每天平均也只有7两的东西可吃。
眼看粮食真的出了问题，毛泽东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工程，“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他显然很着急，但并没有想到解决眼下问题的办法，而是指望来年下大力生产粮食。他提出：“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
9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更是不切实际。它要求进一步压缩城乡口粮标准，并且提出，农民口粮按淮河南北划线，一般应维持平均每人全年360斤原粮，一些地方应压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指示介绍称：“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加上2斤到2.5斤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
可想而知，正是在此前后，因实在无粮以救饥馑，大家纷纷异想天开地构想种种含有这样或那样蛋白质及碳水化合物的“代食品”来充数。从毛泽东一直到地方，各级党政主管部门也都信以为真，想方设法地进行鼓吹，并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组织生产。
连续两年“大丰收”，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缺粮现象，并且会出现粮食产量大幅下滑的情况呢？毛泽东这时无论如何不能不去寻找答案了。而他这个时候也终于考虑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1960年10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接连撤换了饿死农民人数太多的山东、甘肃、河南3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与此同时，毛泽东把造成农村问题的症结归纳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并据此要求各地整风整社，“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时再提粮食增产、丰收，“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这一问题。他自然不承认“大跃进”或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政策有什么问题，而是强调这根本上是“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闹的。至于为什么会刮起“共产风”呢？毛泽东带头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说“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
第二天，毛泽东借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机会，用“中央”之口再度就他在推动“共产风”问题上的责任做了更具体的检讨。他写道：毛泽东“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而且，当时没有注意到不能由公社来“共”生产队的产，不能搞“一平二调”，不能多搞公共积累，不能过多地搞公共工程，等等。
毛泽东主动检讨后，中共诸多领导人也纷纷在各种场合进行了自我批评。至此，建立在“大跃进”思想基础上的粮食计划指标也迅速降下来了。
1961年1月中共中央还估计1961年度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4100亿斤，但春夏粮食全面紧张，全国十几万个粮站存粮降到160多亿斤，京、津、沪粮食供应全面告急；夏收时更发现全国粮食产量最多可能只有2800亿斤，甚至2650亿斤左右。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大幅调低1961年度的粮食征购数。因粮食严重减产而造成粮食供应缺口，中共中央除下决心将城镇人口压缩2000万以外，还被迫决定动用国家黄金储备41万两、白银储备1.4亿两，以每吨70美元的价格进口上百亿斤粮食来填补。但即使这样，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计算来计算去，还是认定必须要征购780亿斤粮食，并要把农村粮食销量从418亿斤压缩到空前低的300亿斤。
按照毛泽东1959年2月的说法，粮食征购不超过总产量的1/3，农民就不会造反。但周恩来在1960年8月24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承认，1957年以前征购比例一般在1/3以下，即27%至28%左右，最高也只有29%。但1958年因估产过高，征购比例实际上已经超过35%。1961年如果征780亿斤，合原粮900多亿斤，恐怕也要占到总产量的33%了。考虑到这一比例可能带来的危险，最终这一征购数字不得不下调到717亿斤。当然，这已经无法阻止1961年更加严重的饥荒全面发生了。
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3位被处分的省委第一书记也都正式做了检讨。
甘肃省委原第一书记张仲良承认：甘肃工作中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220亿斤，最后落到110亿斤；1959年粮食数字开始提400亿斤，公布370亿斤，以后定为270亿斤，实际产量仅仅85亿斤。”“从1958年春季，几个县就发生外流、浮肿、死人。1959、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积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死人数字是骇人听闻的。现在知道，总数85万人（包括非正常死亡），耕畜死亡70多万头”。
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吴芝圃也痛切表示：“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左右……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
山东省发生严重饿死人的情况1958年底就开始了，持续时间更长，故山东省委原第一书记舒同也不能不受到更多的批评。
实际上，除此三省外，其他许多省的死人情况也非常严重，只是多数地方盖子还没有揭开。即使是那些开始揭盖子的地方，由于粮食紧张的局面一时无法改变，因此饥荒死人的现象难以很快得到遏止。好在，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办公社食堂了。1961年2月，他第一次在食堂问题上松了口，表态说：“办食堂或搞别的事，不要千篇一律，一定要适合情况，一定要根据各地的特点。如果不适合情况，比方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
据此，谭震林于3月初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办不办食堂的问题和要不要继续实行供给制的问题，农民很关心，但又不敢公开提出来，是否可以讨论一下。
4月15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毛泽东家乡韶山公社调查报告中提出：“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并列举了食堂破坏性作用的种种例证。
4月下旬，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均表示，在食堂问题上受了骗。大家一致同意胡乔木的报告，主张“当机立断”。周恩来说得好：“食堂不解决，什么也不能解决。因为自留地要人来种”。
这一年夏天，对农村生产及农民生活破坏性最为直接的公共食堂终于停办了。食堂散伙后，供给制亦废止了，社队从农民手中“抢”去的各种私人财物等部分退赔给农民，农民重新回到家庭生活当中来了。这样，农民又可以养猪、养鸡、积肥，自主经营自留地了，也因此再度有了一些自我应对粮食困难的调节能力。
除此之外，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点，即工业、基建、水利“大跃进”的严重副作用，特别是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水利等猛增出来的吃商品粮的2000多万人。他不得不痛下决心将这些增长出来的人口强行“精简”到农村去，并且对工业、基建、水利等诸多大中型项目建设实行“关、停、并、转”，全面缩短工业、水利战线。如此，持续三年多的严重饥荒，又经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逐渐得以告一段落。



贴主:Weiggg于2024_10_17 8:19:20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