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院的两项裁决与巴勒斯坦例外
费萨尔·库提
律师和法律学者
Published On 2024年3月13日半岛·2024年3月13日
2024 年 1 月 13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抗议者在美国领事馆举行自由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期间举着标语牌，这是支持自由巴勒斯坦全球行动日的一部分（欧洲通讯社）
今年早些时候，针对美国总统乔·拜登及其政府的两起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有关的诉讼在法庭上得到了胜利。

第一个案件是“捍卫儿童国际——巴勒斯坦诉拜登”（“捍卫儿童”），指控拜登总统、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积极怂恿”以色列国实施种族灭绝，违反了 1948 年《种族灭绝公约》规定的责任。该诉讼寻求法院命令，要求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停止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停止提供军事援助，并停止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停火。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拜登目前正在寻求参议院批准，今年晚些时候额外派出141亿美元。

在1月31日的书面裁决中，加利福尼亚州北区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杰弗里·怀特（Jeffrey White）在国际法院前一周发出的初步裁决中批准了南非提起的以色列案件，该案件发现以色列目前在加沙的行为可能构成种族灭绝，并下令停止杀害和伤害巴勒斯坦人。

怀特法官写道：“该法院面前的无可争议的证据与ICJ的裁定相吻合，并表明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的当前待遇可能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种族灭绝，” 他发现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围困旨在消除整个人民，因此可能属于国际禁止对种族灭绝的禁令……”

在听到了巴勒斯坦人，亲戚，医生和拥护者的三个多小时的证词之后，怀特法官表示，此案中的证据“令人痛苦”，并恳求“被告审查对加沙对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围攻的不受影响的结果”。

然而，在公认的法律标准（称为政治问题学说）下，“外交政策在宪法上致力于政府的政治分支，对外交政策的争议被认为是不可约束的政治问题”，他裁定法院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来决定此事。

该案被驳回。

然而，仅仅几天后，另一个针对拜登政府的法院案件，与同一冲突有关，显然是关于“不可约束的政治问题”的案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判决。

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马修·卡斯玛里克（Matthew Kacsmaryk）拒绝了拜登政府驳回共和党代表罗尼·杰克逊和其他三名诉讼的诉讼，该诉讼指控拜登总统和布林肯违反了2018年泰勒力量（TFA），并通过向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提供经济援助，使我们对以色列的游客面临危害的风险增加。

TFA——以一名美国退伍军人的名字命名，该退伍军人于2017年在以色列被巴勒斯坦袭击者杀害，其父母是该案的原告之一——是一项联邦法律，禁止美国政府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提供经济援助，直到它不再向被定罪的“恐怖主义”及其家人的巴勒斯坦人支付津贴为止。

该诉讼声称TFA禁止美国政府提供经济援助，这将直接受益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直到停止支付津贴为止。 拜登政府认为，法律并不禁止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所有经济支持，而只限制了如何花钱的方式。

2023财年，国会提供了2.25亿美元的此类援助。 美国国务院在 2023 年 3 月 26 日发布的情况说明书中表示，该援助旨在帮助“巴勒斯坦人民”，支持最贫困的家庭并提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资源。

但诉讼称，美国政府违反《贸易融资协定》，向直接受益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从而“非法洗钱美国纳税人的资金”。

在努力驳回此案的过程中，美国司法部辩称，原告缺乏起诉的法律资格，因为他们关于伤害风险增加的说法“完全是推测性的”。政府进一步声称，未来造成任何伤害的风险都是由于美国政府以外的其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并声称“有理由驳回，以避免让法院陷入高层外交政策问题”。

然而，卡斯玛里克法官裁定，如果继续提供资助，原告成功地证明了对受到伤害的“合法且合理”的恐惧，并指出，10 月 7 日发生在以色列的袭击就是确凿的证据。

他无视该案明显违反“政治问题主义”，允许诉讼继续进行。

政治问题原则是宪法的基石，它限制法院处理某些宪法问题，即使满足其他法律标准，例如地位、成熟度和实际意义。 它植根于这样的原则：某些问题最好留给政府其他部门处理或不属于司法权限。 如果某个问题被认定为政治问题，法院就会失去管辖权，这意味着它们无权就该问题做出裁决。

怀特法官在儿童辩护案中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卡斯玛里克法官在杰克逊等人诉拜登等人案中选择忽略这一点。

政治问题学说仍然是法学家争论的主题，特别是关于其起源、目的和应用，在其范围和合法性方面也存在分歧。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广泛而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原则在塑造美国法院与外交事务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 1918 年的 Oetjen 诉 Central Leather Company 案中，法院写道：“宪法规定我国政府的对外关系由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政治部门’）负责，行使这一政治权力时所采取的行动是否适当，不受司法调查或裁决的约束。”

然而，尽管声明笼统，但并非所有涉及外交关系的案件或争议都超出了司法管辖范围，相反，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每个问题。

即使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很难否认的是，关于外国援助分配的争议——这是杰克逊等人诉拜登等人案的核心——显然是一个应该留给政府的政治问题，尤其是考虑到这一原则通常被用来保护政府，甚至使其免受国际法规定的条约义务的影响，正如我们在“保护儿童”案中看到的那样。

和美国许多法律观察家一样，我对根据政治问题原则驳回儿童辩护案并不感到惊讶，但对卡斯玛里克法官允许杰克逊等人诉拜登等人继续推进的决定让他措手不及。

用截然不同——一个试图防止对巴勒斯坦人的伤害，另一个试图阻止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这表明美国法院与许多其他美国机构一样，无法保持其独立性和客观性 并再次强调“巴勒斯坦例外”。

本文仅表达作者个人观点，并不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费萨尔·库提是一名律师和法律学者，是罗格斯大学安全、种族和权利中心的附属教员。他还是瓦尔帕莱索大学法学名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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