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判断语境中，系统的动态性是“复而且杂”的。
即“连续的变”具有“复”与“杂”两种性质。
这里要引入一个系统学里的概念：蝴蝶效应。
传统学术界对“蝴蝶效应”的定义，是指在一个动态系统中，最终结果（状态）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
本文笔者对“蝴蝶效应”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认为：在“是”判断逻辑属性的范畴里，“蝴蝶效应”指的是后因果关系通过“复”与“杂”两种性质相互矛盾的表现以“积（分）”的模式时刻作用于系统，令系统表现出动态的历时性功能性“涌现”。但本质上，“复”与“杂”皆是以共时性的非加和性为其衡量准则：复——非加和性在宏观意义上具有“可操作性”；杂——非加和性在微观意义上具有“不可操作性”。所谓“积”，可以理解为有“无数”的蝴蝶在发挥作用（万物皆可点；万物皆可积）。
“复”的表现，具有可持续性的表象；“杂”的表现，则是不可持续性的直观反映。
初始条件是依据前因果关系的关联性逻辑性而已经存在的条件，（再根据必然性）初始条件下会产生一个微分意义上确定的初始值A。对于（确认性）观察者（用物理学语言表达就叫做：建立了一个局域惯性参考系的惯性观察者）而言，A值必须在同时产生的“非”场（也就是“局域惯性参考系”）中不断地以“不是…而是”的震荡与重复中才具有“纯正唯一的意义”。而每一次震荡或重复，就会出现一个A’值。并且因为“必须纯正唯一”的“后因果关逻辑下的理由”，这个A’与A必须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意味着同样具有非加和性的，可以“真值”衡量的“同胚”（不是拓扑概念的同胚。前者强调的是值；后者强调的是“共性”），因此这里的“同胚”也叫做“自相等”。即如果存在一个绝对孤立的封闭系统，这个A’一定是百分之百前因果关系“递归”的“自相等”的产物。并且，A’诞生时同时出现的“新”的“非”场及“新”的后因果关系同样具有百分之百的递归性。
递归性，也就是“复”，“复”的叠加就让我们得出“连续的有规律的变”的结论。
根据“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七个重要外延：只要前因果关系被建立，目标产生，“非”场就同时出现，指者为了“维护目标的纯正性、唯一性”就必须以 “有限过程对付无穷”的模式永不能终止地进行着排斥、清除“障碍”的主动行为——这个行为的依据是后因果关系——他他分别——我们永远只能够通过事物自身以外的东西来推断出事物的真实性。他他分别的过程，就表现为一个“线性的运动”的过程。
即是：平庸吸引子本质上并不“吸引”，因为其表现永远是离散的排斥异己的唯我独尊。
“是”判断逻辑属性的第七外延，在系统学里可以称为“自相等原则”（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成立的“理论根据”）。
此时的“蝴蝶效应”就是：在观察者眼中会出现一条“虚拟”的、线性的（输入的自变数与输出的应变数成正比关系）周期轨道。再根据分形理论，这条轨道上的点就产生了可以预测、可以计算的，即同样具有确定性意义的，也就是有规律的，延续自A的因自相等而可递归为A’值的“完全相同的分形”（分形理论：以迭代生成关系的同胚为根据而产生的“用简单表示复杂”的理论）。
这个“完全相同的分形”只有在宏观的意义上才能反映出来：匀速直线运动、发动机里汽缸每一次的做功，理论上皆可以描述为完全相同分形的迭代递归。
正是这个自相等的“可递归”的值所构成的可预测的“轨道”，让事物产生了（宏观意义上）可持续的（惯性）表象。人类科学史上亦因此而出现了以牛顿力学为理论根据的决定论。决定论的信徒中最典型的莫如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他狂妄地宣称：假如能够知道宇宙中每个原子现在的确切位置和动量，“智能者（后世称为‘拉普拉斯妖’）便能根据牛顿定律，计算出宇宙中事件的全过程，在计算结果中，过去与未来都是一目了然。
但是，递归只意味着重复、叠加。自相等仅意味着可复制，自相等原则下的“递归”，根据的必然是后因果关系逻辑，也同样缺失了前因果关系主导下的“势”，即没有趋向性，也就没有“行为趋向（力）”故而“飞矢不动”没有趋向行为。
即“连续的有规律的变”不可持续。
其可持续的表象不过是“永远的”“第三者”“搬运（叠加）”的“功劳（必须与外界发生关系）”——没有了汽油、关闭了电源，发动机也就做不了功；没有了氧气，我们就“窒息而亡”。并且，这个“第三者”还是永远都“不可靠”的——第三者后面有无穷的第三者——我们并不知道行为的原动力是什么：最后，只能“外求”——把万能的上帝“找”来作为第一推动力——可怜的上帝，在人类眼中，不过是——充当第一“苦力”的角色。
并且，第三者的“出现”更证明了：不存在绝对孤立的封闭系统。因此，也不存在百分之百的迭代递归。
任何系统必定从属于一个更大尺度的系统集，即不可能完全封闭，必然地与外部（其它系统）有种种关联，前、后因果关系之间的连通性导致后因果关系俱具有无序性。
无序，也就是“杂”。
无序性实际上意味着随意性，随意性即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分为“非”判断属性的“非逻辑推定”的不确定性和“是”判断属性中后因果关系下并集“或属于”的不确定性。后因果关系下的不确定性既有随机的（反映在非生命形式的系统里），也有刻意的（反映在他定义的人造物系统及自定义的生命形式系统里），但俱是在后因果关系中透过“非”场的无序性，以主动配合的模式对前因果关系发生影响而整体表现出含有创新意义的灵活多样性。越是趋向于微观的系统，封闭性越弱，无序性越强。
“是”判断属性的无序性意味着“非X或非”，任何“或非”都会因反馈而产生新的前因果关系，即在时间横轴上不断出现“初始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形（在微观意义上，不能建立“稳定”的局域惯性参考系：不断地“相变”）。前因果关系中与“是”判断目标相关联集合越多，则后因果关系中的补集越多，所涉及的“或非”就越多，即因不确定性因素而产生的无序性就越强，初始条件可能的变化就越多。
在观察者眼中，不同的初始条件就产生不同的（微分）值，这些微分值因各自的递归性就形成千变万化的种种不同周期的因而显得“杂”乱无章的虚拟“轨道”。
即“是”判断逻辑属性的事物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有值的）同胚，时间横轴上任意一个分形与紧邻的前一个分形之间在微观意义上一定存在着差异。时间横轴上差异性的内涵（杂）实际上是不可持续性质的“马尔可夫过程”。
这意味着在“是”判断的语境里，任何事物（历时性）本质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刹那生灭”的——不可持续也就是反证了不连续——不存在“连续的变”——这就是为什么量子世界与宏观世界如此不同的根本原因——量子化的本意就是不连续性：因为观察者在微观世界里“找不到”与观察者自身完全“一模一样”惯性（相同前因果关系）的局域惯性参考系。
但系统学依然认为：“复”与“杂”的积，在“特定的有限尺度（一般指宏观意义的尺度）”里，还是可以表现出可持续的、动态的并且是“有序”的历时性功能性“涌现”。
根据“是“判断逻辑属性第八个外延：任何“是”判断，都必然表现为指者根据前、后因果关系建立及维护、发展形式（目标）这种模式。这种模式里所具有的关联性、逻辑性、必然性、排斥性及不确定性五大内在的根本属性之间存在着的辩证关系，令事物都表现出非线性的运动变化发展的性质。
“非线性的运动发展变化”，在系统学中解释为：
不同周期的虚拟轨道的值的“积”依然具有“自相似”性质。意思是尽管相对于A，A’已发生了变化，但依然以A的前因果关系为同构基础，其“或非”之后变化的积值还是以A为原型。这种“自相似”的情形称为：A’和A具有“同胚性”。系统中具有“自相似”的积值会因为同胚性而遵循着“因为非nX，所以是A”，然后“非X或非，所以或A’”的“非线性”（输入的自变数与输出的应变数不成正比关系）模式从而产生“自相似的分形”。在“是”判断属性的宏观统计意义上就表现为在“特定有限尺度”里可持续的、动态的、“复杂但有规律”的也即是依然有序的历时性功能性“涌现”。
因此，“是”判断逻辑属性第八个外延（智能性共享）在系统学中可称为“自相似原则”。
但自相似原则下的功能性涌现只能在“特定的有限尺度”里实现。
因为，这里与“势”等价的“同胚性”，实际上也就是协同学理论中的“序参量”。
平庸吸引子所表现的“不变”的规律的理论依据就是“序参量”的“不变性（稳态）”：任何系统的状态都可以表述为一堆不同变数的状态参量。在共时性的意义里，这些状态参量越多，对系统状态的描述越全面精确。在历时性的意义里，这些状态参量的变数会随时间变化，但变化的快慢程度各有不同。在观察者眼中，变化快的状态参量被变化慢的状态参量（同构基础）所支配着，即那些变化慢的状态参量起着决定系统宏观上有序化（自相似）行为的作用，因此被称为“序参量”。
但变化慢意味着毕竟还是会变化，即自相似原则里的平庸吸引子所依据的序参量的稳态并不那么“稳”。任何状态，因为“杂”的必然参与的因素，结果就是其“势”是一定会“变化”的（系统学称为“涨落”：相对于本征值发生的偏离），“势”变化其趋向亦随之变化，即状态也就发生变化。
尺度越大，变化越明显，最后就“面目全非”。所以自相似原则下有序的功能性涌现只能在“特定有限尺度”里实现。
综上所述：
自相等原则下的“递归”不具备前因果关系的主导性，因此是不存在势与力的不连续的格式的叠加；
自相似原则下的“有序”具备前因果关系主导性，在“是”判断语境下具有会变化的势与力的涌现。但这里的变化则意味着（状态）不可持续，不可持续的本质也就是不连续（不连通）。
至此，“是”判断语境里动态的两个内涵——行为与连续，也就被“一一推翻”—— 一切表象皆是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