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过俺一“命”的无锡人薛老师
马客
（一）
世界很小，非常之小。
我中有你，你中有他，他中还有个她。。。。
戏话，在当今要找人，如同打排球，一传接发，二传到位，一般只要过三，就可以找到你想找到的人。当然你说你三步就能找到军委主席，那你纯是找抽。
偶然的机会，我们家领导遇到了就住在我家隔壁（有点夸张，在美国开车15分钟能到，就算是隔壁了）的薛教授。
于是乎，大家约定，等我回马里兰，一起聚。
（二）
昨天，我和领导忙了一天，准备了十菜一汤一点心的“国宴”：烟熏三文鱼、葱油莴苣丝拌海蜇皮、烤牛仔肉、熏鱼、四鲜烤麸、大虾带子目鱼炒芹菜、豆豉烤尖椒、鸡蓉藕丝、蚝油芥蓝、八宝辣酱、扁尖火腿汤、炸春卷。加上冰镇啤酒、酸梅汤、法国红葡萄酒。
于是乎，人生三大之一大：他乡遇故知闪亮登场、不亦乐乎。
（三）
薛老师是1931年的羊，今年整85岁。
我和薛老师85年一别，三十一年过去，他还是腰背直挺、思路敏捷（见图1），岁月好像没留下很大的痕迹。
他知道我的课题之一是“中药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安全和药效的机制”，如同好学生一样掏出随身带的笔和笔记本，谈起了中药XXXXX的毒性及其表现型和基因型方面需要突破的研究及重大的临床意义。
薛老师对参考文献的熟悉，熟悉到“什么时候什么学者做了什么课题及其学术贡献”。他对中药XXXXX的非常熟悉，熟悉到“随手画出起分子结构及硝基化代谢活化的过程”。
薛老师不是搞中药的。
他退休也整整20年了。
他的学术研究思路及洞察依然是老而弥坚、不逊当年。
（四）
薛老师是毒理学学者。
我们系搞毒理学那时在神州绝对是相当的领先。老头子们不算，50年代毕业后来从事毒理学教学和科研的有，太多了，不数了。
在我们那些文革后第一届毒理学学研究生的话语中，这个薛老师哪是什么属羊的？简直是一只人见人怕的虎视眈眈的白额吊睛大虫！
（五）
薛老师是系里是毒理学的大拿、大咖、大V，有其历史原因。
薛老师是无锡人。
无锡薛家花园的主人，二品顶戴，以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是薛老师的伯祖父。
薛老师的父亲是清华毕业的官费留学生，抗战回国，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授。光复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48年出差英国的途中，病故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
薛老师是上海中学的学霸，1948年17岁一举考入我们大学，他的中学同学兼大学同学有后来独领风骚的曹小定教授。
如果没有意外，薛老师就是临床的大拿、大咖、大V，因为我们当年私下议论过薛老师，他对临床医学的感觉和悟性是好的一塌糊涂。
然而，薛老师中途缀学了，去了苏州医士学校当老师去了。对此有两个版本的说法，一是薛老师是家中长子，下有二弟二妹，分布在小学、中学的不同学龄，父亲走了之后，他便是长兄当父，接济弟妹。一种说法是，50年代初期，缺医少药的很，需要快速培养大批中级医护人员，组织号召在校医学生加入医士护士的教学队伍。
我估计这两者兼而有之。因为三两年之后，薛老师回马枪反身杀回母校，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
1957年是我们系的大年，后来在系里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基本上都是这一届的，如。。。。。。。。。
薛老师在他的同学中锋芒毕露一览众山小，不说无锡薛家的先天因素GENOTYPING，他的后天因素PHENOTYPING有他的独到，他是那批同学中的学长大哥大。
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批考试选拔出国，他拔得头筹。1979年来了加州大学DAVIS分校，在毒理学系高访两年。薛老师是步“老头子们”之后漂洋过海啃“洋面包”的第一人。
等他81年高访回国，系里的老师们才开始陆续出国。
那时国内和国外的学术差距不是一点点。领先两年的国际学术经验，使得薛老师有了一览众山小的制高点和视野。
（六）
薛老师在系的“恶名”是“凶”，凶得学生们人见人怕谈虎色变。
传闻，薛老师的研究生们一起聚会，竞相争比，比什么？比谁被薛老师骂的最多，热闹有如马季唐杰忠说相声。
一班的LJF有亲身体会，他的博士答辩，噩梦般的最担心最最担心的事，就是薛老师会不会“逞凶”。当然，薛老师不“逞凶”是不可能的，但结果薛老师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没有过多为难学生。
我和SYH知道这只薛老虎“利害”时，我俩是拍额相庆，他不是我们的答辩老师，可以不走或绕道景阳冈。
（七）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我还是遇上了薛老虎。
我当研究生时的系主任是顾教授，奶奶个熊的，他制定了规矩，凡研究生和留校青年教师必须下乡，到他指定的上海县（现在的莘庄）去至少半年，科研和社会基层和疾病现场相联系。
我的课题相关肝癌，具体的高发病地区是江苏启东和广西扶绥，我的导师X教授安排我去这两个现场，而不是去莘庄。
我有点担心，建议是不是给顾教授请示一下。
老头子非常自信，说：没有关系的，理论联系实践，科研要到现场。莘庄不是肝癌高发现场。
然而顾老头子一点不给X老头子面子，等教研室组织的答辩完毕，准备申报硕士学位和分配工作时，顾教授批示，让我去莘庄去半年现场工作，论文中必须包括现场工作后，再答辩，再分配工作。

在计划经济的1981年，错过了应该的学位颁发时间，错过了应该分配工作的时间，你再想弥补过来，那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大家看过汤姆克.鲁斯的影片“MISSION IMPOSSIBLE”，要完成逆转得靠那样的非常本事和手段。
我没有什么路可以走。只好去系里申述，接待我的是J书记。他没多说什么，把我的硕士论文收下，交给了薛老师。
薛老师后来的批字，只两句话：该论文符合硕士水准，并包括现场工作。
凭着薛老师的批字，系里组织了第二次答辩，请了顾老师的老板 – 国家一级教授苏副校长当主席。结果我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我孤注一掷的拼死准备，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引起了苏教授的注意，后来他指名要我当他的博士生，如果不是苏教授不幸车祸走了，我的人生轨迹极将是完全不同的版本。
（八）
几年之后，我和J书记去安徽砀山搞工会福利 – 批进砀山梨。
在砀山水库边梨园旁，我和J老师聊了很多，其中包括薛“老虎”的“救命”。
我很奇怪，为什么当时J书记让薛老师评阅我的论文，因为当时他还只是讲师一个。
J书记的解释是，薛老师有识有胆。
在毒理学学上，薛老师说了“YES”，其他人很难与他争“NO”，相反也一样。这是有识。
更主要的是薛老师有胆，他敢仗义执言。
J老师结论：就我这个事，系里除了薛老师，没其他人能帮你。
（九）
昨天我谢了薛老师的“救命”之恩。
但是他一点都不记得了。
 
2016年6月26日星期日（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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