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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仁泽:吕思勉先生与父亲汤志钧的师生情谊

送交者: 北望中原[★★★声望勋衔13★★★] 于 2024-04-13 11:19 已读 2138 次 4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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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3 10:45·澎湃新闻


今年是史学大师吕思勉诞辰140周年。吕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父亲初识吕先生时16岁,开始钻研经史考订之学,后来潜心研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研究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在读史、治学、著述等方面,离不开吕先生的引导、教诲和勉励。父亲在1957年《自定年谱》中说:“十月,吕先生因赶校《隋唐五代史》,心脏病突发,遽尔逝世,痛失良师,哀悼不已!”深厚的师生之情,让父亲一生缅怀心中,直至去世前,还在阅读《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

无锡国专沪校

1884年,吕思勉出生于常州的书香门第,其先祖吕宫是清代常州第一位状元。父亲师事于吕先生,是在1940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时,曾有这样一段珍贵记忆:“全面抗战时期,上海一度成为‘孤岛’。我于此时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当时,有许多著名学者前来授课,其中就有吕思勉先生。他是由光华大学到国专担任‘史学讲座’的。由于吕先生与我是常州同乡,我对他就多了一份亲近感,吕先生在学问、道德、人格上对我的影响很深。”

刚进无锡国专时,吕思勉先生给我们上了一整年的课,讲《左传》。吕思勉先生教书是很认真的,他很了不起,中国的古书很多都背得滚瓜烂熟,记忆力很强,讲到什么地方就背到什么地方。上他课的学生不是太多,有些学生觉得他讲得太深,听不懂。我都能听懂,因为我《左传》很熟,很多都背得出来。他那个时候50岁,是学术的巅峰期。

吕先生上课不带讲稿,第一堂课,讲的就是《史记》,讲《史记》的三家注。后来呢,他也没有题目了,就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提问后我就讲解”。他也没有讲稿,又没有准备,当场提问当场解答。哎哟!吕先生可真厉害啊,记忆力超人啊!我们读书啊,最困难的就是礼,三礼啊,《周礼》《仪礼》《礼记》。有人去问他周代的礼制,他用图解,一个个画了出来。譬如三庙、五庙、九庙,一个个画,记忆力好得不得了!所以吕先生后来讲课,你们问什么,他就讲什么,他又没有讲稿,一讲就是一节课。

吕思勉先生特别受学生欢迎,吕先生一个是诚恳,第二个是认真,是老师里最认真的,任何一个小问题问他,他都给学生写一篇文章回答。当时都是用毛笔,他字也写得很好,有些我现在还保留着。(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

吕先生超常的记忆力让父亲惊叹不已,上课时不带书籍或讲稿,讲课时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娓娓道来之余让学生提问,解答时同样没有参考教案,但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学生十分满意,乐在其中。吕先生的言传身教对父亲影响很大,父亲得其精髓,讲课或讲学,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也不带任何书本或讲稿,却能连续演讲数小时,他说登台作教,一支粉笔足矣,当年吕先生就是这样。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年)

身言教诲

吕先生早年受梁启超影响很深。梁启超(1873-1929)既是鼓吹变法维新的风云人物,舆论界的骄子,又是近代蜚声中外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著名学者,他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吕先生曾说:

余年十一,岁在甲午,而中日之战起,国蹙师熠,创深痛巨;海内士夫,始群起而谋改革。于是新书新报,日增月盛。

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故予此时之所向往者,实为旧日所谓经济之学。于政务各门,皆知概略,但皆不深细。

1896年,梁启超24岁,《三十自述》记载:“(1896年)三月去京师,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时务报》开,余专任撰述之役,报馆生涯自兹始。”这一年吕思勉13岁,吕先生说:

予年十三,始读梁先生所编之《时务报》。嗣后除《时务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

《时务报》出风运甚速,销数至万七千份,此在今日诚不足为异,然在当时,则创举也。读《时务报》者,虽或持反对之论,究以赞成者居多,即反对者,亦咸知有改革之说矣。《记》曰:“运会将至,有开必先。”时势造英雄,开创之功,固亦因乎运会,然其奋起而图开创,其功卒不可没也。(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43页)

从11岁“先生始读报,并略知世界历史”,“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越发关心时事;13岁起阅读《时务报》,并着迷于梁启超著述,“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牗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16岁起,吕先生阅读“正史”,至23岁已将正续《通鉴》、“二十四史”、“三通”读过一遍,并做了大量札记,为日后做学问打下扎实的基础,“自23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在此后五十年的历史研究和著书立说中,吕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千余万字的著述。

吕先生对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三人都有研究,他说:“以康、梁、章三位先生而论,则康先生是外向性的,章先生是内向性的,而梁先生介乎二者之间,论学问、论事功,都系如此”,“然我和这三位先生,虽无雅故,而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受其牗启之处实不少。而尤其是康、梁两位先生,这或者因我在理性方面,最于梁先生为近;而在感情方面,我也是一个空想的大同主义者罢?”“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是学者。”

父亲初识吕先生时16岁,钻研经史考订之学,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后来一直在行动和实践中继承恩师的遗志,潜心研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研究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戊戌变法史》《康有为传》《章太炎传》《梁启超其人其书》,编著《康有为政论集》、《梁启超全集》(二十卷)、《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全集》(第一册)等著作,在读史、治学、著述等方面,受到吕先生的身言教诲可谓大矣。

珍贵信札

1952年11月下旬,父亲收到吕思勉先生11月17日信札,是用华东师范大学信笺,毛笔书写。此信不同于一般书信模式,叙生活琐屑、抒思乡之情等,而是论述学问和治学心得。父亲视信札如珍宝,曾对笔者说:“经历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师友信札几被抄没殆尽,唯独此信珍藏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2009年1月父亲将信札刊布于《中国经学》第四辑,题为《覆汤志钧论经今古文学书》,“整理前言”是这样说的: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逝世于1957年,享年74岁。

吕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曾任东吴大学、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沪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早年著有《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史通评》《中国民族史》《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等。吕先生晚年想用个人的精力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先后写出《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计划要写《宋辽金元史》,因年老多病,仅存札记。

吕先生是我的老师,这封信是他1952年11月17日写给我的,用华东师范大学信笺,共三页,毛笔书写。“玉揆”是吕先生为我取的表字。

汤志钧,2006年7月10日

吕思勉致汤志钧信:

玉揆老友:

睽违半载,时切驰思。忽奉手书,良慰饥渴。承下问,谨述鄙意,合否尚祈甄别:

一、孔壁得书之说,以事理揆之,总觉其不可信,略如拙撰《秦汉史》之说。惟指为某一人或数人伪造,则亦不然,此势所不能。康氏非经生,其说自不足据。至古文经之由来,纸上别无材料可得,以意度之,经本当时自可有流传之旧本或汉人写本,与通行之本文字不同,妄造来原,称出孔壁,或曰河间献王等等,孰能明质其非?刘歆见故府遗书,何从知其来历?亦相传云如何即如何述之。此如今藏有骨董者亦据前世相传,云其如何得来即云如何得来耳。其言不必实,然亦非有意骗人也。汉人传经,重在经说,不重在经本,有异于人之说,经本与人相同,亦可自名其家,成为一家之学。有特异之经本而无特异之说,则只是有一古籍,不能成为经师。古文经说之成,由于积渐,此则今文诸家之能,本不能禁人无异说。即今文诸家同出一师者,后亦可分为数家。而古文亦非无同异。语其实,则今文与今文之异,古文与古文之异,正犹今古文之异,特其时经本既有今古文之别,言经者必有其所据之本,遂从而立此名目,分为两大派耳。

二、魏晋以后,古文大行,今文几绝。鄙意东京今文传授,偏在国学,国学之中,实鲜章句之士,尚不能如民间传授之能绵延弗绝,一也。今学可贵在其大义,自新莽革政,败绩失据,人心皇惑,不复敢言经世,则其可贵者亡。而自汉末以来,言经者多杂谶纬,今古皆然,今学尤烈,说涉迷信,与魏晋后盛行之玄学最不相容,古学可以不言义理,专重名物训诂,今学则不能。故古学脱离谶纬较易,当玄学盛行时,仍得保其偏安之局,而今学亦不能,二也。

大作尚未得拜读,拜读后如有所见,再当续陈。此覆,敬颂著祺。敬惟鉴照不尽。

吕思勉

十一月十七夜

今文经传授虽绝,其精神则不亡,精神惟何?经世是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宋学远源,导自啖、赵,刘蕡对策,实为千古一人。史言其善《左氏春秋》,然读其策对,无一语非《公羊》义者,恐亦啖、赵同调,云善《左氏》误也。此与康氏以《公羊》之学,而成维新魁首,正同一辙。经世之学,别是一途,不能以经生之见,诊其得失也。又上。

吕思勉致汤志钧手札,写于1952年11月17日。

吕思勉致汤志钧实寄封,1952年11月17日

校订《戊戌变法史论》

1954年吕先生回常州修养,此时师母虞菱身体不适,在吕先生日记中,记载父亲在师母患病期间为其延医问药之概况:(节录)

9月4日(土,旧历八月初八日癸亥):䍁兰近日患伤风气管支炎,今日午后请同新诊所中人验血,白血球万二千。阅《厦门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岑仲勉《隋唐史》,皆玉揆相假也。

9月19日(日,旧历八月二十三日戊寅)玉揆来,峤若来。䍁兰昨日自云前夜寒热至昨午后始退楚,然迟明时曾自觉热退,九时复微恶寒,盖前夜三时与昨晨九时实两寒热也。昨夜未有寒热,今晨九时微恶寒,十二时量之为三十八度又十分度之二,至晚未退楚。

9月26日(日,旧历八月三十日乙酉)访玉揆,以其十九日言,曾在武进医院任职,可为䍁兰约一医师来诊断,托之也。玉揆暨武进医院内科副主任徐君树人来为䍁兰诊视,云决非疟气管支炎,今亦不剧,肺微炎而已,如此轻症不应久之不愈,则或可疑其肺炎为滤过性病毒,然非摄爱克司光景不易断也。先是薛小姐瑞晨访徐元谟,以䍁兰昨病状告之,元谟处一注射方来以示树人,树人亦以为然,而云可日针连针四日,倘寒热仍不止,则至武进医院摄爱克司光景。元谟所用注射药曰克尼西林,树人云市所储不如武进医院所有,乃由玉揆往为代买,又送来,其意甚可感矣。

9月29日(水,旧历九月初三日戊子)玉揆来,问䍁兰之疾,约会今夜与树人晤谈,复明晨再来,且云树人曾以电话问于玉揆,意皆可感也,

9月30日(木,旧历九月初四日己丑)䍁兰昨夜无寒热,今晨七时温度为三十六又十分度之九,下午三时半升至三十七又十分度之三。玉揆晨来,述树人言,无庸再注射,而属到医院仔细检查一次,与约过下月初三往。

10月2日(土,旧历九月初六日辛卯)䍁兰昨夜自觉最好,但至三时不能寐而已,今晨八时温度三十七又十分度之三。玉揆来商定,䍁兰更较健康,乃至武进医院检查。

10月4日(月,旧历九月初八日癸巳)访玉山,因荣两肩两膝酸痛,运动有时不便,拟请徐树人诊,访玉揆于市立第一中学,请其介绍。玉揆允下午三时半至四时间至其家,同往医院,而荣力乏,且恶寒,盖发微热,乃以电话告玉揆请改期。䍁兰安好。

10月7日(木,旧历九月十一日丙申)春甥来,偕荣诣玉揆同至武进医院请徐树人,诊罢,予至陆顺兴。䍁兰病已愈,惟气力尚乏耳。

10月8日(金,旧历九月十二日丁酉)访玉揆,托其代约树人,后日在扬州饭店晚饭。

10月10日(日,旧历九月十四日己亥)约树人、舜名、元谟、志钧。勤昌、永武在扬州饭店夜饭。则敬适来,亦约其前往,而舜名未至,予与䍁兰、荣偕往。

10月23日(土,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壬子)访则敬、玉揆于市立第一中学,则敬有疾,未晤。

10月24日(日,旧历九月二十八日癸丑)玉揆来。

10月27日(水,旧历十月初一日丙辰)玉揆来。

12月5日(日,旧历十一月初五日乙未)玉揆来。

师母患伤风气管支炎和肠胃病,发热畏寒,高烧不退,吕先生焦急如焚。父亲曾在武进医院卫校任职,请来医院内科副主任徐君树医师诊视,认为“决非疟气管支炎,今亦不剧,肺微炎而已,如此轻症不应久之不愈,则或可疑其肺炎为滤过性病毒,然非摄爱克司光景不易断也”。经肺部透视后确诊病状,打针服药,病情逐渐好转。

父亲藏有吕先生一纸手书便笺,问询中草药药效及价值:“洋金花、风茄花系一物抑系二物?太子参系何种参,价值如何?”

吕先生手书便笺

在《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中,找到了父亲的回答:“汤志钧有一便笺,盖答先生问也,亦在‘医事备检’内:洋金花可置于烟斗中服之,治气喘,但久服有弊。风茄花舍亲曾查询《本草》未见,不知是否别名?太子参价格甚廉,但作用不大,尚不及参须云。”

吕先生在常州修养期间,父亲将第一部研究戊戌变法的书稿《戊戌变法史论》送请吕先生校定:

1954年10月11日(月,旧历九月十五日庚子)玉揆以论戊戌政变之作属阅,今日为阅一篇。

1955年吕思勉先生被聘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但因病甚,请长病假,未能赴南京出席会议,该年度的上海史学会活动也未能参加:

1955年1月30日,史学会在上海博物馆进行1954年年会。王蘧常等二十馀人出席。周予同主持会议,周谷城作会务报告。理事由于顾颉刚调北京,吕思勉回常州,推选顾廷龙、洪廷彦递补。

养病期间,吕思勉先生仍未停止校订《戊戌变法史论》,并“详加签注,力赞出版”。1955年9月,《戊戌变法史论》由群联出版社出版,父亲在《序》中感慨道:“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周予同、吕思勉、杨向奎诸教授的督促和鼓励,全稿成后,蒙吕思勉教授亲加核对,周予同教授介绍出版,均此致谢!”

《戊戌变法史论》是父亲较早的有关戊戌变法研究成果,“该书共收论文七篇,对于戊戌变法时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对于维新派的思想和当时有些重要事件,作了探讨和考证。”接着,另一部《戊戌变法史论丛》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11月出版,书名为吕先生题署。此后,父亲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戊戌变法史的领域中,搜集资料,辛勤探索,不断创立新说,著述不辍六十余年之久,作出许多开拓性的贡献。

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论丛》于1957年11月出版,吕思勉先生为封面题字;《戊戌变法史论》于1955年出版

师恩难忘

1956年底,经过吕思勉教授和周予同教授的推荐,通过国务院招聘委员会,入职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居住在中科院肇嘉浜路宿舍,距吕先生复兴西路寓所较近,时常登门求教问学:

我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报到时,全所还不足十人,住处和吕思勉先生较近。我在常州,恰好吕先生返里养疴,闭户撰作,我经常到他十字街寓所请益。这时他已来沪,又能亲炙经史。我到他复兴西路新址时,他总要整治酒肴,看我饮绍兴酒,谈山海经。《戊戌变法史论》是他亲自审阅的,如今还保存了他的眉批浮签;《戊戌变法史论丛》的书眉也由他题署,可惜出版社把“吕思勉题”四字去掉了,又将直行裁为横排,真感遗憾。(汤志钧:《我的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9期,第37-38页)

吕思勉先生自1953年秋冬起,被严重的支气管炎、肺气肿和心脏病缠身达四年之久,却不顾身体衰弱,夜以继日地抱病著述。

1957年,吕思勉先生患病十分严重,在日记中有关病情记载节录如下:

1月11日,咳甚气促,服止咳药。

21日,有热,此后痰多咳甚。

2月23日,以左眼充血甚,停写读。

4月8日,疱疹两年目未愈,中旬气舒些,未及去年,5月乃更愈。

5月15日,左额痛颇甚,目如故,辍写读。

6月1日,病又稍不如昨。

8月15、16日,目如故,吐血。

10月7日,近日左眉骨及其以上痛痒颇甚。

虽病笃,但“病及工作如昨”,仍坚持“半写读”或“全写读”。自1月“由常来沪”后,父亲常去探望吕思勉先生,《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中有关记载如下:

5月4日(四月初五)星六:玉揆来,方予来。

5月15日(四月十六)星三:玉揆来。

5月17日(四月十八)星五:玉揆来。

5月21日(四月廿二日)星二:玉揆来。

5月31日(五月初三)星五:玉揆来。

6月2日(五月初五)星期:约紫荆、玉揆、增福来晚饭,紫荆又偕其长女来,名晓青。

6月3日(五月初六)星一:玉揆来以《隋唐五代史》去。

6月11日(五月十四)星二:玉揆来,偕繸兰、荣、永圻至锦江夜饭。

6月22日(五月廿五)星期六:其可来,玉揆来。

6月26日(五月廿九)星三:玉揆来。

7月18日(六月廿一)星四:玉揆来。

7月24日(六月廿七)星三:玉揆来。

8月4日(七月初九)星期:约玉揆、祖海、钟山、永圻在和平饭店。

9月6日(八月十三)星五:玉揆来。

9月12日(八月十九)星四:玉揆来。

10月2日(闰八月初九)星三:玉揆来。

10月4日至8日,仍在坚持校阅《隋唐五代史》,因心脏病及肺炎并发,医治无效,不幸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吕先生为学术研究奉献了一生。父亲在1957年《自定年谱》中说:“十月,吕先生因赶校《隋唐五代史》,心脏病突发,遽尔逝世,痛失良师,哀悼不已!”还说:“吕先生的音容笑貌,却至今回荡眼前。”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钱穆、陈垣和陈寅恪并称我国现代四大史学家。2018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六十八位“上海社科大师”名单,吕先生名列其中。他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逝世当年,顾颉刚先生就发出倡议,整理吕思勉遗稿,并拟请杨宽负责主持遗稿整理工作。后推迟至1962年。该年3月,父亲参加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发起整理出版吕思勉遗著,由社长李俊民出面邀请杨宽、唐长孺、汤志钧、李永圻、吕翼仁等,启动吕思勉遗著整理工作。

吕先生在父亲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一直关注并参与吕思勉先生遗著整理工作。1975年,“时沪上又有编印吕思勉先生遗著之议,与吕先生女公子吕翼仁、杨宽相商,请胡道静参加。胡入狱数年,今扫马路,请其校订,藉免劳役。”次年,“唐山地震,借调北京文物出版社整理吐鲁番文书之唐长孺避居来沪,时相过从,并邀吕翼仁、李永圻至舍餐叙,共商整理吕思勉先生遗稿事。”

父亲饱含着对恩师深沉而炽热的情感,撰有吕先生的传记和回忆文章多篇,他在《民国人物传·吕思勉》中这样写道:

吕思勉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基本上运用清代乾嘉学者所用的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但因其知识面广,于各门社会科学多所涉猎,所以能从分散的史料中观其会通,不专门在枝节上用功夫。他并不好奇猎博,却尚实事求是。……他为人诚朴,谦虚谨慎,不管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向他问学,总是认真答复,绝不敷衍,对青年更时加勉励。七十岁后,不能到大学上课,还扶病编写讲义。吕思勉的著述除上述已出版者外,尚有未刊遗稿一百数十万字,正将陆续整理出版。

吕先生的勤奋和执着、学养和品德,至今仍然催人奋进。

八十年代初,父亲向常州市府领导提议修缮保护吕思勉故居,是对前辈乡贤和恩师的感恩和纪念,以告慰故乡先人。1983年11月,常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市区十子街新生路四号(原为十子街六号)吕先生旧居作为纪念馆,吕翼仁将《隋唐五代史》手稿捐赠给常州博物馆收藏,并“嘱我请周谷城先生为纪念馆题署,周先生听到纪念馆成立极为高兴,说‘吕先生的事,我立即办’,当场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史学家吕思勉故居’大字。我又告诉了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他于11月22日写信给翼仁附诗一首:‘夫子今长往,开编题拂存。沧波涵德量,学海接微言。故居遗书在,名山一老尊。升堂吾岂敢,白首愧师门。——诚之师纪念馆开幕志庆,受业,唐长孺。’”

吕思勉故居坐北朝南,共4进21间,均为清代硬山造砖木结构建筑,每进中间设有天井、花坛,给人以古朴典雅、书香溢斋的氛围。故居经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修复,陈列吕先生所藏的古籍、图书、字画、生活用品及吕先生生平学术展览,1987年12月,市人民政府公布其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外开放。

人们怀念吕思勉先生,是因为先生出众的学问和人品。先生为人谦和朴诚、乐于助人,其身言教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父亲谈及吕先生,总是感慨万千,他说吕先生字“诚之”,人如其名:“他待任何人都很认真,人品好得不得了,诚恳得不得了。我有时候到他家里去,他很高兴,总是热情招待,请我饮黄酒,讲‘山海经’。我讲话的时候他向来不插嘴,认认真真听完后再发表意见。”吕先生为人随和、宽厚,奖掖后学不遗余力,无论是谁,有这样的老师都是难得的福分。父亲还说:“每年蚕豆上市,吕先生总要回常州品尝。”阳春三月的常州,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增添这道嫩、糯、酥、香齐全的时鲜菜,上海等地不缺蚕豆,但家乡的蚕豆最富有乡土情味,百吃不厌。这些都能勾起父亲浓浓的思乡、怀旧情结。

父亲生前的最后四年多是在医院度过的,正遇新冠疫情,儿孙们无法伺候左右,承欢膝下,唯有书籍相伴,安享读书快乐。病床边一直摆放着多部书籍,其中就有《梁启超全集》和《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父亲终身感念恩师的竭诚相助,一直将浩荡师恩,感铭内心。

吕思勉故居



贴主:北望中原于2024_04_13 11:25:3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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