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丨刘嘉陵：千万不要忘记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3-23 06:00

电影《千万不要忘记》上映时，我正在沈阳育才学校读小学三年级。那是1964年，天总是很蓝。我们每天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自习，只要写完作业，一堂自习没上完也可以溜之乎也。
1960年的大饥荒渐渐远去，小学一年级时，我的饭盒里时常装着地瓜窝头，到了三年级，饭盒里就装起了母亲烙的糖饼或葱花饼。情况若再好些，我还会带上一只咸鸭蛋和少许油炸花生米。
城市的商店和餐桌热闹起来，沈阳市委发出《关于停止高级知识分子和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的通知》，老字号新字号的饭馆里飘出油腻腻的香味，不要粮票的议价馒头也出现了。公家人开会、出差和过年过节都穿上了四个兜的呢子服和料子服。夏日傍晚，小商贩推着玻璃柜售货车，点上瓦斯灯，卖香气弥漫的红棕色卤肉。解放军战士在街上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列队走过。
八届十中全会已经开过一段时间，公报上正式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党内开始批判邓子恢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中共中央还转发了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说该厂的经营管理方式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这都是“上面儿”的事情大人们的事情，我们这些傻孩子浑然不觉，继续上学，放学，捉迷藏，摸瞎子，摔跤，打瓦，跳房子，说俏皮话，传播带脏字的街头民谣。泥猴子一样回到家时，伸出黑手爪子往干粮笸箩里乱摸。
课堂上，老师们时常要讲起旧社会，完了一定要说，我们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中。每堂课前，各班都要先唱几支歌，完了再上课。我们班总是要唱：“提起旧社会呀，恨得咬牙根哪。”“贫农弟兄吕传良，谁个见了不心伤？”我们前面隔壁的班级总是要唱：“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亲。”后面隔壁的班级总是要唱“我是贫农好后代，党的教导记心怀。”老师还布置我们写“家史”，这可把我难住了。因为我回到家，问起爸爸，爸爸并没有声泪俱下地挽起裤腿，让我看当年讨饭时被地主的狗咬下的伤疤。他有些为难，想了好半天，才说，你们现在多幸福啊，中午带饭还能带咸鸭蛋和花生米，爸爸那时候，吃的窝头都发苦。他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本杨朔的《东风第一枝》。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我爷爷是东北军的上校军官，读过讲武堂，打过小日本。东北沦陷后一家人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我的一个姑姑还得了天花。由于奶奶早逝，爷爷从军，爸爸很小就一个人在北京读书，总是冷着，饿着，悲伤着。尽管如此，这样的“家史”他只字未提。因为我爷爷毕竟是“反动军官”，家里毕竟是中农。爸爸为难的时候，我觉得很羞愧也很尴尬，我们家算完了，苦也不大仇也不深，叫我如何在班里挺起腰板？
60年代初期，天总是很蓝，大人们摆弄着苏式120型照相机，孩子们唱着“美丽的哈瓦那”。我妈妈到北京出差，给我们带来许多好玩的工艺品。我姑父从马鞍山到沈阳开会，送给我们一盒“五福软糖”。我们家买来一台脚踏风琴，我爸爸用单手弹《苏武牧羊》。但是不知不觉间，银幕和舞台上多了些“阶级教育”的作品，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故事片《千万不要忘记》，也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北方某电机厂的青工丁少纯，祖父是雇农，父亲是老工人，又是与他同一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他本人则是共青团员，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小伙子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双料的革命后代，平时工作努力，时常为了技术革新加班加点，忘记了休息。但自从结了婚，和他的岳母生活在一起，便讲究起吃穿来，先进生产者的照片也被从厂门口的光荣榜上替换了下去。
少纯的岳母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做买卖的”，头发挽着疙瘩鬏，穿着旧式的大襟衣，用浓重的东北口音不断散布着旧思想，“商品经济观念”很强。她总是希望女婿穿得“体面”些，“七分衣服三分人”。借了工厂的救济款，加上一些不三不四的钱，总共凑了148块钱，到底让女儿为女婿买了一身料子服。为了这身体面衣装，少纯不得不利用休息时间，不停地跑到郊外，用双筒猎枪去打野鸭子，回来后，岳母再拿到“黑市”上卖，以便还债。打野鸭子使少纯的心一天天散了，迟到早退，工作时间打瞌睡，最后还把家里的钥匙丢进了发电机里，险些酿成大祸。
这身料子服在丁家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丁海宽痛心疾首，说孩子，你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呀！不是说人不可以吃也不可以穿，问题是，你到底追求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物质享受，你的思想就要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就会忘记世界革命。
这是那个时代的玄学，道理像宇宙一样正确，可你就是不清楚到底应不应当吃和穿。“不是说人不可以吃和穿”，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吃和穿”；但你一追求“吃和穿”，“思想就发生了变化”。结果又变成了：人还是不应当“吃和穿”。
电影里的先进人物都是饭食简单，清心寡欲，即使回家休息也一身素色工装，在饭桌上继续谈生产，皱着眉。老工人丁海宽从头到尾几乎没笑过，在班上工作时不笑，回到家仍旧不笑。儿子当了劳模他不可能笑，因为一笑儿子就会骄傲自满；儿子不当劳模了他就更是笑不起来，对儿子说：不是说不可以打野鸭子，而是说……你天天迷恋起打野鸭子，怎么会不落后呢？这又是那个时代的玄学。“不是说不可以”，但结论还是“不可以”。
70年代初期，我二哥返城到工厂当宣传科干事，我时常从农村去城里玩，就住在他们的独身宿舍里。我已经十七八岁了，该有的想法渐渐有了起来。我花了两角多钱买来一小瓶杏仁蜜，洗完脸就往脸上抹。有一次这个过程被二哥看见了，他非常生气，也非常痛心，对我说：你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我满脸通红，恨不能钻进独身宿舍的木床下面。我打开小窗子，将那小瓶杏仁蜜用力甩到外面的雪地上，眼泪也差点流出来。二哥透过窗户看看远处雪地上的疤痕，又看看我，声音柔和下来，说：其实我不是说不可以抹这东西，你们文艺队演出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抹一抹的。我想说的是……
我哥哥也运用起了那个时代的玄学，但他到底是处处疼爱我的兄长，因此他声音低缓，轻轻拍着我的肩膀。
《千万不要忘记》的故事就像它的片名一样，充满了文件味。除了落后人物，每个人都带着禁欲主义色彩，永远穿着灰色工作服，戴着蓝色套袖，说着文件式的语言，满怀豪情或是忧心忡忡。出身论被突出地强调，以革命的名义向个人隐私大举进攻也有了当然的权力。父亲丁海宽强行翻看儿子当年写给“出身不好”的儿媳的情书，之后不时用其中的字句敲打儿子：“你又觉得自己‘无限的空虚’了吧。”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枝末节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耻的，因而像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那样，大都被“缩减”了。少纯媳妇花12块钱放大了一张头相照片，挂在家中，当过雇农的爷爷便说：“花这么些钱？整得比真人儿还大！”后来当他看到工厂里的光荣榜时，又教育儿媳说：“少纯媳妇呀，有照片儿要放到这里。”衣食住行同理想抱负的非此即彼的对立从《千万不要忘记》进一步定下了基调，从此深刻影响着多少代中国人。
这样的故事片今天已很难从头看到底，但幸好，片子里有了几个“落后人物”和他们的“落后故事”，才多少有了点“可视性”。这构成了当年所有红色教育片的悖论：故事绝顶进步，但为了使这便于接受，又不得不用“落后”的故事做花椒面。最有剧场效果的总是故事的花椒面部分，谁也无法抗拒这个规律。少纯的岳母是日常生活中“阶级斗争”和腐朽反动阶级“争夺下一代”的明证，她其实一点都没往自己身上使劲，无论是去自由市场偷偷卖野鸭子，还是张罗为女婿买料子服，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可是没人领她的情，因为她是在“腐蚀下一代”。这个东北口音的老太太就像今天的赵本山和潘长江在演滑稽小品，满口的生活化语言，使人们获得了令人窒息的说教之外的些许欢愉。丁海宽斥责儿子追求物质享受时，老太太反唇相讥：“这有啥呀？不是讲的嘛，新社会的幸福生活！”“年轻人穿漂亮衣服犯法呀？”这样的反驳当年便引起开怀大笑。
东北老太追求的是几十年后国家大力倡导的“小康生活”，90年代的某一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开场歌舞中，男女当红歌星且歌且舞一唱三叹：“大步流星奔小康！”东北老太是这一目标的英勇先驱，率先吃螃蟹者，但她“大步流星”的不是时候，人生准则与时代风尚严重地错位了。
60年代中期，国人的生活就像《千万不要忘记》中丁少纯的名字一样，越来越“纯”，“纯”得随时可能剑拔弩张。抽“烟卷儿”已成为“社会”上不三不四者的符号化指代，“纯洁”的人们对此的义愤带着明显的思想斗争色彩，《千万不要忘记》里对此亦有所反映。有一次下班后，少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妹妹少真大惊失色，对父亲喊道：“哥哥抽烟！＂少纯慌忙把烟揣了回去，父亲一脸怒气，讥讽他说：“抽吧抽吧，你就是在这儿不抽，在别的地方也会抽的。”少纯羞愧地说：“爸爸，我以后再也不抽了。”而除了他还有他的岳母，影片中所有先进人物都没动过“烟卷儿”。苦大仇深的老爷爷倒是抽过烟，但他用的是劳动者常用的烟袋锅，抽的是旱烟。那个时代的革命故事片中，反面人物才抽“烟卷儿”，正面人物要么不抽烟，要么就抽劳动人民抽的旱烟。
6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肯尼迪已经遇刺身亡，继任者约翰逊拒绝法国总统戴高乐使越南中立化的计划。越共游击队袭击美军重要基地，中国和越南留学生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投掷石块。古巴总统卡斯特罗说如果美国停止颠覆活动，古巴就停止对拉丁美洲各国叛乱分子的援助。印尼总统苏加诺通知美国：“你们的援助见鬼去吧！”赫鲁晓夫在苏联继续走“修正主义”道路，跟着又把接力棒交给庸人勃列日涅夫。就在赫氏下台的前一天，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文革即将开始。
我们这些越来越不学好的坏小子真的应当受受教育了。我们的校外时间逐渐被缩短，学校不再允许我们跑到“社会”上去了。“社会”这个词也具有了那个时代的玄学色彩，我们既应当到“社会”上去经风雨见世面，又不应当到“社会”上去不三不四。我们真的有点不三不四了，我哥哥他们班的男生一唱起当时的革命流行歌曲“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就要把“车”这个字按照“社会”上下棋的说法，怪声怪气地唱成“驹”，“我们是新时代的火驹头”。还把另一首革命流行歌曲“向前看，向前看，我们是人民公社社员”，唱成“向前看，向前看，前面有一群大王八蛋”。我也开始像“社会”上的男孩子那样越发地不着调，有一天早晨上课前，我一个一个把后进屋的男孩子撂倒，按照“社会”上的跤步。有一个独生子还被我摔成了骨折。放学后，我和那位面色苍白的母亲撞了个满怀，随后撒腿便逃。身后有好学生大喊：“刘嘉陵！老师让你回来！”我头都不回，继续向“社会”上狂奔。
如果这时刻，我也有了个少纯那样的开鲜货铺的“老丈母娘”，还得了么？六七十年代的电影里，一位先进人物常要对一位落后人物说：“我们得好好谈谈了。”这句经典话语仿佛也始于《千万不要忘记》，是车间里的团支书对少纯说的。
亲爱的组织啊，你们也找我“好好谈谈”吧！
《千万不要忘记》像是文革的前奏曲，但这场大革命真的轰轰烈烈席卷而来时，却没有任何文革新贵领这部片子的情。片中的“老丈母娘”看来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最后她也沉痛地检讨，老工人老党员丁海宽严肃地批评她后，仿佛也原谅了她，对她说：“亲家母，你好好寻思寻思吧。”还吩咐已经悔过自新的儿子少纯说：“送你岳母上楼去吧。”两个“阶级”的斗争虽然激烈，却始终反映在观念形态上，并未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没有凶器没有破坏也没有变天账，旧势力甚至被说成是“有意无意”地在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此外，片中加班加点的大生产气氛，奖金制和先进生产者制，婚姻生活，恋人约会等等，都不合文革的“时宜”。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封存许久的中外“毒草”老片子重见天日，人们久别胜新婚一样兴高采烈地逐一重温，这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就更加地不合时宜了，最终还是被“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