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必然失败的改革
原创 陈曦 逻各思 2024-04-14 16:17
    
     前面说了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清朝士大夫阶层流行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思想流派（晚清道德价值逆反之谭嗣同的君子豹变，晚清道德价值逆反之革命！革命！，晚清道德价值逆反之国人宇宙观的逆转，康有为的大同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两次道德价值逆反中，一方面相较于东汉末年，晚清离我们更近，遗留的资料更为详实；另一方面，也因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东渐，在诸多更为先进的现代性价值影响下，晚清社会的思想波动更为剧烈，除上述文章中所述之显学思想，也还有拟佛学、尚力论等流派，因其影响较为有限，就不一一展开了。

    历史演化的进程终究是相似的，如此浩繁闪耀的思想剧变终将指向一处，那就是政治改革或者革命。彼时晚清统治者仍如耄耋而不服岁月的老朽，庙堂上下、朝野内外、满清贵胄之间仍寄希望英才雄主主持政治改革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还大清锦绣河山，于是一场改革呼之欲出。

    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公车孝廉联署上书，此举曾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曾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但据后世考证，其一，康梁所组织的公车上书水份太大，仅有少数广东考生由于与康有为同乡，且多感万木草堂受康教育之恩而签名支持。

    与此同时，翁同龢、李鸿藻等在京清流高官组织的千余官员名士旨在反对马关条约签署的公车上书却有千余人支持，康有为晚年回忆录中将二者故意混为一谈，以壮自己声势。其二，参与运动的仅有进京求取功名的考生，也就是所谓之“孝廉”，并没有普通群众参与。而当时各地进京赶考的考生多已有了基本的功名，因为担心牵扯太深而被褫夺了功名，故而大多数人只是冷眼旁观，并未有实际动作，最终署名者仅有八十余广东考生。

    而且当时康梁上书的四大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也如当今之爱国正能量，要么是废话，要么是博人眼球的空话。但也如今日一样，“妥妥地大赚了一波流量”，康有为也因此进入了满清当权者的视线。

    1898年，光绪皇帝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慈禧批准后颁布，戊戌变法正式开始。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戊戌变法中，主张改革的改革派多为今文经学派，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正是今文经学的作品，而他的这两篇文章俨然成为了戊戌变法的指导文件。

    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提到过，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失传，西汉初年儒学复兴依靠着多位大儒将以前烂熟于胸的儒家经典用当时的隶书默写出来，故称今文经。汉武帝独尊儒术时被册立为国策的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儒家用来建构大一统儒家文化帝国的利刃。

    随着儒学的官学化，民间不断有前人私藏的儒家经典发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武帝时期，鲁恭王扩建宫殿，毁坏孔宅。在墙壁夹缝中发现先人隐藏的儒家经典，由于这批经典用的是先秦蝌蚪文，故称古文经。

    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擅长开创性地发掘儒家经典，从而在国家制度上能做出更多的创新。由于此前从未有过以儒家思想立国的先例，所以儒生依靠微言大义解读《春秋》，建构了大一统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和大量的规章制度，今文经学因此在建立大一统国家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此相对的是古文经学重视以实证解经，自古文经被发现以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一直是两汉官学圈重要的活动，但实际上今文经学在统治者支持，学术势力上一直压古文经学半头，直到东汉末年天人感应学说的崩溃。由于需要为社会解体承担的责任，今文经学遭遇灭顶之灾，迅速式微以至于后世几近销声匿迹。

    此后古文经学一直是儒家正统，但魏晋时期儒家一直受到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压制。到了宋代，基于常识理性建构的新儒学有了抗衡佛教的精密理论，理学兴起，此后，经学渐渐被理学取代。明代理学盛极而衰，晚明更是因为对理学及心学的痴迷使得士大夫丧失事功能力而亡国。清代，统治意识形态仍是程朱理学，但民间对玄妙的理论世界兴趣寥寥，儒家学风实学化，儒生修身侧重于考据儒家经典而非冥思玄理，考据学由此兴起。

    考据学重实证，故越古早的经典越是可信，在考据热的加持下，今文经学开始兴起。因为从历史的时间轴来看，无疑今文经要比古文经早。到了晚清戊戌变法前叶，今文经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方面的典型就是廖平及被怀疑剽窃他著作的康有为，据考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确实与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有所雷同，但与眼光与知识面只在国内的廖平相比，康有为稍微了解一些西方，所以在晚清康有为能有机会将今文经学推广开来，用来指导改革。

      戊戌变法的内容主要涵盖了政治和官僚制度调整，军事现代化，经济放开和教育改革。尽管看起来颇为唬人，改革内容也条目繁杂，但每条分析下来仅是隔靴搔痒，并不涉及深层政治体制和人民的思想解放，故而今日仍能被大众记住的改革内容或许只有一条成立京师大学堂了。在当时没有解决政府对中央政府权威和富国强兵的诉求，也没有满足主张改革者把握国家机器的渴望，所以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康有为的叙事体系中，改革是受到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打压而最终导致失败的。相对于清政府而言，无疑康梁代表着进步，所以后世康有为的解释一直占据着对戊戌变法定性的主导地位，历史教科书和相关影视作品也都是这么表达的。

    但今天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历史研究表明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也许真的只是满清的高层政治集团与草根出身的改革者之间的误会与嫌隙导致的。草根改革者对变法有着更为激烈的幻想，但由于对国家管理缺乏经验，故而只知闭目瞎喊，动辄主张偏激的，偏离实际的改革内容，诸如聘请伊藤博文担任满清改革领导人等，以今日之眼光看来，也是令人瞠目结舌，故而断然是无法被满清权贵接受的。

    当这些激进的主张推行受阻之时，草根改革者对满清顶层结构缺乏了解的臆想彻底将改革推向了万劫不复，他们以为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是分离的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代表，只要软禁甚至杀掉慈禧，改革就能按照自己的构想继续下去。

    暂且不说他们脱离实际的改革是否可以继续下去，如果真的实现了围园杀后，会直接葬送光绪帝作为皇帝的合理性。我们可以从后续的历史发展中看到，慈禧在软禁光绪之后想册立大阿哥以为后面废黜光绪帝做准备，但册立大阿哥的主张立即受到了朝野上下，国内国外的一致激烈反对，原因不仅仅是光绪的人设是改革派。最根本的原因是慈禧虽贵为册立光绪的太后，但最终的权威还是来自于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只有慈禧与光绪“母慈子孝”，慈禧才能稳定地拥有合法性。在前面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用来构建儒家传统大一统帝国的核心就是忠孝同构。君王不孝，臣子自可不忠，故而慈禧册立大阿哥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只得作罢。

    反之，光绪也是一样的，如果戊戌变法真的以“围园杀后”为结果，那么光绪也将失去统治的权威。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弑父杀母而能坐稳龙椅的皇帝，以始皇之烈，太宗之英尚不敢做的事，资质平平的光绪帝又怎能做的了？而且又如何保证自己在没有儒家意识形态加成的情况下能继续掌管国家？

    但无论如何，草根改革者围园杀后的臆想还是由于康有为之弟-康广仁的被捕而泄露了，康有为因逃跑及时躲过一劫。

    以往的理解有着浓厚的康有为色彩，都认为这是保守派对维新派的有预谋的清算，但根据近年对慈禧太后起居录的研究证明完全没有预谋这回事。拘捕康有为应该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通过气的，只是没想到康广仁被抓后，把围园杀后的想法供出，光绪皇帝被莫名其妙的牵扯进来。所以理解了清廷为何要拘捕康有为及其兄弟才能从根本上明白戊戌变法为何失败。

    要认为理解清廷为何要抓康党还是要从变法的目的来理解。对于满清当权者而言，他们渴望变法无疑是想挽回自己因为洋务运动失败而丧失的权威，保证自己的统治，如果改革损害了他们的权威，无疑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但康有为的变法基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中孔子述而不作的先师形象相比，在今文经学中孔子的地位是素王。这是今文经学家在两汉一方面为儒家意识形态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又为了使意识形态可以积极影响现实政治而刻意建构的孔子形象，他们将孔子作的《春秋》视为孔子为汉王朝所制之法。

    当改革者使用今文经学主导改革时，改革者的权威并不来自君王，而是来自儒家意识形态，改革推动者继承的是孔子的衣钵，也是素王，而并不是简单的君王的臣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董仲舒与汉武帝，大家都知道汉武帝雄才大略，独尊儒术并且武功卓绝，位列英主前茅。但历史上对汉武帝文治的评价极少，大家只知道他打匈奴。反倒对董仲舒着墨颇多，俨然董仲舒才是儒家政策的奠基人。而这与常识是完全相悖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可能是完全的甩手掌柜，只让董仲舒一个人奠定国家战略与策略。但用今文经学指导改革，就会出现君主权威降低，而儒臣权威上升的情况，

    这就为戊戌变法中今文经学改革者与君王的嫌隙买下了伏笔。简而言之，康有为用今文经学推动改革是仿效孔子，自然也是素王，所以康有为改革的权威并不来自于皇权，而是来自于今文经学的意识形态，而这是与皇权是有冲突的，与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冲突的。

    而实际史实也是这样，康有为没有献上《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前，举国都支持改革。但献上这两篇文章之后，朝中对改革的非议就此起彼伏，更有甚者认为康有为要篡天下，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必然的。

    今天提起戊戌变法，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以及傀儡一般的光绪和改革对立面的慈禧，大众根本记不起其他面孔，满清的其他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好像在那段时间都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戊戌变法太短，此外也是今文经学对改革者权威塑造的结果。

    所以，基于今文经学去指导改革会使得康有为的权威大大加强，而弱化光绪皇帝的权威。站在满清统治者的角度，康党必须出局，改革必须把握在满清贵胄手中。

    原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抓住或赶走康党，继续找一个非今文经学派的改革派大臣继续推进改革即可。只是没想到一个不起眼的康广仁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脚步。

    康广仁被捕后，直接泄露了围园杀后的构想，这一方案与光绪确实完全没有关系，光绪甚至完全不知道这一痴心妄想，但无奈作为这一行为最大的受益者深受慈禧太后怀疑，改革派因此彻底激怒了慈禧太后。此后，太后下令软禁光绪帝；处决戊戌四君子；此前与改革走得近的革新派大臣，如李鸿章等也被无端牵连而被边缘化，赶出权力中心；守旧派完全掌握了国家机器，百日维新彻底破产。

    戊戌变法的失败对国人的影响是长期被低估的，当一个国家运转艰难成为共识，举国皆呼唤改革时，虽然时局艰难，但新的意识形态会赋予人民昂扬的斗志，毕竟只要改革还是有希望的。但当改革破产，甚至被迫要开倒车时，意识形态所赋予的昂扬热情烟消云散，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了长久的消沉，一片死气。

    正是这段时间，以前被认为是心灵鸦片的麻将，几乎一夜之间风靡全国，曾经对此嗤之以鼻的士大夫也开始通宵达旦打麻将，这在以往是无法想象的。人毕竟是意义驱动的动物，当意识形态所赋予的意义消失时，人才会变得今朝有酒今朝醉。

    而戊戌变法失败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满清政府在变法失败，要往后开倒车时，开始思考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西方冲击，这便是义和团，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