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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清风:红色女特工关露的悲剧人生

送交者: 布南温[♂★★★声望勋衔13★★★♂] 于 2024-04-21 19:29 已读 219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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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的悲剧作者:胡清风


一位知名左翼女作家卧底汪伪之后,再也“回不来”了……


1982年12月5日,北京朝内大街一座筒子楼里,背负43年汉奸骂名的一代才女关露,在得到平反昭雪,并完成了回忆录以及纪念老上级潘汉年的文章之后,一把过量的安眠药,便化作游魂,飘然而逝,唯留给人间一声长叹与一段凄美哀怨的故事。当年才华横溢,与丁玲、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才女,为何不能“生如夏花之灿烂,逝如秋叶之静美”,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关露个人的悲剧。




同年12月18日,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关露座谈会上,一批老文化人情绪颇为激动。丁玲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夏衍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周扬说:“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但直到她生命结束,方被人提起,才受到表扬。这也是一个教训。”著名画家许幸之的书面发言说:“关露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佩的女诗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党员,坚强勇敢的好战士。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艰难险阻,敢于深入虎穴,降伏敌人,不惜牺牲个人的名誉地位,虽身败名裂而在所不计,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像她这样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坎坷曲折离奇的身世的人,在中国妇女界是少有的,在中国文艺界更是少有的。”(《关露啊关露》,《经济观察报》2010年2月5日;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




而鲁迅之子周海婴也回忆说:“为了党的事业,在特殊的战场上,关露献出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甚至于牺牲了爱情和家庭。她应该是革命的功臣。但解放后两次入狱及后来孤独凄凉的生活,使她含冤委屈地离开了我们。”




与丁玲、张爱玲并称“上海滩三才女”


关露原名胡寿楣,原籍河北宣化县,1907年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她的父亲在山西担任小官, 在关露7岁时就去世了。她的母亲早年受过新式教育,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关露阅读了大量古诗,从此爱上了文学。关露15岁时母亲病亡,她与妹妹胡绣枫流落到南京,与外祖母和二姨妈生活。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 后转入哲学系。在学校,关露联合女同学反对思想封建的女生宿舍指导老师,被校方开除。她离开南京来到上海闯世界,认识了两位年轻的作家——张天翼和欧阳山。1930年,关露在欧阳山主办的《幼稚》文学周刊上发表小说《余君》《她的故乡》等,后经介绍,加入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关露积极参加上海左联的抗日活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场上,关露向士兵们朗诵自己创作的反帝战斗诗篇《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回去的路上,丁玲说:“关露的诗,听来这么感动人,因为她的诗是用心作出来的,她是用心在朗诵!”(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




经过抗日运动的烽火洗礼,1932年春,关露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替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关露接替丁玲的创作委员会工作。多年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梅益,还记得1936年第一次见到关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家中,关露身穿一袭曳地白色长裙,手拿书本,很优雅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这个才从北平来的文学青年,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双手扶膝,连椅背都没敢靠。




这个时期,关露又结识了胡风等许多进步文人。她也认识了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 她们的交往给当时的青葱少年周海婴留下了记忆:“在我的印象中, 关露大约25岁上下, 高挑的身材, 烫发, 面貌一般, 谈吐和蔼可亲, 看不出叱咤风云革命女士的外貌。她和母亲有来往, 很谈得拢, 她和抗日的妇女界人士有交往。” (周海婴《一张关露的照片》,《中华读书报》2001年2月14日)




关露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沈志远,他热烈地追求她。1932年冬天,他们结婚了。但不久两人发现彼此性格、兴趣差异太大,关露又对党的事业太执着,不愿意有一点分心。1935年春天,关露第二次堕胎后,他们便彻底分手了。之后在进行革命工作时,关露认识了后来成为杰出的外交家的王炳南。




1937年关露应电影导演沈西苓之邀, 为白杨、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写作主题歌《春天里》(贺绿汀谱曲):“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半个多世纪以来, 这首歌一直传唱不衰。




上海沦陷后,关露按照组织安排留在租界坚持斗争,撰写自传三部曲。《新旧时代》是一部自传体中篇小说,《上海妇女》半月刊隆重推出这部作品,边写边连载。1940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据统计, 在孤岛上海,关露曾在多种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著有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评论、译作等多达260 多篇(部),这在当时战乱的环境中是非常不易的。关露在诗中写道:“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这一名句使关露被文人称作“民族之妻”。(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延安详细研究上海情况,认为汪精卫特工总部负责人李士群是可以争取的人物。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曾在上海大学就读,并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旋到苏联留学。回国参加共产党后,在中央特科的打狗队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中统前身)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特科负责人潘汉年亲自上门警告,李士群保证继续为党工作。1933年5月,打狗队刺杀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晴,李士群涉嫌被捕,被关押两年,受尽酷刑,虽然自首,也对中统埋下深深的怨恨。上海沦陷前,中统把李士群留下,让他担任地下特务队队长。李士群早有怨恨,现在更不肯陷入危险,就到香港面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又由中村推荐,开始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由于他在日本人策划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活动中出过不少力,受到土肥原和影佐祯昭的赏识,李士群与丁默邨合伙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建立了汪伪在战时沦陷区最大的特务机关“特工总部”,李出任总部副主任、主任,不久又爬上了汪伪警政部长、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省长等职,地位显赫。“一直发展到与汪伪实际上的二号汉奸周佛海一争高低、分庭抗礼的地步”。(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李士群是个投机人物,哪边都想留条后路。他在政治上实行在日、汪、蒋以及中共之间走钢丝的策略。尽管他在汪精卫政府贵为江苏省长,却依然与国民党中统保持秘密联系,还试图联络共产党。1939年秋,李士群通过关系向共产党传递信息,表示将尽可能为中共、为抗战做一些有益之事。中共方面对李士群“狡兔三窟”之计当然洞若观火,但抗战需要了解日伪的重要活动情报。坐镇香港的潘汉年及时抓住李士群传递的信息,谋划情报网,中央社会部同意了潘汉年的计划。




李士群因怕被日伪和国民党方面怀疑,指名道姓地提出把熟人胡绣枫(关露的妹妹)安排到他那里,作为与中共的联系人。原来,胡绣枫的丈夫李剑华被国民党逮捕时,李士群曾协助营救。后来,李士群被捕,其怀孕的妻子叶吉卿就住在胡绣枫家里,李士群出狱后全家又在胡绣枫家里住了一段。就在李士群夫妇最危险的时候,胡绣枫尽心营救,热情款待,因此被李士群夫妇视为救命恩人。




胡绣枫此时正在重庆、湖北宜昌等地从事国民党上层的工作。周恩来认为胡绣枫是自己身边不可缺少的地下党员,不能满足李士群的要求,感到很为难。胡绣枫在向南方局说明情况时,谈到姐姐关露也与李士群相熟,建议由关露代替她。




1939年深秋的一天晚上,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收到一封从重庆发来的由叶剑英签署的密电:“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刘少文向关露介绍,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分管统战与军事情报工作。小廖就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关露毫不犹豫地接过电报、路费以及廖承志在香港的地址,匆匆乘船前往香港。




在香港听了潘汉年的介绍,关露才明白组织上交给她的是一项特殊而又重要的任务。潘汉年解释:现在想派你去他那里,不是要你代表党和他谈话。而是利用你们过去的老关系,派你去看看,听听,摸清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把你看到的,听到的,汇报给我们,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做些策反工作。(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关露脑子里面激烈地斗争着,她深知这项任务的特殊性和艰巨性,但想到抗日大局,想到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最后她还是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答应了。




当关露请示如何开展工作时,潘汉年说:“有两点请你千万要注意:一点是,你在李士群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另一点是,以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要辩护,一辩护就糟了。”关露默默地点头表示:“我不辩护就是了。”潘汉年最后交代说:“你回上海后,我会马上派专人负责和你联系的。以后有什么情况和问题,你同他直接联系就行了。”(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关露回到上海之后,吴成方(化名张大江)奉潘汉年之命去找关露,通知她尽快到李士群那里开展工作。以后就一直由他与关露单线联系。关露也许意识到今后与别人很难再有正常交往的机会了,便特意与养女抱着她家的小狗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并约许广平到环龙路的寓所见了一面。周海婴后来回忆了这次见面:“这天上午,母亲带我去探望她……她已经迎了下来。身边有一位小姑娘,比我长二岁光景,十三四岁吧,脚下跟着一只卷毛巴儿狗,调教得颇温顺。关露住的房子是朝阳的,铺陈简单,有一般住宅较少的双人沙发椅。看不出活泼的小姑娘住在哪里……这次和母亲的相晤似有告别的意思,欢愉的交谈里含有一丝凄楚,我是不能明白的。之后闪闪烁烁地听到不利她的言谈,说她投身于日寇。从此以后,母亲不再提到她……”这次会面分别时,关露送给他们一张她的“全家福”照片。




关露执行这次任务,蒙受“汉奸文人”的误解,后来又因潘汉年案牵扯而被捕入狱。1996年12月,胡绣枫在接受《关露传》作者柯兴采访时,一脸的负疚神情:“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到76号李士群那里,本应我去,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我姐姐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两次入狱,十年坐牢,皆因我这句话引起。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关露主动给李士群打了个电话,李士群立即派人把她接到76号。李殷勤地带关露参观了几处牢房和审讯室,又认为关露这位名作家不宜在76号工作,有辱名誉,于是每个月派车来接关露,到76号去一两次,与李士群夫妇一起喝茶、吃饭、打牌、聊天。关露回到住宅就及时整理自己在李家的所见所闻以及李士群有意透露给她的情况,通过吴成方向潘汉年情报系统报告。这样,中共情报系统不仅掌握不少日伪情报,且对李士群的动向了如指掌。




李士群对关露很是照顾,每月送给她200元钱,逢年过节还要给双倍的钱。就这样关露与李士群交往了近两年。




l941年秋,关露有两个月没去,李士群派人接她到76号,直截了当地指出关露是奉潘汉年之命来到76号的,并指正她的真实身份:你妹妹胡绣枫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蒋介石这些年可把共产党害苦了,也把我李士群害苦了。在反蒋这一点上,我们是殊途同归。这些年我抓了哪个共产党?杀了哪个共产党?我要真的残杀过共产党,还敢再找潘汉年吗?说到底,我找潘汉年,是想为抗日为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情,说我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也可以。李士群说得恳切,希望能直接见到潘汉年。




关露告诉他,只要他有诚心,有一天潘汉年会和他见面的。李士群表示,如果老朋友需要,钱、枪支弹药、日本的情报,都能帮忙。(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此后,李士群便有意无意地向关露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关露也从与阔太太们打牌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1942年2月初的一天,与关露熟悉的袁殊打电话给她,叫她到霞飞路的卡夫卡斯咖啡室。在那里,她意外地见到了潘汉年。



潘汉年、廖承志于1939年冬奉命组建中共华南情报局,并由潘统一领导指挥香港上海的各系统情报组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香港和上海,上海彻底沦陷。潘汉年的情报指挥中心也转移到上海。潘认为,关露此次深入76号匪巢核心,成功策反李士群,为潘汉年进入76号会见李士群铺平了道路。潘汉年还明确指示关露,以后不用再去李士群那里。




三天后,在关露的安排下,潘汉年由袁殊陪同,来到了愚园路李士群的家。见到当年特科的领导潘汉年,李士群再三声明,愿意为抗日做些工作,希望得到中共的谅解。会谈中,李士群向潘汉年提供一份重要情报,就是日本人即将在苏北新四军军部进行较大规模的“清剿”、“扫荡”,并将有关军事行动计划详细告知。潘汉年表示谢意。(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随后,双方商定了今后的联络人。




关露深入汪伪特工总部两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在解放区和日本占领区之间,一时往来无阻。但日本人得知李士群与共产党发生了联系,内斗失利,1943年9月李士群被毒死。


忍辱负重,扮演“文化汉奸”角色


1942年,关露离开76号后,向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说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关露更为艰巨的任务: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华侵略,日本军部在中国网罗了一批汉奸文人,办了很多中文刊物,进行文化侵略。几天后,吴成方通知关露:组织上已决定派她到一家由日本领事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工作。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中国名字叫左俊芝。她富有自由民主思想,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们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通过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和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在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女声》杂志,担任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她尽可能宣传较隐晦的而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凭多年的工作经验,她刊登了很多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关露也以笔名在《女声》上发表了长篇小说《黎明》及大量散文等作品。《女声》的销售量达到了每月6000份以上,有好几次达到了万份。关露一面搞好编务,一面把收集到的情报资料送给地下党。她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




1943年8月,日本要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佐藤俊子通知关露:她被日本领事馆指定为大会“代表”,让她去东京开会。会议筹备期间,关露曾同吴成方谈过这件事。吴认为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会看到和听到许多有用情报。出发前,中国的赴日代表包括关露、张爱玲等十几个人全被登报,并配发照片。经过这次亮相,关露的“汉奸”之名是再也洗刷不掉了,只能忍辱负重。




这时,潘汉年派人送给关露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因为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本国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老朋友秋田恢复与他们的联系,恰好佐藤俊子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1945年4月,一直关心和保护关露的佐藤俊子因脑溢血去世,关露接替了《女声》总编辑的职务。《女声》历时3年多,成为上海沦陷期间一份有影响的妇女刊物。日本投降后,《女声》随之解体。此时国内报纸已经认定她是“女汉奸”,不断对她进行嘲弄。


回不去的身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地下组织接到密报,关露已名列国民党的锄奸名单。关露找到吴成方,提出迅速去解放区的要求。远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报告,指示在上海的夏衍、梅益具体安排。这样,关露和袁殊等人一起,于10月30日秘密到达了淮阴新四军根据地,逃过了国民党的迫害。




初到解放区,关露认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了。她没料到还会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误解、怀疑、委屈,并且继续付出代价。当时正逢新四军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关露6年来在敌伪营垒的经历,再加上没有转来组织关系,自然成了需要严格审查的对象。到达淮阴的第三天她就被送到城郊的板闸教育学院接受审查。关露的精神受到刺激,大病一场。




回到苏北解放区,关露想重拾热情继续创作。她将自己对党的追求写成一首诗,交给《新华日报》副刊。社长范长江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党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我们这张报纸是面对上海、南京一带的,那里的读者只知道关露是‘汉奸文人,并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署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




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的本意。




关露与王炳南相识于1938年初。后来王炳南离开上海,去了武汉,在周恩来身边从事抗日救国工作。离开上海前夕,王炳南见关露的住处已遭战火毁坏,就请她到自己在上海的家里来住。不久关露便收到王炳南的来信,信里还夹着他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王炳南到了陪都重庆后,在周恩来身边担任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对于王炳南,周恩来曾说过这样的话: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王炳南是秘书。毛泽东对王炳南说,你是我们的“王外长”!虽是戏言,却也足见领袖对王炳南的器重。(郭娟《关露啊关露》)




王炳南与关露鸿雁传书,寄托相思。l946年初,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王炳南随同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到了南京,住在梅园新村,担任代表团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他决定到苏北淮阴去找关露,并在动身前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邓颖超汇报。周、邓先是同意了,但在第二天王炳南即将登上飞机前一刻,邓颖超又赶到机场将他留了下来。邓颖超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影响,对你的工作不利。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这样?”




王炳南对关露的爱情,虽然实在是难以割舍,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又不能不毅然决然地忍痛割爱。于是,他给关露如实地写了一封断绝爱情关系的信。( 柯兴《魂归京都——关露传》)原本诗人气质很浓的关露受到这一沉重打击,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得知关露曾经带病从淮阴来到淮安,要求派人把关露接来见面。关露将自己六年来战斗在敌人营垒里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曾山充分肯定了她的工作,批评了她的联系人不及时向组织上沟通,并安排她住院治病。妹妹胡绣枫此时在上海为姐姐四处奔走,请有关领导为关露写了组织关系和证明材料。而扬帆也恰好从上海的报纸上发现一条消息:“中共上海方面负责人谈话,表示关露是共产党员,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进行地下工作,为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与日本共产党之间传递信件。”他迅速将报纸和自己写的证明寄往淮阴。有了这些材料,关露的心情逐渐好起来了,组织关系也恢复了。




1949年7月,关露参加了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见到了许多旧时的朋友。同年,关露调到中国铁路总工会文学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


入狱与昭雪


新中国最初几年,关露意气风发,回归了心爱的文学事业。1951年,她刚出版的小说《苹果园》被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陈波儿看中,要她改编成电影,并把她调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但好景不长,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关露受到牵连,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枯坐。两年的折磨,她的精神又濒临崩溃。狱中大夫说她装疯卖傻。(郭娟《关露啊关露》)




1957年2月,公安部作出《对关露问题审查结果与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但由于她与组织还未断联系,也没有发现她有其他罪行,所以也不能予以汉奸论处。因此,对她的处理,我们的意见是教育释放,仍然返回原机关工作。”




关露出狱后,并没有安排工作,党籍也未能恢复。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早年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时认识关露,得知她出狱后在北京的处境,即写信给公安部要求解决关露的党籍和工作问题,罗瑞卿批示安排办理。不久,电影局领导找关露谈话,说你没写出什么东西,身体也不大好,组织上决定让你提前退休。那年,关露刚50岁。




退休后,关露在香山买了套房子,担任了香山街道的党支部书记,并开始了长篇传记文学《党的好女儿刘丽珊》的写作。刘丽珊也是地下党员,在革命斗争中照顾过关露,后来壮烈牺牲。1960年代初,政治环境一度较宽松,关露希望能继续为党工作,就给中宣部写报告要求“归队”。中宣部批转文化部处理,文化部将她安排到商务印书馆。




“文革”爆发,关露在劫难逃。1967年7月,由康生、江青直接领导的“中央专案三办”,以“潘扬反革命集团案”为由,逮捕关露。在秦城监狱,关露蹲了8年,吃尽苦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狱。她的健康彻底被摧毁了。




粉碎“四人帮”后,关露一面继续养病,一面积极向党中央写申诉材料,要求对她的特殊经历进行复查,还历史以公正面目。




l982年3月23日,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之前,关露得到了彻底平反。她从心底深处松了口气。12月,完成手头文章后,她带着一身清白,带着传奇般的经历,悄然离开人间。




在潘汉年平反昭雪一年之后,公安部又于1983年8月22日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关露同志在抗战期间,在潘汉年等同志的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在日本特务机关所办的《妇女月刊》杂志社任主编,是情报工作的需要,是由党组织派去的,不是“进行文化特务活动”。原怀疑关露同志有反革命问题,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这份结论,关露没等到。




王炳南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说,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安排是不够妥当的。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也许关露早在进入76号之前,已准备好献身革命了,只是她没想到,后面还有很长的路。在她的遗物袋子里,依然珍藏着王炳南送她的照片,背面她题写了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在吞下安眠药之前,她还在装药瓶的牛皮纸信封上写了最后一句话:“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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