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云见月看北宋-掰开王安石真面目
2021年底是武汉抗疫两周年纪念，也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年，特此发文。
神宗为了变法的效率，绕过现有官僚机构，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替皇家敛财，破坏贵族-君主-文官三权分立，神宗当然配合。
这是楼主给武汉封城期间播出的，由武汉籍演技派明星王凯主演的上星历史大剧----清平乐写的历史点评系列。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历史，每一页都写着“吃人”，不是士大夫眼里那种风花雪月。不管宋仁宗本人如何，他代表的制度，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是可以吃人的。
IMF曾经做过全球经济史统计，宋神宗是全球有史以来第三富豪，比尔盖茨只能在第九位--明白为什么两宋有六百次农民起义了吧，社会财富的流动有极大的级差。
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我一直在说，对本剧，欣赏其文化中国的部分，对其王朝中国的部分要持批判态度。嗯，小姐姐我这样热爱自由幸福与和平博爱的江南美女，打死我都不愿意穿越去大宋当什么后妃或者主君娘子什么的。
既然是仁君朝画卷，本剧清平乐，我最起码可以期待的结尾境界是，诚然宫内是悲剧，但是那些贤臣名将，还有剧中那些平民角色，都可以得到令人欢喜的结局，这种悲喜反差，才可以体现“仁”，否则就只有封建专制王朝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千篇一律的不仁悲剧，那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了，环境所致的不仁，即使仁君也未能挽尊。
我以前说过，王安石熙宁年间两次变法都是孤独的，那些名列庆历新政的新锐们以及后来的元佑党人里的如雷贯耳的北宋人杰们，除却早逝的，基本上都反对他，但是反对与反对不一样，笃信佛教的，基本上对事不对人，没有一棍子把他打死，比如苏轼骂司马光“司马牛”那次争吵，就是苏轼认为王安石也有可取之处，跟他的老师欧阳修态度一致。尊崇道教又有灭佛思想的，比如司马光等，那就反对王安石特别厉害了，死磕。
第二部分--北宋庙堂到江湖（民间）往事
  前面说的农民起义，这里补充一个冷知识--夏商周三代到先秦分封制（原始的联邦或者邦联制）时候，农民起义是很少的，典籍里只有盗跖起义或者国人起义的少数几次，基本上都是诸侯之间的无义战的杀来杀去；秦统一中国实现君主集权甚至极权的郡县制以后，开始不断涌现陈胜吴广这样大规模农民起义-
--这是因为郡县制的地方基层管理者流动性太大，对辖区的归属感不同于诸侯，容易出现“人走茶凉，政亡人息”的常态，基层政策不连续，所以吏治特别重要，“父母官”不是盖的，老百姓就像抽签一样，不知道未来几年自己摊上一个好官清官，还是一个裙带关系塞进来的贪官污吏。
到了北宋，还具有一个特征就是朝堂党争厉害，保守党与改革党轮流执政，到了基层就表现为政令朝令夕改，无所适从----且不说君子去位后由小人继位，即便是以君子替君子，萧规曹随者能有几人？多半会把前任未竟的事业葬送。  
嗯，这像不像米帝的驴象轮值的弊端啊？噗嗤！ 
 宋朝致力于通过制度的精细制衡，精确调节，把内部矛盾逐步化解，以达到稳定的目的。
科举制度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正是科举制度，使郡县国家的治理者明确下来了，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士大夫官僚。  宋的生存空间那么小，科举造成的官僚又空前的多，设官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安排人，根本不是为了做事，这种官僚主义一定要坏大事的。 
 我其实蛮推崇得胜欣赏的我们湖南（我祖庭郡望，本身是上海人，苏州儿媳）大儒王船山（王夫之）在史论专著--宋论里的观点：
第一，王安石变法不同于庆历新政，后者是强国利民的，前者是利君的，造成了国家财富及国家财政权极大地向宫廷和君主集中（现在我们称之为基尼系数超临界）。
我说还有一个佐证就是，宋代自神宗开始，神宗、哲宗（除早年高太后摄政时期）、徽宗一连三位皇帝，都选择了支持王安石变革的新党，而不是以韩琦、司马光、苏轼等人为首的旧党（其实旧党不旧，他们都是宋仁宗时代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向往者）---前者考虑的是君主的增益，后者还是有民贵君轻，先忧后乐的士大夫理想情怀的。
楼主小姐姐说，可笑的是，宋仁宗时代，富弼出使辽国时候游说，就是巧妙地以君主的增益来诱惑辽兴宗，摆脱辽国南北班（南班是汉族大臣，北班是契丹贵族）臣子们从辽国国家战略出发制定的计策，从而不辱使命，取得成功的“重熙增币”。
王夫之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埋下了两宋亡国的种子，王安石是大宋第一罪人。 
IMF曾经做过全球经济史统计，宋神宗是全球有史以来第三富豪，比尔盖茨只能在第九位--明白为什么两宋有六百次农民起义了吧，社会财富的流动有极大的级差。
楼主小姐姐我站的是范仲淹等发起的庆历新政，那才真的是为国为民计深远！ 
改革的决定权永远在皇帝手中。 庆历新政，在我心中虽败犹荣。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
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
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
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
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
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回顾下那个热血时代。
 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冲淹和富弼等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书》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从而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北宋时期的“三冗”问题由来已久，是北宋“积贫积弱”的根源，但取士问题要从宋太宗赵老三赵光义继位后扩招说起，其在位22年期间，录取进士近万名，平均每年450余人，而前朝唐朝，290年间进士总录取不过6000人。
 “精贡举”是改革科举的制度，规定以成绩优等者才能做官，且逐步减少科举考试录取名额，以缓慢解决“冗官”问题。 仁宗对进士名额开始做出限制，三年一举，每举不过400人，但如此算来平均每年仍有130多人。
 
“抑侥幸”拿恩荫制开刀，目标直指中高层官僚子弟的既得利益。靠着恩荫制进入官场的多是德才兼无的纨绔子弟，数量极大。
“明黜陡”北宋时期文官三年晋升一次，武将五年晋升一次，完全论资排辈。这对昏庸无能、缺乏实际工作能力的官员起到的淘汰作用很小，所以范仲淹提出“明黜陡”要对此类官员予以罢黜。
“朋党之争”
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因在庆历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人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而仁宗对朋党之论也开始产生怀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
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潮，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戒朋党”本来就是北宋帝国的立足之本-- 赵老二赵匡胤规定：“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门生。” 
 继续说王船山先生的宋论观念，可以看出为什么得胜推崇他：
第二，王夫之认为，不仅王安石变法是亡国种子，程朱理学也是亡国之学，完全不同于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心学以及“横渠四句”关学的创立者张载的关学（纠正汉儒的篡改，复兴孔子孟子真正的“民贵君轻”经学思想，我很看不惯北宋那些人强拉张载为“理学五子”，我认为张载鹤立鸡群）、谭嗣同的仁学等儒家流派里的强国利民之学。 
 偏偏，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就是明清以来统治阶级力推的“程朱理学”的推崇者---理学独大的恶果之一就是土地等生产关系恶化，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内忧外患积贫积弱；
到了1949年以前，从北宋韩琦以及跟他、范仲淹一起在陕西文韬武略过的、英年早逝的王尧臣曾经努力推行的均田制（均田制可以保障府兵制，府兵制类似今天瑞士等欧洲国家的全民皆兵，藏兵于民，而募兵制就需要庞大的财政和赋税专门来养兵），都因为触动利益集团大奶酪而根本进行不下去，不能均田一直是历代人民最大的痛苦来源，直到1949年以后得胜领导的土改。   
得胜把王阳明的“明明德”和陆九渊的“亲民”，发展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全面批判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以程朱理学为招牌，对于中华文明的歪曲。  
王阳明说： “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功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驰然日就于颓靡者。” 
 个人生活克己复礼的王安石心胸狭隘，也是一个奇观。他主持熙宁变法，还自己把自己放在孔庙里面祭祀，在中国古代文臣中算是唯一的一个。
王安石的新政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上还有保甲法，保马法和置将法，但是王安石的变变法主要是为朝廷增加收入，但触犯了很多老百姓的权益，让许多百姓叫苦不迭，北宋老百姓愿意参军保家卫国的越来越少，这主要是变法让百姓民心尽失，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参军报效国家。
他的变法不仅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还让百姓和朝廷之间离心离德，朝廷中党派之争愈加严重，新党和旧党之间的利益冲突让北宋元气大伤，朝局混乱不堪，而且皇帝不再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只要宠幸几个心腹，就能够决定国家大事，比如蔡京等人。 
然而，北宋前期，“连中三元”的美男子状元宰相，山东人王曾的岳父----名臣名相李沆有名言曰：“居位无补，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可以报国。”那时候风气还是很好的。
嗯，科普下，北宋名臣大家爱才的一个表现就是喜欢让才子俊杰娶自己家的姐妹花，不只是“大姨夫变小姨夫”的欧阳修连襟王拱辰先后娶薛奎的两个女儿为前后嫡妻，王曾有两任嫡妻都是李家姐妹花；2009年安阳发掘韩琦家族墓地，发现韩琦不仅墓葬规格接近大宋皇后，不而且韩琦前后两位嫡妻子也是天下闻名的名门博陵崔氏姐妹（同族，都是诰命安国郡夫人），2009年发掘安阳韩琦墓地是考古学大事。 
 盛家大娘子原型是清平乐前面出现的配飨太庙的状元宰相王曾（谥号文正，跟范仲淹谥号一样，跟后面富弼的女婿冯京一样是连中三元的帅哥，大宋点状元有选美考虑的，嗯，王曾是山东帅哥，历史上也以眉目如画，身材修长著称）的小女儿。 
富弼所撰《王文正公行状》，王曾家正好有三个女儿。王曾亲生儿子四个都没有长大，但是收养侄子为养子------其弟王暤之子王绎，出继王曾为嗣，官至尚书兵部郎中、秘阁校理---就是朝堂上跟盛明兰顾廷烨对决官司的那个平庸的王家大哥原型。 
王曾有过三任配偶，后二任皆是名相李沆的女儿----替女儿康姨母朝堂喊冤，那个气度不输给盛明兰祖母的王老太太原型。  宋英宗嘉佑八年(1063年)，王曾名列第一，与吕夷简、曹玮得以配享宋仁宗庙庭。 
 第三，历代只有“主少国疑”之说，但是两宋是非常特殊的君臣疑神疑鬼时代--我前面说过宋仁宗的仁，其实是一种生于忧患中小心谨慎的无奈，臣工何尝不是如此？
王夫之《宋论》说，宋之得天下，不是以德、以功，而是凭侥幸，因此，它对于事功和有能力者是排斥的，怕的就是他们“颠倒威福”，“行不测之权”，这就是帝王之私-----宋代的问题，恰在于“矫失以为得，必丧其得”。
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不能仅仅靠“纠偏”而获得。  
王夫之认为宋代言官制度空前实际上就是这种君臣之间疑神疑鬼不信任情结的产物（嗯，跟剧中赵祯对于梁怀吉等几次唏嘘吐槽很一致），用舆论制衡臣下。  
宋朝的言官制度与唐朝有一重大区别，那就是唐朝的言官是宰相的手下，理论上只绳纠天子而不弹劾宰相。宋仁宗则将言官（台谏官）体系独立出来，使其与宰相对立。从此宰执与台谏势成水火，朝堂废话连篇——交相为战的后果往往是两败俱伤，但双双贬官之后往往又会被再度启用，于是朝臣荣辱进退无常，贬官者不以为耻，任事者难终其志，是为仁宗朝开启两宋政乱肇始之由。 
 噗嗤，像不像今天世界上某些地方，议会里动辄大打出手的场面？
  根据舆论进退大臣的后果如此严重，宋主依然喜欢看到言官与宰执大臣的纷争，何故？
王夫之认为这跟猜忌武将是一个道理，不过是以此敲打宰执，使之无法对君权构成威胁罢了。 
 
王夫之心中的君子是应该求大同存小异的。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 “君子所望于人者，以礼相奖、以情相好已耳。”所以他非常蔑视两宋帝王看臣下斗鸡，自己却乐在其中可以御下的那套法力诈术与胶着于细节的党争冠以高大上的所谓“君子小人之辩”。 
王夫之也在《宋论》中也点评了宋仁宗朝的君子基本还是真君子：“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赵匡胤为人善良大度，又是基层军官出身，威信高被手下拥立黄袍加身。坏就坏在他母亲杜太后啥都不懂瞎掺合，让他把帝位交给自己弟弟继承，但是他总是不死，于是发生烛影斧声。
得胜把唐宗宋祖并列为t1级别，对赵光义的评价是无能。赵光义忌惮哥哥的旧部武将，担心会再一次发生武将政变拥立哥哥一系，所以重文抑武。
宋朝军队很难打胜仗的一大主要原因是，宋代的军事方针和策略都是由内廷做出，前敌将领无法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灵活机动。